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廟政治學」:臺灣政治人物的選舉必修課

不久前在島內舉行的台中大甲媽祖、苗栗白沙屯媽祖繞境活動中,有意於2020年角逐臺灣地區領導人「大位元」的朱立倫、王金平、蔡英文、賴清德、周錫瑋等人紛紛奔赴鎮瀾宮、拱天宮以及媽祖繞境時駐蹕的宮廟參拜上香。而身為「大選」熱門人選的臺北市長柯文哲同樣「不甘寂寞」,跟著大甲媽祖八天七夜繞境走完全程。4月17日,就在大甲媽祖回鑾的次日,臺灣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又公開宣佈媽祖托夢給他,「叫我要出來做一些事情,為臺灣人民做更多事」,希望自己可代表國民黨競選臺灣地區領導人。島內政壇人物對民間宗教盛事趨之若鶩、爭相與媽祖信仰攀上關係的獨特社會景觀表明,傳統宗教與政治活動結合綿密,「宮廟政治學」已成為影響臺灣選舉政治的重要元素。

「宮廟文化」影響力無遠弗屆

臺灣社會堪稱活生生的宗教「博物館」,其宗教生活充滿豐富多元色彩。具體而言,島內寺院、宮廟、神壇與教堂林立,佛教、道教、基督教、媽祖等信仰廣泛流行,除少數臺灣民眾委身基督教等一神信仰外,其他人普遍具有泛靈信仰的傾向——媽祖和「王爺」等傳統民間信仰涵蓋了超過一半以上的人口。2014年,美國皮尤研究中心曾發表報告,就宗教多樣性等問題對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統計分析,臺灣以8.2分(10分為滿分)名列第二,僅次於9分的新加坡。

而島內「宮廟信仰」之所以多姿多彩且長盛不衰,有著深遠的歷史淵源與合理的現實原因。歷史上,媽祖、保生大帝、王爺等信仰為移居、開發、建設臺灣的大陸民眾提供了強大精神支援。明清以來,閩南、粵東等地民眾大規模移居臺灣。他們要面對嚴酷自然環境的挑戰,如變幻莫測的海洋狀況帶來的船難、毒蛇猛獸與瘴癘瘟疫造成的人員傷亡等等,還要迎接暴力衝突等突發事件,例如與島內少數民族爭奪水源土地、與其他省籍的族群搶奪市場資源而爆發械鬥。面對險惡處境,初期移民通常會以祈求海神、家鄉神祇保佑的方式獲取信心,並陸續開始將大陸地區流行的各種民間信仰迎入島內,建廟立祠,予以供奉。在現實維度,這些廟宇通常建在漁港碼頭或交易市場等人財物彙聚的地方,其初衷是方便廣大信眾祭祀。廟宇落成後,廟前廣場往往成為當地信仰活動、商業活動乃至社會生活的中心。這些宮廟除了能為民眾提供精神慰藉外,還可以提供醫療、教育和慈善等社會服務,有的宮廟甚至還可以為信徒提供小額借款。因此,每逢宗教節日或重大慶典,信徒都會自發前往宮廟進香祭拜、參與活動,借此展現內心的虔誠,並感激宮廟為其提供的各類公共服務。

需要指出的是,地方宮廟的影響力不僅停留在民眾日常生活範疇,還滲透至臺灣政治活動領域。「戒嚴」時期,島內就有不少小型選舉,候選人多會選擇在酬神的歌仔戲等宗教慶祝場合拉票、拜票。「解嚴」後,台當局開放大型選舉,政治人物為了更好地接近選民,塑造「接地氣」的親民形象,只要前往地方基層造勢,勢必赴當地有名的廟宇參拜上香。倘若他們同宮廟主事者或董事會成員私交甚篤的話,後者還會主動幫其拉票、催票,借助諸多宗教話術影響信眾政治認同或投票意向,進而在很大程度上介入選舉活動。久而久之,政教分離的現代政治倫理準則在島內遭到解構,臺灣選舉政治與宗教信仰的「隔離牆」緩慢崩解,島內政治人物無不希望以地方宮廟為仲介,爭取善男信女手中的選票,參與宮廟舉辦的宗教活動成為他們競選造勢、拉攏人心的重要手段之一,「得宮廟者得天下」的說法亦在臺灣政壇不脛而走。

