1949年新政協代表名單是如何產生的

l949年,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批准了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新舊更迭之際,不少黨派,團體派人到北平與共產黨聯繫,或致電、致書,要求參加新政協。這固然是個好現象,說明共產黨得人心。但也表明,在新政權建立之時,各種政治力量都想在其中佔有一席之地。因此,確定新政協代表名單尤為重要。中共中央做了一系列工作,最終確定了一份包括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地區.軍隊、人民團體和特別邀請的23個單位、662位元政協代表的名單。這個名單具有極大的代表性和廣泛性,體現了全國人民在愛國主義基礎上的大團結。

代表問題協議的達成

1948年,在解放戰爭取得節節勝利,中國革命進入新高潮的形勢下,中共中央於4月30日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鄭重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一號召迅速得到了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隨後,中共中央自8月起,開始邀請並護送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區,並就籌備召開首屆全國政協問題同他們進行了廣泛的協商與討論。

9月18日,由香港北上解放區的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等已經起程但尚未到達之際,中共中央即致電東北局,要求在民主人士到達哈爾濱後,由東北局征詢他們對召開新政協會議的意見。當北平民主人士符定一、吳晗、劉清揚等到達河北省平山縣李家莊後,周恩來多次去看望,聽取他們對籌備召開新政協會議的意見。隨後,周恩來根據此次會商情況,擬定了一份《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文件草案,經毛澤東審定後,於10月8日以中共中央名義致電東北局,徵求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意見。

中共中央在該文件草案中提出了關於召開新政協會議的初步建議:「提議由中共及贊成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第五項的各主要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成立一個新政協的籌備會。」該文件草案後面還附了一份「提議邀請參加新政協的單位表」,其中黨派單位10個,區域單位6個,軍隊單位6個,團體單位17個,共計39個。

為進一步聽取各位民主人士的具體意見或建議,根據沈鈞儒的提議,東北局於10月23日同他們進行了「分問題具體商談」。當時,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大多尚在香港或正在北上解放區途中,沈鈞儒等人希望,中共能將《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檔草案轉發香港,以徵求在港民主人士的意見。於是,中共中央很快於10月30日致電中共香港分局,征詢他們意見。

11月15日,東北局同沈鈞儒、譚平山等人商談,他們完全同意中央意見,並提出兩點新建議:一、規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由中共及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代表共38個單位組成,每單位人數6名。二、如再有增加單位的提議,可隨時協商,在籌備會中作正式決定。對此中共中央很快於11月20日復電表示同意。

11月15日,東北局同沈鈞儒、譚平山等人商談上述答復,他們完全同意,並提出兩點新建議:一、規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由中共及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代表共38個單位組成,每單位人數6名。二、如再有增加單位的提議,可隨時協商,在籌備會中作正式決定。中共中央於11月20日複電表示同意。

與此同時,中共香港分局負責人方方、潘漢年、連貫於11月20日致電中央,報告其與在港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座談情況及提出的意見:一、國民黨集團內,如有贊同三反(反帝、反封、反官僚資本)並見諸行動者,似應准其參加新政協。二、華僑民主人士中各層都有代表參加籌備會則更好。三、東北政治建設協會,可否作為一個單位參加。四、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派」似應列為一個單位,梁先生個人參加是不成問題的,但其組織不應列人邀請單位。五、華南各省遊擊區人民武裝有數萬人,有鬥爭歷史(如瓊崖、東江等),似應列為一個單位,等等。

中共中央在充分吸納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意見的基礎上,於11月25日由東北局與沈鈞儒、譚平山等人在哈爾濱就《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中提出的成立新政協籌備會和新政協的性質、任務、參加範圍等冋題,進行了商談,取得一致認識,達成了協定:一、新政協籌備會由中共及贊成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第五項的各主要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組成。每單位參加人數1人至4人,其確定數目和人選,經其本單位提出,由籌備會各單位協商定酌;其無團體組織僅有代表性的人士,則由籌備會其他單位共同推定。二、新政協參加範圍,由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壓迫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組成,南京反動政府系統下的一切反動黨派及反動分子必須排除,不得許其參加。

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新政協籌備會決定「常務委員會得按工作需要,設立各種小組,並由常務委員會指定各小組組長副組長」。當晚,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會議還通過了《各單位代表參加小組辦法》,其中第一小組負責擬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各單位代表名單,組長為李維漢。

6月16日至9月20日,新政協籌備會常委會先後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了8次會議。常委會對政協共同綱領、政協組織法和政協代表名單等問題進行反復討論和最後決定。政協會議籌備期間,周恩來作了《關於中國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不僅闡述了共同綱領、政協組織法等問題,而且明確地說明政協的性質、任務及代表組成的依據,這為之後順利通過政協代表名單提供了思想政治基礎。

