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戰爭中，澳門以其特殊的中立地位，發揮了特殊的作用。

由於葡萄牙宣布澳門在中日戰爭中保持「中立」，儘管日本帝國主義沒有使澳門成爲真正的「中立區」，儘管這種「中立性」極其傲小，它畢竟沒有被日本侵略者直接占領，與淪陷區畢竟有些差別，中國人民就充分利用這一差異，使澳門在抵抗日本侵略軍的14年漫長歷史過程中，發揮了大陸其他城市所不能發揮的作用。

澳門成爲大陸難民的避難地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是空前野蠻殘忍的，在中國推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奸淫婦女，無惡不作，製造了許多「萬人坑」，中華民族蒙受重大犧牲，僅據切實可查的統計，人民傷亡1800多萬（軍隊傷亡數字尚未計算在內），財產損失達兩千多億美元。

爲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瘋狂屠殺和迫害，許多人携家帶口逃向澳門，使澳門的人口迅速增加，特別是侵華日軍1939年10月在深圳大亞灣登陸，發動席捲華南的廣州戰役，不久攻占廣州等地，迫使更多的中國難民流入澳門，使一個小小的澳門，竟然擁擠進至少25萬（一說爲50萬）人，從而使澳門人口激增，由1910年的75866人，增加到1938年的24萬人，1942年增至30萬人，6年間增加150%。

值得人們驚嘆的是，許多全國有名的學校從北京、海等大城市遷到澳門，使澳門成爲中國各個地區，特別是廣州及其附近地區人員的避難地。廣州當局還把澳門列爲學校疏散區，從廣州等地遷去中學、中專三十餘所。

與此同時，流浪到澳門的教育界人士，與澳門天主教會創辦了一批新的學校，既受澳門華人歡迎，又使大量流浪到澳門的內地青年有學可上，加上從大陸來了一些全國一流的大學教授和知名學者，更使澳門的學校教育猛增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據1939年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的兩份資料顯示，澳門共有中學、中專36所，學生三萬餘人；小學140餘所，學生人數約三四萬人，成爲澳門教育最發達的時代。

澳門成爲中國在華南的重要窗口和對外通道

中華民族神聖的抗日戰爭，這個特殊的歷史機遇，使澳門變得更受中國政府和人民重視，大大提高了澳門的地位和作用。

在抗日戰爭中，香港和澳門成爲中國政府對外聯繫的兩個窗口，國民黨政府與日本的密使在香港和澳門進行了多次接觸。

早在1936年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後，日本外交大臣有田八郎對此事變如何發展心裏無底，就派密使從香港、澳門偷偷來到南京，找到當時的軍政部長何應欽，包藏禍心蓄意挑起亊端，慫恿何應欽派飛機轟炸西安，派出大軍「討伐叛逆」，把蔣介石置於死地，企圖讓何應欽取代蔣介石成爲「中國第一人」，在中國共產黨的有力揭露下，才使日本當局的這一陰謀以可耻的失敗而告終。

在中國人民浴血抗戰節節取勝的情況下，日本當局不斷向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搖動橄欖枝，蔣介石脚踏兩隻船，派出他的代表到香港、澳門與日本代表進行謀和活動，一度使蔣介石政府對日本妥協投降的空氣甚囂塵上，經過中國共產黨和愛國軍民的堅決揭露，才挫敗了蔣介石政府的妥協投降圖謀。

與此同時，許多海外華僑懷著滿腔的愛國熱情，經香港、澳門返回中國內地，投身於轟轟烈烈的抗日洪流之中；留在海外的無數愛國華僑，更以炙熱的愛國赤誠，踴躍捐錢捐物，特別是購買中國抗日前綫急需的藥品和醫療器械，經香港、澳門運回國內，有力地支援了祖國人們的抗敵鬥爭，爲挽救國家危亡做出了華僑的特殊貢獻。

中國共產黨把澳門作中轉站

在抗日戰爭中，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的親自領導下，於香港、澳門建立辦事處，團結香港、澳門的知名人士和廣大同胞，展開艱苦卓絕的地下鬥爭，爲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