地方宮廟具備強大選舉能量

實際上,臺灣宮廟勢力介入且影響選舉的機制並不複雜,蓋因贏得選舉的兩個關鍵要素是選民動員與資金支援,而宮廟作為凝聚地方人流、物流與「金流」的中樞,在這兩方面對競選者皆有助力。

宮廟是基層權力關係的載體,其負責人對在地人口擁有較強號召力。因為選址建廟所費不貲,普通民眾不可能獨立完成,通常要由士紳精英階層牽頭興建,宮廟建成後,也一般由地方幾大家族輪流出任或單獨一家負責日常管理工作、籌備年度祭祀活動,而承擔上述責任者即為「爐主」。「爐主」在支配地方人力、物力與資金方面享有很大話語權,成為彙集當地社會資本的「意見領袖」,繼而具備一定組織動員能力。此外,島內各地宮廟之間長期保持「分靈」關係,這既是它們彼此聯絡溝通的紐帶,也是不同族群或村落跨越地域限制、確立共同政治立場和行動目標的基本形式。20世紀70、80年代以降,臺灣經濟飛速發展,社會劇烈變遷,廣大民眾的信仰方式有所改變,傳統的「爐主」制度逐漸被理事會制、委員會制或財團法人制等現代企業管理方式所取代,但地方政治、商業領域的頭面人物因掌握豐沛資源與人脈優勢,同樣比較容易進入廟宇管理、決策團隊,並借機經營地方派系或「山頭」。在政黨政治與選舉制度的催化作用下,宮廟、地方勢力與選舉便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特別是在「二合一」「九合一」等大型選舉中,政治人物均希望以宮廟為舞臺,在盛大宗教活動中抛頭露面,進而達到將信徒轉化成支持者的目的。

除卻選舉動員方面的優勢,香火鼎盛的宮廟通常還掌握龐大資金,具備政治獻金能力。出於「有拜就有保庇」的心態,宮廟所在地的家庭多會為宮廟大小節日或日常管理貢獻一定的捐款與勞役,尤其是那些聲名遠播的廟宇,收取的「還願錢」「香火錢」「香油錢」往往超過開支費用,由此得以積累豐厚收益。舉例來說,台中大甲鎮瀾宮在1945年後長達32年的時間裏,一直由大甲鎮鎮長郭金焜擔任管理人和主任委員。與此同時,郭還兼任大甲國姓廟、文昌祠等廟宇負責人,他因承擔維護修繕廟宇、運營地方慈善事業的重任,執掌數量巨大的資金。正是由於地方宮廟累積資金迅速,部分宗教團體因此成為政治獻金的「主力」。兩蔣統治臺灣時期,在地方縣市長選舉過程中,宮廟「爐主」為尋求與政治人物搭上關係,常常會直接進行政治獻金。近年來,隨著「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逐漸落實,島內宗教團體不能再直接為政治人物獻金,但這並不妨礙宮廟資金「改頭換面」,通過其他管道流入選舉活動,變相成為選舉獻金。

政壇人物爭相攀緣媽祖

如果說「宮廟政治學」是臺灣政治人物搶選票的「必修課」,那麼媽祖就是他們不願缺席的「精品課程」。這是因為被人們諄稱為「天上聖母」和「天后娘娘」的媽祖,長期位居臺灣「十大信仰之首」,在島內擁有數量驚人的信徒。據「宗教團體普查報告」統計,全臺灣有1352間媽祖廟,媽祖信仰人數約占島內人口的六成,達1400萬人之多。媽祖作為全臺灣信仰人數最多的「民間信仰」,自然成為政壇人物眼中選舉動員的「利器」。

在組織動員方面,媽祖在「人心需求的大社會背景下被呼喚出來」,通過各種組織團體與祭祀活動編織成一個「信仰圈」。也正是由於臺灣政治人物深諳抓住媽祖信徒的心就能帶來組織性影響的道理,他們不分政治立場,幾乎悉數都對媽祖十分敬重,不斷通過參拜廟宇、參加宗教活動等方式向信眾示好,尋求民眾認同。此外,媽祖廟下還有負責不同功能的組織,這些組織往往由地方「陣頭」把持。對社會中低階層群體而言,「陣頭」與他們的日常生活休戚相關,接受「陣頭」的選票動員意味著一種示好,有望換來「陣頭」在其他方面的慷慨回饋。