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雖然最先通過了《關於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但籌備會仍是各小組中任務最繁重、工作最緊張的一個。因為仍有許多黨派團體和個人要求參加新政協,需要認真對待和處理,而且各參加單位五六百名代表人選亦亟需逐一協商和確定,這是一項極為複雜嚴肅的工作。第一小組在周恩來精心指導與李維漢具體領導下,投人到緊張的工作中。他們與響應中共中央「五一」號召、從香港和國民黨統治區來解放區參加籌備召開新政協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接觸,商談新政協的有關事宜,特別是參加新政協會議的代表問題。

新政協籌備工作期間,常委會共收到30個團體和個人要求參加新政協的書面請求。第一小組組長李維漢提出了處理這些請求的基本指導思想:首先注意政治嚴肅性,嚴格分清敵我,拒絕國民黨反動政府系統下的一切反動黨派和反動分子;在此基礎上強調團結的廣泛性,盡可能多地容納各個方面的團體和代表人物,務使一切為革命作出貢獻的團體和代表人物都能適當安排,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李維漢帶領第一小組成員,擬定了具體要求:一是這些要求參加新政協的政治派別和團體中,有些解放戰爭期間對革命雖曾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組織嚴重不純,成分複雜;有些並無民主運動的歷史和實際表現;有些在解放戰爭時期還有過反動行為;還有些則是極少數反動分子或政治投機分子臨時拼湊起來進行招搖撞騙的反動組織。總的說,都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參加新政協的標準,因此,作為單位,不能邀請參加。二是對他們中有民主運動歷史並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分子,在他們的政治派別或團體宣告結束以後,邀請他們以個人身份參加政協或在工作上做適當安排。三是對他們中的一般成員,只要不是反動分子,都給以學習和工作的機會,願意參加其他民主黨派的,幫助向有關黨派推薦。四是對於當時同美帝和國民黨反動政權關係密切,並仍為他們服務的團體,則予以解散。但對他們舉辦的事業,在接管後加以改造,使之為人民服務。其中的工作人員,酌情分配適當工作。總之,既要堅持政治上的嚴肅性,又要實現團結的廣泛性,擴大統一戰線的團結面。

審慎審查人民政協代表組成

按照新政協籌備會組織條例的規定,周恩來、李維漢和第一小組全體成員做了大量工作,對提出參加新政協書而請求的各黨派、團體和個人進行逐一審查。

孫文主義革命同盟(簡稱「孫盟」)是從國民黨中分化出來的一個政治派別。對於中共中央的「五一」門號,「孫盟」曾在口頭上表示回應。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期間,曾有人提出「孫盟」是否作為一個單位參加新政協。經第一小組研究,認為「孫盟」裏邊確有一部分民主人士,也對革命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組織不純,成分複雜,不宜作為一個參加政協的單位,必要時可個別邀請其中的代表人物參加。1949年7月,「孫盟」負責人許聞天應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到達北平,李維漢與其進行了談話,肯定「孫盟」過去為革命做了有益工作,同時舉例說明該團體成分甚為複雜,建議許聞天考慮「孫盟」自行結束,成員可個別參加「民革」。許聞天表示同意。8月2日,「孫盟」在上海宣告解散。隨後,新政協籌備會特邀許聞天等人以個人身份參加了新政協。

民社黨革新派全稱「革新中國民主社會黨」,系1946年11月張君勱等決定民社黨參加蔣介石召開的「國大」和「改組」的國民黨政府後,由民社黨中分裂出來的一部分人組成。其人員較複雜,負責人中有的與美帝關係密切,有的是國民黨軍統分子和中統分子;有的人既反蔣也反共,主張走第三條路線;也有少數反蔣民主義士,如沙彥楷、汪世銘等。

中共中央發佈「五一」口號後,該派發生分化。沙彥楷、汪世銘等曾以民社黨革新派的名義發表文告,響應「五一」口號。12月,該組織發表《告全黨同志書》,宣稱他們「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及生產勞動大眾利益」,主張「肅清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推翻以地主、買辦及貪污腐化集團為基礎的南京反動政府,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號召全黨加強團結,為徹底消滅革命的敵人,加速革命戰爭勝利而共同奮鬥。

