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死於一場「雪崩」。

10月14日下午3點21分左右，韓國女藝人雪莉（真名崔真理）被發現在京畿道城南市家中自殺身亡。一年前，她搬到了這個新家，上下兩層，有一個花園，門前還有兩棵松樹。雪莉真人秀《真理商店》記錄了搬家過程。當時一襲紅裙的雪莉帶著攝影師四處參觀這個新家。

之所以在2018年拍攝這檔節目，雪莉的目的只有一個：讓更多人站在她這邊。

這個生於1994年的女孩，2005年在韓國SM娛樂有限公司成為實習生，很快就出演電視劇。2009年正式以女子演唱組合f(x)成員出道，一路頗受公司重視，被粉絲稱為「S.M.小公主」。6年後，雪莉卻突然退團。隨後在個人社交媒體上發布性感照片而被認為「放飛自我」，因此受到網友惡評攻擊。

就在自殺前不久，她還在綜藝《惡評之夜》上笑著回應網友對她的惡意評價，諸如不穿內衣、博取眼球等。

她最終還是被這場「雪崩」吞沒。

在確認雪莉死亡消息後，社交網絡上掀起一波震動。人們紛紛猜測：為什麼她會選擇結束自己25歲的年輕生命？

雪莉經紀人在向警方陳述時表示，雪莉生前患有嚴重抑鬱症。在與抑鬱症對抗的同時，雪莉還要應對網友的惡意評價。李勇順是一位對韓國娛樂圈和韓國社會觀察頗深的企業白領，他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說：「雪莉是被多數人的惡評殺死的。」

「你不該出生在韓國」

雪莉自殺後，韓國輿論振興財團新聞大數據分析系統「bigkinds」以雪莉去世前一天為準，統計了過去一年中有關雪莉的新聞，結果顯示，在過去一年中，雪莉相關報導有1666篇，其中被提及最多的是「惡評」，有2264次，位居第二的是「Instagram」，有841次。

關於雪莉的惡評，有很多正是因為她在社交媒體Instagram上所發布的內容。她在這一平台上除了發布自己的日常生活，也會上傳與男友的親密照片、和朋友喝酒聚會照以及在別人眼中存在性暗示的照片。

在首爾梨花大學研究韓國文化的教授Heather Willoughby在接受NPR採訪時解釋，「韓國仍是一個非常集體的社會，為了適應，個人必須遵守規範。當你想要表達個性，就得承受更大壓力。」

韓國流行文化評論家金妍兒（音譯）也認為，雪莉是敢於表達自己信仰的勇士，而「想要做自己的代價是付出整個職業生涯」。

雪莉付出的遠不止如此。李勇順在提到雪莉時，引用了韓國一個俗語：示範案例。也就是誰先做出行動，誰就成為了某個代表人物。作為代表人物，所需要承受的必然最沉重。他甚至忍不住猜測：「雪莉如果穿內衣，正常一點，今天的事也許不會發生。穿不穿是她的自由，不知為何，人們對此議論紛紛，媒體也跟進報導，讓這個事情越鬧越大。」

雪莉把韓國社會描摹出的理想女星形象撕了個粉碎。韓國建國大學性別問題研究專家鍾雲靜（音譯）對《衛報》記者說，「雪莉告訴整個社會，他們為女星設定的形象是根本錯誤的。」

美版知乎Quora上曾有人提問，成為韓流偶像需要哪些條件？

曾在韓國出道的男子組合DLXL也許有資格做出他們的回答，他們對本刊記者說：「不是光會唱會跳就能出道的，需要懂事，一定要好好聽話、好好配合。」

DLXL的成員是一對中國朝鮮族雙胞胎鄭大龍和鄭小龍。2006年，他們在韓國參加了娛樂公司JYP的甄選面試，並與之成功簽約。當時公司老闆對他們很重視，短短兩個月後就把他們送去美國訓練3年，這是相當特殊的待遇。一同去的還有另外3個練習生，他們都已經在JYP當練習生超過5年。

儘管在跳舞和唱歌上表現優秀，但兄弟兩人當了5年練習生後仍未能在JYP順利出道，「公司嫌我們不聽話」。與他們同期的藝人幾乎是公司讓他們做的都會做。在公司的嚴格管理下，過集體生活的藝人哪怕是去一趟超市都需要電話隨時報備。