在宗教經濟方面,媽祖信仰同樣具有不俗表現。每年農曆三月的媽祖繞境,號稱是「臺灣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活動」,關注且參與繞境的人數高達數百萬。台中大甲鎮瀾宮媽祖的繞境進香議式,更被評選為「世界三大宗教活動」之一。由此產生的經濟產值亦極為可觀,其:全長300多公里的進香路線堪稱一條「金流」,沿途信眾每天吃喝產生的費用即高達1億元(新臺幣,下同),採買各類紀念品的花銷約為4億元。另據調查,早在2012年,參與各地媽祖繞境活動的信眾即突破120萬人,以平均每人消費約2000元計算,每日食衣住行消費規模超過2億元,媽祖繞境產生的整體經濟效益在當時就已逾40億元。

島內大大小小的媽祖宮廟人群絡繹不絕,這樣的場合成為競選者與選民互動「搏感情」的絕佳場合,滿足了政治人物希望獲取最大基數的選民「芳心」的需求。媽祖廟成為潛在的「超級票倉」,島內政客紛紛將之視為「必爭之地」。「大選」前後,政治人物或地方候選人均會選擇參拜媽祖廟,參與北港朝天宮、大甲鎮瀾宮、苗栗拱天宮等宮廟的進香、繞境活動。2008年,馬英九就曾以臺灣地區領導人當選者身份參加大甲鎮瀾宮媽祖繞境起駕儀式,全程用閩南語致辭。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在擔任「省主席」時連續八年為媽祖扶轎。2000年,民進黨首次上臺執政後,時任臺灣地區副領導人的呂秀蓮和臺灣行政部門負責人蘇貞昌都踴躍參加媽祖起轎儀式。今年,大甲媽祖、白沙屯媽祖繞境適逢藍綠陣營初選選情緊繃時刻,這場宗教活動成為「大選」前哨戰的戰場。4月,為爭奪黨內提名而形同水火的蔡英文與賴清德先後參與媽祖繞境活動,韓國瑜、吳敦義、朱立倫、王金平等國民黨政治要角也次第到場。而柯文哲、朱立倫等人還跟著大甲媽祖繞境,原因就是大甲媽祖路線固定,途經各地宮廟,可接近中南部地方及鄉村人潮聚集的信仰中心。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近年來,不管是大甲媽祖繞境,還是白沙屯媽祖進香、北港迎媽祖等活動,在諸多廟會場合裏,參與者中出現了愈來愈多的靑年世代的而孔。今年4月,臺灣《商業週刊》所做的調查顯示,這次約有200萬的信眾參加媽祖繞境活動,而年齡在21〜40歲的中青年信徒比例為26.5%,41〜60歲的中壯年信眾占比64.8%。媽祖信仰在島內中青年族群中呈現擴張趨勢,這種現象勢必進一步強化媽祖在臺灣「選票市場」中的江湖地位。

「宮廟政治學」的迷思與陷阱

一般來說,宗教色彩濃厚、民眾普遍迷信的社會,多為經濟發展較落後的國家和地區。早就是「亞洲四小龍」之一的臺灣,其庶民社會中的宗教活動卻益發豐富,背後反映出的現實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思索。

正如有島內學者指出的那樣,「臺灣的宗教狂熱現象,突顯人民普遍焦慮不安的集體狀態」。面對經濟發展停滯、政治改革僵持、社會分配畸形的現狀,深感無力改變現實處境的民眾只能將希望投向媽祖、王爺等傳統宗教信仰。「靠當局不如靠媽祖」的觀念成為他們療愈內心悽惶的良藥,參與繞境更是成為一種集體心靈治療。現實中參與媽祖繞境的人數愈多、年齡愈年輕化,就越能體現普通人對社會的不安以及對未來的茫然。令人遺憾的是,島內政壇人物裏罕有能夠「痛民所痛、苦民所苦、想民所想」者,他們沒有帶領民眾尋找突破似局的解方與出口的與氣和能力,僅在意如何利用所謂的「宮廟政治」或「宮廟經濟」謀取選票,企圖讓宗教為個人政治利益服務。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臺灣選舉政治與地方宮廟聯繫日趨緊密,宗教信仰功利化,庸俗化似乎成為不可扭轉的洪流。在宗教自我政治工具化與政客自利主義的相互作用下,島內宗教團體逐漸褪去了應有的莊嚴神聖,喪失了道德教化功能,成為替政治人物搭建表演舞臺的幫手,到頭來恐怕只會讓臺灣民眾對現實更加失望。

(韓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