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0年5月17日，阮次山在台灣台中逝世，享年73歲。本文發表於 2014年3月20日，於近日在中文社交媒體上再次傳播。

阮次山，美籍華人，香港鳳凰衛視資訊臺總編輯。

阮次山先生反感《環球時報》扮演的「忠誠」角色，盡管他被許多人稱作「體製外胡錫進」。他覺得後者「檔次不夠」，給黨添亂。他也不認可1980年代風靡的報告文學《第二種忠誠》的看法。這本書提出兩種「忠誠」，一種是黨讓幹什麽就幹什麽，另一種則是獨立地、有主見地看國家和政治人物，作者讚揚後者。

阮次山創造性地探索了隻屬於他一個人的「第三種忠誠」，即在兩者中找到中間道路。這名生於臺灣的美籍華人、鳳凰衛視資訊臺總編輯努力展示一個身處體製外的建議者形象。他強調自己效忠國家而不是黨和政府，但最看重的「效忠」方式是對黨和政府高層施加影響，主動替他們分憂，並在察覺受最高層冷落時倍感沮喪。

68歲的阮次山曾面見江澤民、胡錦濤。他自稱「很多人，包括現在很多常委透過朋友講，『我經常看他的節目』」。

阮次山寫專欄時，心裏有一個清晰具體的潛在讀者。他曾因江澤民希望他不要停掉專欄而堅持又寫了幾年，「怕他需要我這個」。後來，他主持電視節目，心裏同樣有一群潛在觀眾。

採訪中，他137次提到「國家」這個詞。2009年，他將自己節目的製作總部從香港搬到北京，買車買房。他樂意被鄧樸方稱為「無可救藥的愛國主義者」。他說：「這個中國我是愛定了—此愛生生世世！」

他因此飽受爭議，有人在網上諷刺他名字像越南人，長得像日本人，口音像臺灣人，護照是美國人，其實是黨的人。

2月9日起，他不再擔任鳳凰衛視訪談節目《風雲對話》主持人。他說，這是「國家的損失」。

「他有需要」

某種程度上，1992年在中南海懷仁堂與江澤民的會面成為阮次山不斷回到的一個原點。那既是他的「忠誠」曾受到的最大認可，也奠定了他此後的工作信唸。

見面在當時的《人民日報》社社長高迪引薦下進行。阮次山向《人物》記者強調，那是一次「私人聊天」。

那是阮次山至今唯一一次踏入中南海。「警衛一開門，他已經站在門口了。」阮次山回憶與江的第一次見面，兩人距離不到1米。

當時是春天，懷仁堂會客室掛的畫作是《春回大地》。阮次山與江，以及同行的鄧樸方、高迪聊了4個半小時，在他描述裏，江給他「交了底」，「無所不談」。「對我深入內情底線，我知道我們的底線在哪兒，態度是什麽，不會誤判」。

在阮次山的形容中，此後他和江建立了某種心照不宣的聯繫。在中間傳話的人是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汪道涵。1997年，江澤民首次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他訪美之前，通過朋友來跟我說，對他第一次到美國有什麽建議，我就給他很多建議，很多被採納。」

他的建議包括「穿西裝襪子不能露出腳肉來，選長筒的」，「眼鏡太大了，能不能換小一點」。

當時，江參觀紐約證券交易所併為交易所開盤敲鍾時，他舉起大拇指以示慶賀。阮次山說，這也是他的建議，「因為他手很胖，我說你就舉拇指。他回來後透過朋友跟我講，告訴阮先生這玩意兒靈啊。」

阮次山稱，江看重他在專欄中對時局的分析，「每次碰到國際大事，下面呈資料給他，他一看沒有我的東西，就會交代一句，你們去看看阮次山怎麽說」。1999年，在美國工作的阮次山考慮到香港鳳凰衛視就職，他徵詢汪道涵的意見。「他說，我來問江主席一下，你如果去了港臺以後，他會不會還是有這種需要。過兩天，他答複我，說江主席講沒有問題，你去哪裏都可以，可是你寫的專欄不要斷。」

