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人工智能（AI）在各領域應用的規模不斷擴大、復雜性不斷增强，美國政界越來越多地關注這一領域的國際競爭，其中最受其重視的是，防止中國取得對人工智能的全球領導權。

早在2016年美國國會首次就人工智能議題召開聽證會時，參議員特德•克魯茲就警告説，「把開發人工智能的領導權讓與中國、俄羅斯和其他外國政府，不僅會使美國處於技術劣勢，還可能對國家安全産生嚴重影響。」

美國國會研究局2019年的報告明白無誤地表達了這一觀點：「人工智能市場的潜在國際競爭對手正在給美國製造壓力，迫使其在軍事人工智能的創新應用方面展開競爭……迄今，中國是美國在國際人工智能市場上最雄心勃勃的競爭對手。」

美國政府在制定人工智能發展戰略時，一直把中國當作首要的比較和防範對象，把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裏的競爭視爲爭奪世界領導權的戰略競爭，嚴密關注中國在發展人工智能方面的動向，竭力防止中國獲得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先地位。

視中國為AI領域最大競爭對手

在美國眼中，只有中國有能力在不久的將來與美國在人工智能方面相抗衡。

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一份得到廣泛引用的研究報告認爲，到2030年，在人工智能爲全球經濟帶來的15.7萬億美元的財富中，美國和中國將佔70%。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獨特優勢將推動這兩個國家的發展，而其他國家難以望其項背。這些優勢包括世界一流的專業研究知識、充實的資金池、豐富的數據、支持性的政策環境以及競爭激烈的創新生態係統。

根據中國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戰略研究院6月24日發布的報告，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世界人工智能企業共有5386家，其中美國有2169家，排名第一，中國有797家，排名第二。

雖然俄羅斯也是人工智能領域裏的一個重要參與者，但其發展明顯落後於美中兩國。2017年，俄羅斯人工智能市場的估值為1200萬美元。2018年，該國人工智能初創企業數量僅排名世界第20位。

美方研究認爲，與其相比，中國在發展人工智能方面具有兩個重要優勢。

一是，中國人工智能生態係統的管理體制與美國截然不同。在美國看來，中國的商業公司、大學研究室等機構能夠得到政府部門對人工智能發展的指導，並獲取相關技術。

二是，中國的數據收集壁壘和數據標注成本較低，更容易創建大型數據庫，而這是人工智能係統運作必不可少的基礎。根據美國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技術和國家安全項目在2017年11月發布的一份報告，到2020年，中國有望擁有全球20%的數據份額；到2030年，中國擁有的全球數據份額將可能超過30%。

此外，根據2018年1月發布的一份報告，2010~2017年間中國對美國人工智能公司的風險投資，總額約為13億美元。

AI競爭升級爲戰略競爭？

一種令人擔憂的情形是，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正在被美國演化爲一場爭奪世界領導權的戰略競爭。

在白宮官員們的推波助瀾之下，大國競爭已成爲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關鍵詞，這導致美國國內有更多的人用「冷戰」來描述中美之間的競爭，用「軍備競賽」來類比雙方在包括量子計算和人工智能在內的先進技術競爭。

美國信息技術工業委員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迪安•加菲爾德表示：「美國正在失去對中國的創新優勢。這令美國人感到格外擔憂。」

到目前爲止，美國做出的回應是企圖减緩中國發展速度，包括對外國對美國核心技術的投資進行更嚴格的篩選，嚴密審查中國的學術交流，實施有針對性的關稅以降低中國在關鍵部門的競爭力，加大對美國認定的參與經濟間諜活動的中國公民的起訴，並在反情報行動中投入更多的資源。

當前，一些美國對華强硬派打算用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方法來處理中美貿易關係，使美國經濟與中國經濟徹底脫鈎，把投資和貿易轉移出中國，對中國經濟進行打壓，特別是在高科技方面對中國進行封鎖。在特朗普政府擴大並不斷加壓對中國科技公司制裁的情况下，「美中科技冷戰開打」「美國拉開科技冷戰帷幕」「貿易戰已經演變爲科技冷戰」等成爲一些國際媒體常用的報道標題。

三個領域矛盾加深

綜合分析，隨著人工智能産業的發展，中美在三個領域的矛盾正在逐步加深。

第一，軍事與安全方面。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兩名學者認爲，在軍事領域存在大的誤判風險。隨著人工智能技術越來越多地集成至武器係統中，這種誤判風險和安全困境可能會變得更加明顯。

第二，貿易方面。更多的美國人擔心，中美之間日益激烈的技術競爭可能導致技術領域的分離，最後導致歐洲、北美、南美和澳大利亞主要采用美國的技術和標準，亞洲、非洲和中東則采用中國的技術和標準。一些人議論，美中之間在5G標準方面的全球競爭可能是這種脫鈎的早期迹象。美國和中國將通過引入5G網絡來影響下一代移動標準、頻譜分配以及在關鍵市場和地區的部署。如果中美貿易緊張局勢加劇，雙方都想要限制對方的市場，將可能形成兩個不可兼容的5G生態係統：一個係統可能由美國領導，並由矽谷開發的技術支持，而另一個係統可能由中國領導，並由其强大的數字平臺公司提供支持。

在這種場景下，雙方的擴張潛力都有可能受限：中國的市場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而這些國家的技術建設資源有限；美國公司將主要在競爭激烈的發達國家市場開展業務。《華盛頓郵報》刊登的一篇文章甚至提出了這樣一種預測：在未來的某一天，在世界的一端，一半人使用百度公司研發的無人駕駛汽車，用著華爲的5G網絡，並在淘寶上購物，在微信中貼自拍；而在另一半世界，這些活動主要由亞馬遜、谷歌、臉書、特斯拉和愛立信主導。

第三，政治方面。人工智能技術具有破壞美國和中國之間政治關係的可能性。比如，有美國機構、專家認爲，人工智能技術可能成爲加劇中美意識形態競爭的工具。美方的擔憂是，人工智能技術可能會進一步被用來幹擾選舉，包括提高對對手的針對性和説服特定投票群體的能力。如果外部幹預變得越來越普遍，全球選舉結果的合法性會越來越受到質疑，「民主」的吸引力就會降低，非西方民主模式就可能變得更具吸引力。

美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認為：「鑒於中美兩個人工智能研究群體之間存在著深深的相互依存關係，要確定美國在人權和國家安全的哪些方面必須减少或限制與中國的合作是一項艱巨的挑戰。在經濟與安全利益之間，在保持開放性與保護創新經濟免受戰略競爭者的損害之間，在商業目標與戰略目標之間，面臨艱難的抉擇，同時要兼顧短期和長期考慮。」也就是説，美國面臨著兩難的政策選擇。

在美國，也有許多認同全球化和良好中美關係對美國至關重要的有識之士，他們認爲中美之間的科技冷戰和經濟脫鈎是不可能的，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並延緩人類的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不過，中美之間的技術競爭是否會導致技術領域的分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於美國政府的實際政策。鑒此，中國在推進自身的人工智能發展時，必須認清形勢，在各方面準備好相應的對策。

（周琪、付隨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