這一點也在資深韓粉Stan loona的回答中得到驗證。

她在Quora上對以上問題的回答得到了最高關注，其中除了外出報備、不能約會、除非重病否則不能無故缺席訓練等，甚至嚴苛到「手機通訊記錄中不能有粗俗語言」。

台灣世新大學通識中心講師張少文曾解釋，「韓國人害怕被孤立，所以容易服從」，不准有個人英雄主義，凡事以團隊優先。無論是做藝人，還是普通人，每個人都要看起來「正常一點」。而雪莉，偏偏不。李勇順在提到雪莉時，很多次講到「自由」這個詞。他很佩服這種近乎野蠻生長的力量：「在韓國這樣非常保守的土壤里，能衝出這種自由的藝人，實在是太不容易了。」

高強度、低工資

10月15日，初代韓流男團神話組合成員之一金烔完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一段感想：「年輕的朋友們即使是在沒法好好吃飯、睡覺的情況下，也依然被要求在粉絲面前展現健康燦爛的笑容。他們必須性感卻不能做愛，必須堅強，卻不能為任何事而戰。」

韓流專欄作家傑夫•班傑明（Jeff Benjamin）表示：「韓流歌手在韓國被稱為『偶像』，在任何時候都必須是理想、完美的人和表演者，甚至在他們的個人生活中也是如此。」李勇順也認為，在韓國，「人們對公眾人物的要求太高了」。

經紀公司負責為偶像打造從外而內、無可挑剔的「完美形象」。

首先需要雕琢的就是外貌。

曾在韓國SM等多家大型娛樂公司任職的司捷在接受《重慶晚報》訪問時表示「整容」是一般韓國藝人出道前的必修課。在練習生階段，每個人都要定期接受「鏡頭測試」，在舞台上讓鏡頭拍攝各個角度，然後在專業人士評估後決定是否接受整容，以確保360度無死角。神話組合成員之一申彗星就曾在公司要求下做墊鼻手術。

對女性藝人的標準更為嚴苛。鄭小龍向本刊記者回憶練習生經歷時說，公司對他們的體重管理還不算太嚴苛，但是女練習生必須每周一次或兩三周稱一次體重，如果超過標準，那就「需要休息」。休息，意味著不能參加練習，出道機會變少。

這種苛刻的審美標準讓Heather Willoughby充滿隱憂：「我認為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物化女性的觀念。韓流以此向女性傳遞了一個信息——她們的價值還是來自外部評價。」

根據國際美容整形外科學會統計數據顯示，有五分之一的韓國女性接受了某種整容手術。與其猜測藝人有沒有整容，倒不如打聽他們在哪家醫院做的手術。

嚴格的管理無孔不入。從外貌到日程，藝人的一切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睡眠是藝人最昂貴的奢侈品。

在韓國媒體SBS的報導中，藝人麥亨利以親身經歷揭開了這個光鮮行業的另一面。藝人每天拍攝、練習和錄製的時間通常達到20小時，休息不過四五個鐘頭。和長時間工作不匹配的是超低薪水。

韓國娛樂圈始終流傳著「奴隸合同」的傳說。麥亨利說的確如此。通常經紀公司會跟藝人簽訂7至15年不等的長期合約，而常見的收入分配比是八二或者九一。公司拿走了大頭，藝人收入極低，如果是組合藝人，還需要與成員們平分收入。

2015年，在韓國出道三年多的DLXL選擇回中國發展，很大一個原因就是「不公平待遇」。同公司的其他藝人剛出道就有基本工資，唯獨他們沒有。即使發專輯、跑演出，仍然一分錢都賺不了。在回國時，他們也受到了一些粉絲的誤解，他們覺得兄弟倆是賺了很多錢才離開韓國的。現在回憶起來，小龍覺得，當時那些不理解的言論還是傷害到了自己。

耶魯大學亞洲研究所所長貝一明曾在韓國參觀過很多藝人練習室。他在接受德國媒體DW採訪時說：「年輕男女過得非常艱難，必須不斷練習，承受巨大壓力。練習室之外，他們幾乎沒有個人生活，而一旦與經紀公司簽寫協議，就像簽了賣身契。」

平庸之惡

偶像如同時刻繃緊的弦。過大壓力導致很多韓國藝人深受抑鬱症困擾。

2017年12月，韓國人氣組合SHINee成員鍾鉉被發現燒炭自殺。去世前，他在社交媒體上寫道：「抑鬱正在蠶食我，最終將我吞噬。」在給姐姐的告別簡訊中，他說自己「活得很累」。據韓聯社報導，鍾鉉一度後悔自己成為公眾人物，「世人所看到的並不是我的生活。為什麼我要選擇這種生活？能承受這麼多已經很不容易了」。