最爲人稱道的是在周恩來親自領導下，由廖承志等杰出的共產黨人成功地搶救大批滯留在香港、澳門的知名人士。

周恩來獲悉，日寇占領香港後，得知中國大批文化名人逃難來到香港、澳門，一面瘋狂地搜捕中國愛國志士，一面在報紙上刊登布告，在大街上張貼文告，點名要他們與日寇合作，共建「大東亞共榮圈」。

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者見滯留在香港、澳門的大批知名人士對其置之不理，有可能對他們下毒手殘害，必須設法營救。

原來，國民政府內不屬於中央系的領導人如宋慶齡等人，在「七七事變」前即已赴居香港；全面抗戰爆發後，上海、南京迅速淪陷於日軍之手，鄒韜奮、徐鑄成、薩空了、張季鸞、胡政之、張竹平、夏衍等都躲到香港避難，共有三百餘人。日本侵略者想把他們控制在手，爲日本的校略政策效勞，但是這些知名人士個個都是愛國的品德高尚人士，任憑日本侵略者威脅利誘，他們都不爲所動，日本侵略者便決定將這些人幹掉。

周恩來得報極爲著急，認爲這些人都是非凡之輩，可以說均爲國寶，又獻身抗日事業，一旦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慘遭殺害，那將是整個中華民族無可彌撲的重大損失，必須搶在日寇之前採取萬無一失的措施，粉碎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陰謀，就指示廖承志負責營救。

廖承志與中共駐澳門地下工作負責人柯麟等人反復研究，要制定幾套周密的營救方案。柯麟時任澳門鏡湖醫院院長，負責黨的地下聯絡工作，他提出可以把澳門作爲把那些著名人士撤退回內地途中的主要中轉站。經過反復協商，制定了水路和陸路兩套方案：

陸路方案是巧借日本侵略軍給予的一個機會，趁饑採取有利於我的行動。

原來，處在太平洋孤島中的香港和澳門，糧食和生活必需品都十分缺乏，及時保證供應足非常困難的問題，這使駐在香港的日軍首腦極其頭痛，他們便想出了一個損人利己的辦法，就是頒發命令讓香港居民返回廣東內地，以節省日軍的糧食供應。我們就利用這個機會，喬裝難民從香港總督府拿到回鄉證，然後經過九龍、新界（西貢或元朗），在抗日遊擊隊接應下轉進廣東東莞，再等待時機返回後方。

水路方案是坐帆船和舢船離開香港，分兩條路綫返回內地：東綫前往湛陽，經過惠東、汕尾或汕頭，登陸之後再轉往山區的安全地方；西綫經過澳門、中山、臺山、江門或湛江，登陸後再轉往山區的安全地方。

在這幾條回歸路綫中，打兌走澳門的人比較多。

這是由於西綫可以沿著西江及廣東叫部山區轉往桂林遷往重慶，整個距離比較近，加之澳門是中立港口，在一段時間內日軍封鎖不嚴，而且爲卸包袱主動放人，所以很多人都選擇澳門作爲中轉站。

日寇首先拿戴望舒開刀，在一家書店將其逮捕。

在監獄裏，戴望舒被特務嚴刑拷打，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以嚴酷的刑法逼戴望舒就範，但是詩人堅貞不屈，在地牢裏寫下氣勢磅礴的《獄中題壁》詩：

如果我死在這裏，

朋友啊！不要悲傷。

我會永遠地生存，

在你們的心上。

廖承志得知這一情況，加快了大搶救的步伐。

第一批獲救的是民盟負責人梁漱溟和著名記者范長江等人。他們搞到一艘小船，冒若驚濤駭浪從香港來到澳門，原計劃由澳門轉乘去廣州的輪船，但是到澳門後發現所有的船隻都被日寇霸占，只能沿著石歧路向內地走，但是必須闖過日寇的幾道關卡，亦非易事。