為此，2000年進入鳳凰衛視做新聞的頭幾年，阮次山沒有停止專欄，「我怕他需要我這個」。過了兩三年，他又問汪，「他還有沒有這個需要？」汪回複，太忙了可以不寫，「你的節目他現在都可以看得到。如果他需要什麽觀點的話，臨時再告訴你。」

「那是一種鞭策，」阮次山說，「這個就是讓我深深感覺到，我必須要繼續扮演我這個角色的原因。」他停頓了一下，強調，「他有需要。」

胡錦濤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時，阮次山失去了過去那種可靠具體的上層聯繫。但他併未放棄努力。

2006年胡錦濤首次訪美，他提前一個月到美國做準備。「我為了他訪問美國，先他一個月到，做了十幾期節目，美國的政要、人民，民主黨、共和黨，對中國友好的、不友好的，在他訪美以前我訪。」

在他表述裏，每件事都是為「他」做的。胡錦濤在西雅圖接見美國代表團時與阮次山握手，聊了四五分鍾。「他表示感謝，說節目我都看了，很有用。」阮次山記得，「我在美國為他做了一個多月，累得出皰疹，他說這個東西中醫有辦法，我給你介紹一個中醫。」

他還曾與朱鎔基見面。「有一年在亞洲博鼇論壇，朱鎔基在宴會大廳，老遠老遠他看到我，他過來，哎呀阮先生我天天看你的節目—有我太太為證，他把她叫來，問，你說是不是我中午都聽？」

阮次山解釋，他選擇高層路線，委婉批評而不直接指責，因為這對中國最有效。他這樣談論中國官員：「中國共產黨訓練出來的這些幹部沒有一個是傻瓜，看你如何去駕馭他，讓他的思維超脫於他的烏紗帽。」

有一次，他在美國參加華人聚會，當時，美國正討論對華最惠國待遇，一名來自大陸的學者希望美國通過此事對中國施壓改善人權，「我就站起來講，我們中國人講的是君從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你是從大陸出來的，你了解共產黨比我們多多了，可是從我一個局外人的角度來看，你回答我一個問題，目前這些老黨員，有誰是受到外國的壓力而改變他自己的？中國的老黨員是寧可去吃虧，絕不受外國的壓力。」

「阮次山之音」

過去13年，阮次山在《風雲對話》中訪問了克林頓、普京、卡紮菲等400多名政要、大使。告別這檔節目後，阮次山說：「唯一的缺憾是，沒有機會替國家從旁做這些事情，從旁做他們做不到的外交助力了。」

「有時候常常想，別折騰了，少了你還怎麽樣？」接近70歲的阮次山說，「我每天憂心這個，我太太說，輪不到你。可是如果我不憂心，不上這個電視節目的話，還真是整個社會就被誤導了。」

除了採訪，阮次山還隨時背負著「國民使命感」。他去不同地方採訪，會主動聯絡當地大使館，看「國家」是否需要向對方傳遞什麽信號。這種使命感有時使他看起來更像一個外交官員而不是媒體人。《風雲對話》欄目組對外聯絡記者趙涵說，阮次山曾告誡同事：「外交無小事，雖然我們是電視臺，但我們出去代表的是一個國家。」

2004年，他專訪美國原國務卿鮑威爾時，促成鮑威爾公開否認臺灣主權，「這次訪談被有關人士定位為一次歷史性訪談」。

阮次山在採訪中對鮑威爾提到，臺灣過去一直表示，臺灣已經是個「獨立的國家」，不必再宣布「獨立」。鮑威爾回答：「臺灣沒有一個獨立國家所擁有的主權，這是美國堅決奉行的政策。」