李勇順承認，在韓國，抑鬱症很嚴重。根據韓國2015年國家健康與營養調查結果顯示，19歲以上的人中有13%患抑鬱症。此外，韓國國民健康保險公司提交的審計數據也表明，2013年有58.8萬人因抑鬱症接受治療，2018年這個數據增長到了75.2萬人。

美國心理學家曾分析，相比起大多數造成抑鬱的工作和家庭壓力，韓國年輕人有著「非常明顯的社會壓力」，這種壓力來自「對成功的高度在意」。

藝人的風險更甚。

首爾峨山醫院精神病醫生金秉秀（音譯）表示，情緒不穩定和身份分離是造成藝人容易得抑鬱症的主要原因。他們所需要表現出的「社會身份」和「真實身份」一直在內外撕扯他們，直至破碎。在這種拉扯中，他們又很難得到幫助。名聲和外表會讓偶像很難與人建立認真的關係，「他們會下意識防禦親密關係，覺得別人都是因為名利才靠近，就連跟家人和朋友也會有所疏遠」。正如雪莉在真人秀中所提到的，她總是感覺自己孤身一人，哪怕尋求幫助，也沒有人向她伸出雙手。

其次，美國心理學家所說的對成功的高度在意也在韓國藝人身上表現得更強烈。畢竟，在這個圈子裡，每個青年男女都在拿十數年的青春賭一個「一夜成名」的機會。

韓國歌手兼製作人朴振英曾說，在這個面積很小的國家，人口有4000萬，巨星少之又少，但「每個人都想成為巨星，所以必須精益求精」。在韓國多的是虛擲了數年光陰最終卻仍不能出道的練習生。在JYP當了5年練習生仍沒有出道的DLXL也曾變得「懦弱」，他們對本刊記者說：「每天都重複一樣的生活，心裡累是當然的，也想過放棄，幸好有媽媽在身邊鼓勵我們。」

從JYP轉去另一家經紀公司後，DLXL很快出道了。在出道前，公司特意交代他們不要說自己是中國人，「因為他們覺得韓國人對外國人的接受還是有限」。出道一年後，他們公開了自己的華人身份，在韓國關注度明顯下滑。後來他們積極在中國活動，增加了中國粉 絲。

2015年2月24日，年僅23歲的選秀組合成員素真從10樓跳下身亡。她是通過為組合Kara選新成員的節目而為人熟知的。賽後，她未能進入Kara，而是被組成了一個新女團Baby Kara。疑似憂心未來的素真選擇自殺。在參加節目時，她說：「必須加入Kara，否則就什麼都不是。」

2009年，一位韓國女演員在自己的研究生論文中揭露，由於無差別的私生活報導、惡意評價和收入不穩定，40%的韓國演員都至少自殺過一次。

韓國一向居高的自殺率讓它獲得了「自殺共和國」的名號。2015年，韓國共有13500例自殺事件，是僅次於車禍的第二大死因。在經合組織中，韓國的自殺率連續多年居於最高，以至於韓國政府樹立目標，要在2022年把自殺率降低三分之一。

韓國精神科醫生朴金成認為，80%到90%的自殺都是抑鬱症的副產品。

根據《紐約時報》報導，一些專家把這種病症歸結為傳統價值觀的衰落和韓國始於1980年的崛起。幾乎就是兩代人的工夫，韓國迅速從貧窮的農業社會轉變為世界第11大經濟體，物質觀念迅速膨脹，收入不平等加劇，整個社會更關注成就而非個人生活。

同時韓國又以儒家文化為傳統。儒學專家杜維明說，儒家所提倡的倫理在如今的韓國依舊被遵循，比如韓國各行業都講究前後輩，後輩對前輩需要相當大程度的尊敬和遵從。

儒家還強調隱忍與尊嚴。當遇到抑鬱症時，人們更傾向於忍耐而非尋求醫生幫助。同時他們也認為看精神科醫生不是件光彩的事兒。首爾國立大學醫院精神病專家尹大勛（音譯）甚至說：「更多韓國人出現心理問題，會去看算命先生而不是精神科醫生。」