1949年6月19日,李維漢在籌備會全體會議上作《關於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草案)》的說明時講道,今年春季,中共中央曾與在京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就民社黨革新派是否作為一個單位參加新政協問題,作過研究與協商,認為該派在成立的後幾年中,經過一些曲折和幾次分裂。其內部確實存在民主分子,他們也是努力奮鬥的,但就該派整體來說,確實成分複雜,不必作為一個單位參加新政協,必要參加的民主分子,可以考慮個別邀請。新政協籌備會議同意此意見。

6月27日,李維漢會見汪世銘,向他表示,經與各方面商討,認為民社黨革新派成分複雜,不宜作為一個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建議他們考慮自行結束。其中的民主人士代表人物可由新政協籌備會邀請,以個人身份參加。成員中的民主分子,如「民盟」同意,可以個別參加「民盟」,他們中如有被誤認為反動分子的人,可將名單開來,以便協助解決。汪世銘表示同意,並說已函請該派組織暫停活動。

這次談話後不久,社會上發現以民社黨革新派名義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對他們未被邀請參加新政協表示強烈不滿。詢問汪世銘、沙彥楷二人,他們表示事先不知道,願意公開予以駁斥,自行處置。1949年9月,在民社黨革新派決定自行解散後,新政協籌備會特邀沙彥楷、汪世銘以個人身份參加新政協。

當時,解放區還有人建議新政協籌備會應照顧「漢留」這一與紅幫類似的全國性組織。對此,中共中央指出「青紅幫、漢留等,既非民主黨派,又屬封建組織,對反美反蔣無貢獻,有些地方更常為反動統治的爪牙,故不應邀其參加。即使其中個別分子或一部分人也曾參加蔣管區的人民抗丁、抗糧運動,我們亦應以革命群眾看待之,而不要以幫會看待之,免得助長社會中的秘密封建組織」。據此,將「漢留」排除在了新政協之外,保證了新政協的嚴肅性與純潔性。

還有一些黨派,如九三學社、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因有民主運動的歷史,被邀請參加新政協。對此,周恩來曾專門作出說明:九三學社是在抗戰後期成立的,在民主運動中起了很大作用,並且響應「五一」口號。因為當時在國民黨統治之下,不能公開發表意見,所以一直到北平解放時才公開活動。「臺盟」是一個革命的組織,五一前就從事臺灣人民的解放運動。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早就籌備,今年(1949年)才成立,它的前身是青年救國會、民主青年同盟等革命組織,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對革命貢獻很大。

確定代表名額和人選的時候,不是平均主義,而是有重點、照顧到各方面,包括少數民族。第一屆政協少數民族代表共有28位。從人數上看,這一次民族方面的代表比較少,包括回族4人、彝族1人、蒙古族2人、苗族1人、朝鮮族1人、黎族1人、藏族2人,共7個少數民族的代表,他們主要來自西北、西南、東北、海南島等地,這是因為一則當時許多少數民族地區還未解放,二則大規模民族識別工作還未進行,對少數民族的認定不全面。就民族成分來說,新政協代表人選亦曾出現個別的遺漏。如少數民族代表中沒有安排滿族代表(在其他單位中有滿族代表,如齊燕銘、羅常培等)。後來召開政協第二屆委員會時做了彌補。李維漢也曾就少數民族的名額問題談到,希望能多增加一點兒少數民族名額,但由於當時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多數還沒有獲得解放,在物色人選和交通等方面都有困難,雖然盡了最大的努力,出席會議的少數民族代表還是少了些,而且代表面不夠廣泛,實為遺憾。

此外,政協會議籌備期間,還有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中國民水治黨、中國農民黨、光復會、中國少年勞動黨、人民民主自由聯盟、民主進步黨、中國人民自由黨等,自香港派人來京活動,爭取公開合法地位和要求參加新政協。據$時各方調查,這些所謂黨派的成員十分複雜,性質多屬反動。因此,新政協籌備會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後來,其中有的人隨著形勢的演變,政治態度發生了變化,陸續回到了祖國大陸人民的陣營,參與新中國建設。

經過3個多月的協商、醞釀,終於確定了一份包括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地區、軍隊、人民團體和特別邀請的5個方面、23個單位662位的政協代表名單。這個名單具有極大的代表性和廣泛性,體現了全國人民在愛國主義基礎上的大團結。

1949年8月18日,新政協籌備會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各單位首席代表座談會,討論新政協代表名單,李維漢在會上作了《新政協代表名單協商經過情形》的報告。周恩來在總結新政協籌備工作時說「維漢同志出力最大」。李維漢為籌備新政協所付出大量的艱辛勞動得到了黨中央的充分肯定。後來,中央統戰部把參加新政協的單位人選和各項統計印製成冊,毛澤東看後風趣地說,那是一本包羅萬象的「天書」。

(葉介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