他們考慮再三，決定仍然乘坐小船走水路，豈知中途遇到海盜攔截，衆人以爲必死無疑，幸好有人認識海盜首領吳法，才又柳暗花明。他們靠著吳法的幫助，吃盡千辛萬苦，到達廣東的都斛鎮，得到東江縱隊的接應安然脫險。

中國文壇巨匠茅盾抗日戰爭期間兩次進入香港，主編《文藝陣地》，應鄒韜奮的邀請發表轟動一時的《腐蝕》，在香港、澳門開闢第二戰場，產生了巨大影響，日本特務機構對他恨之入骨，制定了控制茅質的計劃。周恩來得知此情，指示一定要把茅盾搶救出來。

茅盾按照廖承志的通知到秘密地點上船的時候，發現鄒韜奮、胡繩、廖沫沙、於伶、葉以群等人已經到達，戰亂相逢，格外高興，大發感慨稱贊「這真是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他以後在《歷險雜記》中回憶說：

「到了船上，我突然怔住了，這哪兒像逃難，這簡直像開會，許多熟面孔全在這裏了，鬧哄哄地交換著18天香港戰爭中各人的經歷。」

老同盟會員何香凝、柳亞子等人被營救的歷程更充滿驚險色彩：海上漂泊七天幾乎船翻人亡，帶的食品早已吃光，瀕臨絕境之時又遭兵匪打劫，有人驚慌失措，但是何香凝却處變不驚，無所畏懼地迎接挑戰：

「告訴他們，何香凝在船上，柳亞子在船上，要搜就過來!」

「我們是抗日游擊隊，蔡廷鍇將軍的部下！」

原來，這些人經常聽蔡廷鍇講孫中山、廖仲愷、何香凝在廣州、澳門等地的傳奇革命經歷，現在見到傳奇人物何香凝，自然崇敬有加，就護送她們進入安全地帶，何香凝專門賦詩一首記載這次險象環生的海上經歷：

水盡糧空波海豐，敢將男氣抗時窮。

時窮見節吾儕責，即死還留後世風。

抗日戰爭期間，許多中國文化名人到澳門避難，對澳門的文化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像夏衍、司徒慧敏、金山、蔡楚生、鬱風等人，都是在平時很難請到的著名人物，現在不請自來，受到澳門方面的熱情歡迎。他們在澳門發表了不少反映抗日題材的作品，促進了澳門文學藝術事業的發展。抗日戰爭勝利後，著名文學家茅盾、張天翼等人又在澳門做短暫的停留，與澳門作家有密切的交往，產生了很大影響。

抗日戰爭期間，澳門的戲劇事業得到顯著發展。這是因爲有一批著名粵劇家，如千里駒、馬師曾、薛覺先、白玉堂、潭蘭卿、任劍輝、餘麗珍、麥炳榮、盧海天等，都曾來澳門登臺演出，使澳門粵劇愛好者大飽眼福。著名粵劇藝術家紅綫女對澳門更有深厚的感情，她是在澳門嶄露頭角的，她的示範演出使澳門藝術家找到了差距，促使澳門的粵劇藝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更使澳門人們高興的是一批話劇積極分子從內地避難到了澳門，促使澳門出現了一些劇社，比較著名的有時代劇團、前鋒劇社、曉鐘劇社、綠光劇社等，排演了反映中國人民抗日鬥爭的話劇《大刀王五》、《鬼夜哭》和《茶花女》、《日出》等，使澳門人民看到較高水平的話劇。

澳門人民更歡迎嶺南派一代宗師高劍父率領他的弟子關⑴月、方人定、黃獨峰、李撫虹、楊善深、羅竹坪、何磊、司徒奇等人，在澳門友好雅集，一批嶺南畫家應運而生，特別是國畫大師張大千曾在澳門做短暫停留，留下一些國寶，使人永遠懷念。