必須隨時保持光鮮的偶像當然也不能去看醫生。如果被拍到照片，無疑又是另一波爭議的開始。所以藝人的心理問題往往無法得到恰當處理。據金秉秀醫生介紹，也有一些大公司為藝人安排心理顧問，但前提是藝人有時間去問診。

韓國電影研究專家范小青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韓國的民族性是非常堅硬的，在戰爭時期顯得特別硬骨頭，但在非戰爭時期又有些悲觀，寧折不彎。」正因為這種有激情、愛激動的性格，韓國也被很多外媒稱為「exciting Korea」。

至剛易折。當名聲受到損害時，人們也許更願意死。2009年，韓國前總統盧武鉉跳崖自殺，人們推測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家人涉嫌貪污，為證清白，他選擇自殺。

言論也是殺人的利器。

在殺死雪莉之前，它們也殺死了被譽為「大眾情人」的韓國頂級女明星崔真實。當時本就有抑鬱症同時擔憂收視率的崔真實被傳放高利貸，也因此逼得一位負債韓國男星自殺。百口難辯的崔真實選擇自殺。

為此，韓國在2008年提出「崔真實法」，加強網絡實名制。但在2012年8月，韓國憲法法院8名法官一致裁定網絡實名違憲，侵犯言論自由。雪莉去世後，韓國再一次發起對「雪莉法」的討論，有7成受訪者贊成這項法案。

「雪莉法」是否能成真，仍是個疑問。但實名並不能阻止「平庸之惡」。

女星是特權階層的商品？

現在生活在加拿大的韓國藝人尹智吾（音譯）也是惡評的受害者。在雪莉去世後，她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言論：「網際網路上沒有完美的匿名。那些對我的惡意留言至今仍讓我憤怒，你們對我施加的傷害比殺人還殘忍。」

尹智吾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身份——張紫妍的唯一證人。

張紫妍，1980年出生。作為藝人，她總在電視劇里當排不上番位的配角，最被公眾關注是在2009年3月7日。這一天，她在京畿道的家中上吊自殺，被認定是因抑鬱症而選擇結束生命。

2011年3月，一份被認為是張紫妍「遺書」的文件在SBS電視台公開，裡面記錄了張紫妍所屬經紀公司，長期強迫她向31人提供100多次性服務，被服務者名單涉及娛樂圈、媒體圈等，隨後警方開始調查。2014年初，法院認定張紫妍案「證據不足」，社長金成勛（音譯）無罪。後來在多次上訴後，金成勛被判賠償14萬人民幣。

2019年3月，距離張紫妍案訴訟期限結束還有1個月。尹智吾作為唯一證人向警方透露部分張紫妍提供性服務的名單。其實在此之前的10年間，她曾為此事件作證13次，生命受到威脅，無法過正常生活。後來她將這10年作證經歷寫成了書籍《13次證言》。

2019年3月5日，尹智吾出現在韓國媒體TBS的新聞直播間。這是10年間她第一次公開露面接受採訪。

尹智吾的公開作證又將張紫妍案帶入公眾視線。在此之前的1個月，韓國MBC新聞節目曝光了在江南地區的夜店Burning Sun有性騷擾、鬥毆、涉毒、性招待等醜聞，投資這家夜店的股東之一是韓國組合BIGBANG成員李勝利。

隨著調查深入，李勝利所在的聊天群也被曝光。身處同一個群的藝人鄭俊英涉嫌非法拍攝並傳播性關係視頻。群聊記錄還出現了疑似與警方勾結的內容。

這一醜聞的爆出，翻了韓國娛樂圈的天。

「這件事將韓國娛樂圈最不堪的一面展現出來，性、毒品、金錢、權力、暴力……全部涉及其中。」韓國國會前事務總長朴亨埈稱。

由於事件影響極大，國民請願要求對娛樂業相關的性虐待和腐敗行為進行徹查和歷史性調查。總統文在寅下令「要檢方和警方的領導班子賭上各自組織的命運」徹查張紫妍、金學義（韓國前法務部副部長）、Burning Sun事件，這些事件都涉及社會特權階層，調查機關迫於壓力沒有積極查明真相。

