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作為經濟學概念的數字經濟是人類通過大數據（數位化的知識與資訊）的識別—選擇—過濾—存儲—使用，引導、實現資源的快速優化配置與再生、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經濟形態。數字經濟通過不斷升級的網路基礎設施與智能機等資訊工具，互聯網—雲計算—區塊鏈—物聯網等資訊技術，人類處理大數據的數量、品質和速度的能力不斷增強，推動人類經濟形態由工業經濟向資訊經濟—知識經濟—智慧經濟形態轉化，極大地降低社會交易成本，提高資源優化配置效率，提高產品、企業、產業附加值，推動社會生產力快速發展，同時為落後國家後來居上實現超越性發展提供了技術基礎。數字經濟也稱智能經濟，是工業4.0或後工業經濟的本質特徵，是資訊經濟—知識經濟—智慧經濟的核心要素。正是得益於數字經濟提供的歷史機遇，使我國得以在許多領域實現超越性發展。澳門近年也大力推動智慧城市，發展數字經濟，但澳門在數字經濟中一直處於後發位置，甚至在粵港澳大灣區中也是十分靠後的位置，發揮好數字經濟的後發特徵，澳門才能迎頭趕上。

澳門面臨數字經濟熱潮

數字經濟指一個經濟系統，在這個系統中，數字技術被廣泛使用並由此帶來了整個經濟環境和經濟活動的根本變化。數字經濟也是一個資訊和商務活動都數位化的全新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系統。企業、消費者和政府之間通過網路進行的交易迅速增長。數字經濟主要研究生產、分銷和銷售都依賴數字技術的商品和服務。數字經濟的商業模式本身運轉良好，因為它創建了一個企業和消費者雙贏的環境。

近年來，澳門也一直面臨著數字經濟的熱潮。國內外多個移動支付平臺紛紛進駐澳門，各種新型數字經濟模式也密切佈局。澳門幾年前引進移動支付，先在旅遊景點鋪設網點，主要是為吸引內地遊客而設。之後，澳門的大多數超市、商場和餐館相繼開始支持使用微信支付和支付寶。澳門這兩年的移動支付發展速度，可用快馬加鞭形容。2019年首8個月，澳門居民移動交易筆數合計608萬筆，交易金額約4.33億澳門元，相當於2018年全年交易筆數的4.5倍、交易金額的4.8倍；而2018年澳門居民使用移動支付的交易筆數較2017年提高6倍多，交易金額則上升10倍之多。今年受疫情影響，移動支付的交易雖然下降。不過隨著疫情緩和，移動支付迅速恢復。支付寶最新數據顯示，自從八月十二日澳門率先恢復珠海自由行簽註申請近一個半月以來，包括支付寶澳門、內地支付寶及AlipayHK在內的數字消費交易筆數大增8成，其交易金額升幅達135%，為2萬澳門中小微商家帶來生意。

發展移動支付是澳門建設智慧城市的一環。澳門特區政府採取不少措施，通過社區消費節慶等活動推動移動支付普及，鼓勵中小企業應用電子商貿。多數澳門商家和居民都已感覺到，支付環境這兩年發生了顯著變化，移動支付是大勢所趨這樣的觀念正日益成為社會共識。對商戶而言，澳門人資短缺，中小企業每月要花費人力換零錢、數零錢、入賬等，現金越多，所付出的人資成本越大。其次，移動支付可避免算錯賬、收偽鈔等風險，有助優化企業運作。而過去終端機安裝、租用需要費用，現在大多減免，只需付交易費，且使用成本逐漸降低，交易費率與信用卡費率相近，在1%至2%之間。

而日前內地旅遊網站攜程發佈“澳門尋寶計劃”，攜程聯合創始人及執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赴澳門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與金沙中國總裁王英偉直播帶貨，共同推廣澳門旅遊業。梁建章表示，澳門有全球最豪華、最大規模的酒店群，更有濃厚異國風情，對內地中高端顧客有吸引力。特別是全球各地入境管制及隔離檢疫措施，中高端顧客難以到外國旅遊，澳門是首個內地旅客免隔離入境的旅遊目的地，相信會得到廣泛青睞。廣東省佔全國高端顧客的兩成左右，全國重啟赴澳自由行簽註申請後，澳門受惠程度會增加。

澳門數字經濟有基礎有缺失

本澳團體舉辦數字經濟論壇，探討小微企和創業者如何面對疫情所催生的數字經濟變革，迎接疫情常態化。有嘉賓表示，來勢洶洶的疫情讓數字經濟成為行業新形態。除了技術配置，數字化令品牌營銷、企業管理、法律配套都有巨大改變。那麼澳門數字經濟發展的程度如何？

最近，內地研究機構發佈《2020粵港澳數字大灣區融合創新發展報告》。報告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的跨境協調協同發展，正處在自上而下的制度創新與自下而上的技術創新相結合的關鍵階段。報告指出，珠三角九市數字經濟指數呈現出明顯的“兩核多梯次”分佈體系。深圳在9個城市的數字經濟指數排名中居首，與廣州共同組成第一梯隊，兩個城市的數字經濟發展總得分均超過了 80分，得分超過50分的城市由東莞、佛山和珠海三地組成。憑藉在數字政務、數字民生領域的優異表現，珠海成功“擠入”珠三角數字經濟發展的第二梯隊。