澳門青年受時代風潮的强烈影響，組織了很多歌咏團，到處演唱《義勇軍進行曲》、《大路歌》、《救亡進行曲》，人民音樂家冼星海的出現，更是澳門人民的驕傲！

澳門兒女激昂慷慨奔赴戰場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面臨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澳門人民也與全國人民一道，用自己的愛國赤誠，譜寫出一曲曲驚天地、泣鬼神的愛國之歌。

「九一八事變」後，澳門人民與大陸同胞一樣，也掀起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由於澳葡當局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力，不准澳門人民公開使用「抗日」與「愛國」字樣，他們就以「救灾」的名義掀起富有澳門特點的抗日救亡活動。

抗日戰爭初期，日本侵略軍依仗其軍事優勢，用飛機對廣州等地狂轟爛炸，中國人民深受其害。爲抗擊日寇的空中肆虐，澳門人民積極響應中國航空建設協會發起的獻機號召，不論是殷實的商人、小商小販，還是貧困的下層民衆、少年兒童，都最大限度地捐款，供中國空軍購買飛機之用。

一些澳門熱血青年踴躍地報考內地的航空學校，志願直接駕駛飛機沖上藍天，痛殲日本空中强盜，配合中國陸海軍打擊日本侵略者。

那時候，日貨大量在中國各地傾銷，使中國民族工業受到嚴重影響，澳門同胞積極投入全國性的抵制日貨運動，堅決不買日貨，相約不用日貨，使日貨在澳門遭受沉重打擊，銷售一落千丈。

「一二‧九運動」爆發後，澳門同胞組成各種救亡團體，進行公開或半公開的抗日活動。他們高唱《義勇軍進行曲》、《救亡進行曲》等救亡歌曲，在清平戲院演出愛國話劇，極受澳門各界群衆歡迎，還多次派出劇團、宣傳隊，到廣東省中山、順德等縣，演出《血灑蘆溝橋》、《布袋隊》等抗日話劇，演唱抗日歌曲，鼓舞廣東人民與入.侵之敵人決一死戰！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後，中國共產黨加强了對澳門抗日活動的領導，使其更深入發展。澳門人民熱烈歡迎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的史良、著名畫家高劍父、關山月來澳門從事抗日救亡活動，歡送寓居澳門的北伐名將葉挺返回內地，出任新四軍軍長。

澳門最著名的抗日團體是「澳門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灾會」，簡稱「澳門四界救災會」，1937年8月12日成立，以「共拯我受難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爲宗旨，選舉澳門《朝陽日報》社長陳少偉擔任理事會主席。

該會大力開展籌集捐款、義賣、獻金等活動，妓女和舞女也深知國破家亡之危險，組織起「花界救國會」，進行募捐活動。澳門報紙以《商女也知亡國恨》爲題，贊揚她們的愛國義舉。

該會派出以廖錦濤爲團長的12個分團、170人，先後返回中國內地，作爲第12集團軍的政工隊，深入農村做宣傳工作，有的多次要求獲准上前綫參加戰鬥：

1939年10月3日，中國軍隊在進行觀瀾堂圍堵戰的時候，爲阻止日寇從南面增援，需要炸掉一座大木橋。澳門服務團的梁捷等五人主動要求擔任這一任務。在他們秘密接近大木橋約三十米處時，被守橋的日軍發現，梁捷等與日寇展開激烈戰鬥，梁捷等三人中彈犧牲。

在抗日戰爭中，澳門青年英勇地戰鬥在各個戰場上，都出色地完成任務。爲了戰勝日寇，侯取謙、馬敬榮、黎聚尹、崔楷、陳壽彭、陳曼、梁滿、蘇達民等手拿武器，直接參加戰鬥，光榮爲國捐軀。飛行員林耀在駕駛飛機與日寇匪賊搏鬥中，英與獻身，血灑長空﹗

廖錦濤率領的澳門服務團在抗日戰場上發揮了很大作用，引起國民黨頑固派的仇視，第12集團軍首領余漢謀、李煦資秘密下達命令逮捕廖錦濤，以「企圖顛覆政府」的莫須有的罪名，將其迫害致死，年僅27歲，與他一起活動的王珠也被殺害。

（王俊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