韓國國立藝術大學女性研究學者權金炫（音譯）在接受《華盛頓郵報》的採訪時說，李勝利事件非常典型地說明「在韓國男性沙文主義文化中，女性被視為性商品」。

這在娛樂圈，算是某種「潛規則」。

2011年，韓國導演崔承浩（音譯）在一檔針對韓國時政的脫口秀節目中聽說了張紫妍案。他意識到相比起受害人的悲慘命運，加害者卻沒有受到起訴。於是他決定拍攝以該事件為原型的電影《玩物》。這部電影的韓文名《Norigae》本身是婦女佩戴的傳統飾品，導演藉此暗示了「（性）玩物」的含義。

影片中，給出了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發布的女性藝人人權侵犯調查。結果顯示，在韓國女藝人中，有45.3%曾被要求陪酒，62.8%曾被節目關聯者或社會有勢力者要求進行性接待，而有48.4%的女演員，在拒絕後就在角色分配或者主演廣告等方面蒙受了損失。

尹智吾曾親眼見到張紫妍被強迫坐在男性腿上，她自己也曾收到過來自「跟爸爸年紀一樣大」的男性的贊助暗示。

「不知道韓國的發展動力在哪裡」

運營一個名人八卦帳號的博主「popseoul」告訴《衛報》：「虐待和剝削就是娛樂圈骯髒的秘密。很多頂級名人都曾『娛樂』過製片人和導演。」在更多情況下，還未出名的藝人都會跟所謂「VIP」單獨見面，「這些人暗示會給她們拍電影，或是給她們介紹更多VIP和願意包養她們的人。這是成名路上的一段，只不過被掩藏起來了」。貝一明也曾在採訪中透露，「很多女性被迫與一些人建立聯繫，以謀求未來發展。她們所受到的威脅是，一旦你不做某個特定的舞蹈動作或是跟某人出去玩，你的職業生涯就結束了。」

即將超過訴訟期的張紫妍案爭得了寶貴的兩個月延長期。李勝利案的調查也在同時進行。

5月14日，韓國法院宣布因尚無確切證據，撤銷對李勝利的拘捕令。一周後，韓國歷史委員會發表張紫妍案的最終調查結論：無法獲得更確鑿的證據，難以再進行調查。

結果一出，引起譁然。韓國網友在新聞下評論有關部門「拿了稅金就調查出這些東西？」人們推測調查過程受到了外界壓力。而在韓國媒體上，前警察廳廳長趙賢吾的確在法庭上作證，在調查張紫妍案時，受到了《朝鮮日報》領導的脅迫。這家媒體曾被指捲入張紫妍性服務一案。

對李勝利案的猜測則更詭譎。

海外粉絲紛紛表示，李勝利能夠被釋放，是因為後台很硬。由此將此案牽扯到韓國幾大掌握經濟命脈的財閥，並抨擊韓國財閥把控政治。

李勇順對此持不同觀點。在他看來，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牽扯是極其複雜的，旁人隨意將一個娛樂事件上升到民族和國家是一種信息不對稱造成的誤解：「動不動就把事件原因歸咎到韓國文化甚至是社會。通過一件事就可以輕易判定一個國家的文化及社會之優劣嗎？」他進一步向本刊記者解釋道，張紫妍案明確涉及的是一家媒體大老闆。10多年前，跟媒體搞好關係對明星至關重要。李勝利背後的靠山也不是財閥，而是當地警察。之所以這一事件在韓國國內沸沸揚揚，更重要的原因是李勝利擾亂司法秩序。實際上按照韓國司法程序而言，是否被批捕由法院決定，但是即便不被批捕，不等於說他沒有罪，更不是無罪釋放。

針對「夜店、娛樂公司和警察緊密相連」的李勝利案，韓國文化記者兼評論家鄭德賢（音譯）認為，「經紀公司會集中所有力量來保護藝人免受不當行為的後果，藝人會以為他們犯的錯對他們不會有影響。」

儘管有陰暗面，娛樂圈依舊散發出某種吸引力。

2015年，MBC曾針對十幾歲青少年做過調查，其中21%的受訪者表示長大後希望當明星。李勇順告訴本刊記者，現在韓國青少年在填寫第一志願和職業時，「要麼是藝人，要麼是公務員」。他解釋這當然跟經濟下行有關，但「從這一刻起，不知道韓國的未來發展動力在哪裡了」。

鄭德賢在專欄中寫道：「懷抱藝人夢的孩子沒有錯，為了實現夢想而讓他們付出殘酷代價的社會才是問題。」在這個環境中，渴望登上舞台的年輕人要先走過一段路，這條路上有洶湧的惡評、不公正的操作、能輕易壓垮你的特權階級……

（毛晨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