報告認為，香港在金融、航運、航空、貿易、國際行銷等方面擁有優勢突出的國際地位，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在經濟開放、區域互聯互通等領域的措施進一步落實，香港的這一地位還將更加鞏固。同時，香港也有條件，在數字經濟時代，打造輻射東亞乃至全球的數據、資訊樞紐中心，為大灣區的人工智慧、工業互聯網、大數據分析等新興產業發展提供資金、技術和市場層面的支持。澳門將圍繞加強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合作平臺建設的定位，在電商、金融、會展、物流、旅遊等領域，打造中國—葡語國家金融服務平臺、區域性電商服務平臺、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會展中心等，發揮對內緊密聯繫粵港澳大灣區，對外聯繫葡語、拉丁語系國家的作用。而珠三角九市經濟活躍、基礎扎實，借助與港澳融合發展，進一步有效推進創新驅動發展，將加速從“世界工廠”邁向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先進製造業中心，尤其加快培育和聚集數字經濟新動能，更好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國際競爭。

在大灣區建設和數字化轉型的大背景下，人才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和基礎保障。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互聯網發展與治理研究中心發佈的《粵港澳大灣區數字經濟與人才發展研究報告》認為，在國際人才流動方面，珠海和澳門在高水準人才和數字人才兩方面都在向國際其他地區流失人才，人才保留率較低。在國內人才流動方面，人才吸引力最強的城市依然是深圳，廣州、珠海、惠州、香港在國內高水準人才和數字人才方面都處於淨流入狀態。佛山在高水準人才方面處於淨流入狀態，但在數字人才方面在向國內其他地區流失人才。澳門則恰恰相反，高水準人才在向國內其他地區流失，而數字人才則處於淨流入狀態。另外，東莞在高水準人才和數字人才兩方面都在向國內其他地區流失人才。

而現代社會，要想經濟高速發展，就一定要與科技相結合，才能產生更大的經濟效益。因此，大灣區的科技基礎建設方面，澳門資訊化建設也比較早，基礎也穩固，近年來雲計算中心建設逐漸成為了中心。澳門政府於2016年正式實施專項規劃，與科技巨頭阿裏巴巴進行戰略性合作，就為澳門構建城市治理的人工智慧中樞，智慧城市建設及產業與互聯網深度整合方面構建出全方面的支持體系。欲把澳門打造成“以數字引領科技，智能服務民生“的高科技城市。

數字經濟具有後發優勢特徵

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抓住了數字革命的機遇，創造了10多年的經濟繁榮。歐洲、日本等地區和國家，也緊緊追隨著美國，積極推進數字革命，產生了巨大的成效。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數字革命更是“千載難逢”的良機。在數字時代中，發展中國家可以充分利用數字經濟中的後發性優勢，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數字鴻溝。印度就是利用數字經濟的後發性優勢，使其資訊技術在世界範圍內具有強大競爭力，從而推動本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典型案例。

數字經濟的特徵表明，在知識的創新階段，知識應用的範圍越廣泛，涉及到的客戶越多，就能創造越多的價值。在知識的普及階段和模仿階段，由於時效性問題，知識在發達國家的邊際報酬下降。在發展中國家卻能維持很高的邊際報酬。因為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這些知識仍然是最新的、最具時間價值的。資訊技術進入21世紀以來正處於普及和模仿階段，向發展中國家擴散符合發達國家的最高利益，這可以大大提高發展中國家的資訊化速度。

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資訊化比工業化更容易追趕，這是由於資訊化有一些非常顯著的特點：與製造業相比較，設備投資成本較小；技術已經標準化，學習成本很低；知識的共用性和外溢性等等。資訊技術本身的巨大潛力和無窮無盡的機會，也為發展中國家數字經濟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道路。在數字經濟時代，網路和資訊技術是一種工具，是能夠提高一切領域工作效率的強有力的工具。只要發展中國家善於學習、善於利用這個工具，就能使之成為縮短數字鴻溝和貧富差距、提高生產力水準和綜合國力的強有力手段。

澳門如何發揮數字經濟的後發優勢？有學者建議：建設全球數字交易所之都，打造成為澳門經濟轉型的新引擎。

數字貨幣已成為全球資產配置中的重要資產，圍繞數字貨幣所形成的產業鏈條已逐漸完整。作為數字貨幣產業鏈中盈利能力最強、最具話語權的環節，全球的數字貨幣交易所正面臨新一輪洗牌。在此背景下，珠澳聯合建設全球數字貨幣交易所之都，既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科技走廊的重要手段，也是珠澳尤其是澳門產業結構轉型的重要方向，更是全球聯接中國的重要環節。珠澳可以澳門為店，集各地區制度之所長，建設全球頭部的中心化數字貨幣交易所和新興的去中心化數字貨幣交易所聚集地；珠海為廠，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數字貨幣和區塊鏈研究與應用的高地。

數字經濟需要數字金融，數字金融需要數字貨幣。珠澳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科技走廊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必要在數字貨幣領域為數字經濟和數字貨幣的發展推行先行先試的創新舉措，而將數字貨幣行業執牛耳者——數字貨幣交易所吸引至澳門可成為其中重要的舉措之一。

綜合美國、日本、韓國、中國香港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建設經驗，澳門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展制度建設，打造安全規範的交易環境，吸引全球頭部數字貨幣交易所和新興的去中心化交易所入駐澳門或在澳門開設分支機構，鼓勵全球投資者將澳門的數字貨幣交易所作為首選交易場所，將澳門建設成為全球數字貨幣交易所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