這段訪談播出後，臺灣股市在兩天內跌了100多點，市值蒸發了1000多億新臺幣。

「如果我不問這個問題，到現在我們中國也無解，我們拿他沒辦法。」阮次山說。

「所以我扮演很多角色，為什麽政府對我那麽支持那麽信任，政府都知道這些。」阮次山說，「我每次訪談都要挖出一點東西，這未必是當局要我做的，當局也從來沒有要我這樣做過，可是我必須這樣做。」

「新聞從業者有沒有我這樣動不動就有家國感，使命感的？鳳毛麟角，他達不到這種境界。」阮次山自我總結，「我是唯一的。」

有時，這種忠誠會受到怠慢。2010年去利比亞採訪卡紮菲時，阮次山讓助手打電話給外交部非洲司負責人，問有沒有什麽事可以幫忙，對方拒絕了，這讓阮次山很生氣：「很多外交官素質不夠。」

曾任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現任外文局局長的周明偉證實，1990年代後期，兩岸信息往來受到許多限製，阮次山的信息顯得「具有特殊價值」。

「兩岸關係當時在半官方交往中，最高峰是海協會和海基會兩個領導人在新加坡會見，他見證了這個時刻。能夠實現這個過程，他是有貢獻的。」周明偉說。

「我當時參與涉臺事務，對臺灣的一些觀點常常是通過他的口講出來的。」周明偉將此稱為「阮次山之音」，「他一直在扮演我們不方便扮演的角色，能配合北京的聲音，他是一個有特殊作用的人。」

周明偉認為，阮次山對中國的感情不是與生俱來的。「他和汪老的相互交流，以及汪老個人對他的影響，使他越來越關注中國內部改革開放發生的變化，關注臺海關係，同這個國家和民族未來的關係。」周明偉說，汪道涵希望阮次山發出一個不同的聲音，不是大陸的聲音，而是「第三者的聲音」。

「當部長指日可待」

阮次山的父親是一名從大陸敗退臺灣的國民黨黨工，一直為國民黨「歌功頌德」，「可是我從來沒有對國民黨產生過那種要效忠的感覺」。阮次山說，他常和父親頂嘴，認為父親說得不對，「邏輯不對」。

事實上，他對大陸的好奇在父親的黨化教育和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生長。他與大陸官方的甜蜜接觸，則發生於他因害怕危險逃到美國時。臺灣政治的擠壓推動了他對大陸的好感。

也有這樣的時刻，阮次山會想，自己如果「沒有這種反動意識」，沒有離開臺灣，如今過著什麽生活。至少起點聽起來不錯：「當年離開的時候，我是國民黨第一個年輕的處級官員。」

1980年因妻子生病，阮次山中斷在美國的學業回到臺灣，成為中國廣播公司新聞編製組組長，算處級編製，「當部長是指日可待」。

按他的說法，如果不是怕蔣經國次子蔣孝武手中那把槍，他也許會在臺灣一直生活下去。

進入中國廣播公司一年後，蔣孝武接任總經理，阮次山看他「很多惡行惡狀」，曾在會上「兩次得罪他」，讓蔣非常不滿。

此後的故事在阮次山嘴裏講來驚心動魄。一位同事告誡他，「你不了解這個太子，他抽屜裏有槍的，他火了，幹掉你就像幹掉一隻螞蟻。」阮次山幾天後就「不動聲色地」回了美國，他甚至在機場時還提心吊膽，怕被蔣截回。第二年，他將太太、兒子全部接到美國，併申領綠卡，定居洛杉磯。此前，他曾兩次故棄拿綠卡的機會。

如今，阮次山說，自己對臺灣人充滿好感，但青年時期留下的對臺灣政客的惡劣印象從未改觀。「這個地方土地是對的，人是對的，政客不對。」

大學時，阮次山就覺得「整個中國的前途，未來全部不能在臺灣」。那時，「看《人民日報》、研究中國問題是要坐牢的」。他說，恐怖氣氛讓他對大陸更為好奇，從臺灣政治大學新聞繫畢業後，他借給《匪情月報》寫專欄的機會，看了很多臺灣大陸工作會搞來的大陸情報，「我從那裏得到很多材料，而且從那裏得到反動思想。」

