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時期的「兩岸密使」曾永賢，前日晚上以九十七歲高齡安然逝世。
據大陸團結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所載，曾永賢是台灣苗栗人，生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八日。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畢卞。曾任「法務部」調查局處長，台灣大學、政治大學兼任教授，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後任「國家統一委員會」研究委員，幷被聘爲「總統府」國策,顧問。
《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共收錄了二萬一千四百五十八人的簡歷，由於篇幅較大，形成了十六開本的兩大巨冊共二千五百八十八頁，並非是「傳記」，因而「漏」掉了曾永賢的近百歲人生中，最為重要的兩段經歷：一是曾經是作為日本共產黨的台灣支部的台灣共產黨的黨員，後來中國共產黨台灣工作委員會成立後，他跟隨台共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在「二二八事件」中參加由中共組織的「二七部隊」的武裝鬥爭，與謝雪紅及日前在上海逝世的陳明忠等一道並肩浴血奮戰；二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他作為李登輝的「密使」，曾經前往北京，會晤了時任中共中央台灣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國家主席楊尚昆，並與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部長、葉劍英元帥的二兒子葉選平建立了秘密聯絡的窗口。
在前者，已經由曾永賢口述，張炎憲、許瑞浩訪問並整理成的《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錄》（國史館出版）一書中詳盡介紹。從該書中還可知，他的簡歷，還應當加上曾任中華歐亞基金會執行長、副董事長。該書內容記述了曾永賢早歲赴笈日本和返台參與共產黨運動，被捕「自新」後於調查局任職並投入逾半世紀的中國問題研究與教學的過程，以及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資政、「國統會研究委員、中華歐亞基金會執行長、副董事長的任內重要事蹟。尤其深入描述其思想由左轉右的特殊心路歷程、研究中國問題的獨到見解，對於兩岸關係有著發人深省的啟示。
於後者，據說曾永賢也以口述歷史的形式作了記錄，但因其中提到的不少當事人仍然在世，都有恩恩怨怨，因而要待到這些當事人都離世後才公開出版。
不過，日本《產經新聞》今年初開始連載的《李登輝秘錄》，在四月初刊登的第三篇《多舛的命運協助建立極秘管道》，卻對此有較為詳盡的「爆料」。據指出，曾永賢一九九二年底身為李登輝的密使，建立兩岸高層溝通秘道，背後與七十年代已故的胞兄曾永安有關。當時，他奉李登輝之命建立兩岸高層溝通管道，並作為李登輝的代理人，在北京極機密地與國家主席楊尚昆見面。楊尚昆對面帶緊張神情的曾永賢說：「今後你就跟這個男人聯絡」。楊尚昆手指著坐在一旁的中共軍總政治部聯絡部長葉選寧。後來曾永賢透過葉選寧及葉的部下，建立了兩岸最高層級極秘管道。而事前未被告知將與楊尚昆見面的曾永賢，從香港經由澳門抵達北京後不久，到北京西北方風光明媚的玉泉山的中央軍事委員會招待所，出面接待的就是葉選寧。葉選寧曾在工廠服勤時出事失去右臂，與曾永賢初次見面用左手和曾握手，葉選寧一開始就帶點開玩笑的口氣說：「能和你哥哥還有你直接談兩岸問題，實在太好了。」葉選寧還說：「（一九四九年兩岸分治）兩岸關係的修復一定要在了解歷史的我們這個世代解決才行。」
該文還表示，其實曾永賢以前與葉選寧沒有交情，是大曾永賢十歲的哥哥曾永安與葉選寧有交情。曾永安在二次大戰後，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後，偷渡到中國大陸，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軍中負責蒐集對外情報的任務。曾永安透過身為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幹部的女婿結識葉選寧。這對曾永賢來說，在中國大陸有一番成就的哥哥是他建立對中共極秘管道的大幫手。但是，曾永安早在七十年代病逝於天津，是哥哥的女兒在檯面下牽線讓他與葉選寧聯繫。一九九三年以後，曾永賢在香港、澳門、泰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越南等地與葉選寧本人或其部下等進行會面，一年大約見兩次面。曾永賢回顧說：「談的是彼此的內政、兩岸關係的走向。如果要化解誤會，就必須彼此能講真心話。」一九九五年七月解放軍試射飛彈之前，打電話告知曾永賢的就是葉選寧的部下。
二次大戰結束後，在日本和台灣，曾有一段時期，知識份子對帝國主義感到反彈，紛紛學習馬克斯、列寧主義。李登輝也在此時參加了中國共產黨。而與此同時，一同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的曾永安與曾永賢兄弟也相繼加入中國共產黨，但當時沒能去中國大陸發展的曾永賢，於一九五二年四月在苗栗縣三義鄉被調查局逮捕，關在大龍峒留質室成為所謂的「自新人員」，參加調查局的「專題座談會」、協助「肅殘工作」等。其「叛變」過程，與中共台灣工委書記蔡孝乾相似。
說起「兩岸密使」，最早期的有李次白、章士釗、宋宜山、曹聚仁、陳香梅等人，活躍於毛澤東、周恩來與蔣介石、蔣經國的時代，亦即大陸「文革」前段時代。而在鄧小平、江澤民與李登輝時代充任「兩岸密使」的，主要是蘇志誠﹜鄭淑敏、南懷瑾、尹衍樑等。中間還有一個沈誠，活躍於鄧小平與蔣經國的時期。至於曾永權，則是位於上述兩個時期的「轉折點」。
應當說，在兩岸隔閡時期，「兩岸密使」是發揮了重要作用的，曾永賢與葉選平的聯絡溝通，就推動了後來的「汪辜會談」。但「兩岸密使」也有誤傳誤判，如李登輝在訪問美國前，曾透過「密使」向北京承諾，不會發表談話；但卻發表了被大陸視為「台獨宣言」的《民之所欲，長在我心》，不但導致導彈演習，而且兩岸兩會也停止。
但總的來說，「兩岸密使」是起到進步作用的。在當時兩岸仍然不通的情況下，有此一通，當然是加深了兩岸的了解，化解了一些誤會。到了陳水扁時期，仍有「密使」。曾任「陸委會」副主委，後因借調期滿而回任台灣大學教授的陳明通，奉陳水扁之命起草了《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憲法》的草案，就由其同為台大國發所教授的好友周繼祥（現任國民黨中央大陸事務主任）陪同下，攜帶此草案去大陸面見國台辦，但卻遭到駁斥。不過，陳明通此後則以教授的身份經常到大陸走透透，與大陸的涉台學術工作者甚至是官員交流熱絡。這可能正是後來在陳水扁的後期，及蔡英文委任他為陸委會主委的原因，希望他為兩岸溝通。
但陳水扁卻大搞「凍統廢統」及「入聯公投」，蔡英文則拒絕承認以一個中國為核心內涵的「九二共識」，兩岸制度性聯絡機制「停擺」，陳明通也就不管是「明通」還是「暗通」，都是「不通」。
實際上，在連戰、宋楚瑜、郁慕明先後登陸訪問之後，兩岸之間的聯繫不再隔閡，「兩岸密使」不再發生作用。今後是否還會有「密使」？或許會有，但能否發揮如同曾永賢那樣可說是「扭轉乾坤」的作用，那就很難說了，畢竟時空背景已經不同，而且缺乏政治基礎。畢竟，在曾永賢的時期，兩岸執政黨都承認一個中國。現在台灣方面無論是民進黨還是國民黨，都距離傳統教義的一個中國太遠了，即使是承認「九二共識」也是變形了的，「兩岸密使」有勁也使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