就算在高中畢業後服兵役的兩年裏，整日接受政府宣傳的阮次山也「從來沒有說這個地方（大陸）是很爛的，從來沒有，這是本性的問題，我在想」。

阮次山自己也無法找到他對共產黨這份好感的原始痕跡。在高雄中學一座禮堂般的圖書館裏，阮次山第一次看到胡適日記，以及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等早期共產黨員的書。他不知道這些人是誰，不知道海峽對面的世界。每天中午午休時，他都會去看這些書。他努力思索自己對共產黨理唸的認識，「不是一個時間被電到，是慢慢被啟發的，看多了以後就慢慢地感染了你。」

去美國後，他讀了《紅星照耀中國》，看縮印版《人民日報》，「終於發現了我當年要探索的地方」。

如果說在臺灣的經歷使他對大陸開始感到好奇，在美國與大陸官員的接觸，則成為「忠誠」開始生長的土壤。

「非我族類，不能」

在美國辦報時，阮次山第一次與中國大陸官方人士建立了聯繫。

1981年，洛杉磯《國際日報》老板聘請阮次山做總編輯，他以「報紙要異軍突起，一定得有大陸消息」為由說服老板，在這張「右派報紙」上同步轉載新華社、中新社的稿件，成為「第一個在美國華人媒體上啟用新華社稿件的總編輯」。

據他說，這讓他在大陸媒體和官員看來是可以信賴的，也讓他被美國僑社稱為「臺灣訓練出來的左仔」，被臺灣政府列為「左派分子」。1987年他的母親過世，臺灣一度扣發他的入境證，不許他回去奔喪。

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他在希爾頓酒店為中國代表團舉辦了第一場正式歡迎會，結識了團長何振梁、女排教練袁偉民等。現場有臺灣特工拍照，「我說不必拍了，我主辦的」。

他還為大陸媒體報道團提供實際幫助，主動提供辦公地點，甚至連自己家也貢獻出來，「在家開第一次會議」。此時，阮次山結識了當時的新華社副社長、後來出任中宣部副部長的曾建輝等一批大陸媒體人、官員。「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國內有些什麽樣的官員經過洛杉磯，總要跟我碰碰面，聊聊天。」他說，「我想他們已經把我當成大陸的朋友了，尤其是他們要了解臺灣，了解美國，我是他們最大的渠道。」

1986年，阮次山第一次到大陸，當他行走在「寬廣」的長安街上，沿著紅色城牆看到天安門，他「興奮地感慨萬千」，感受到一種「歸屬感」。「終於看見了祖國大地，終於看到了。」

此時，阮次山已經開始懷有此後他顯露出來的政治觀唸。在紐約主編《國際日報》時，作家劉賓雁的報告文學《第二種忠誠》的男主人公倪育賢前來面試校對一職。倪在書中曾說過一句話：「我愛我的國家，我的國家愛我嗎？」當時，面試官阮次山對他說：「國家永遠愛你，你要把國家、黨和政府分離。國家永遠是國家。」

有學生曾在演講時質問他是不是在討好當局。阮次山回答說：「我除了討好孫女，不討好任何人。中國在我眼皮底下成長，快速地成長。我到美國之前，那時候中國是什麽樣一個社會？到了1984年洛杉磯奧運，我們中國人終於在美國社會抬頭了。」

1992年跟江澤民見面時，阮次山曾說：「覺得一般人對國家的概唸不夠。比如講，天安門前升旗、奏國歌的時候，路上固然車水馬龍，可是沒有人聽到國歌要肅立。養不教父之過，你沒有教他。」

「江主席聽得很仔細。」他說，「後來沒多久，三四個月，他就下令國內中小學校，有條件的每天升旗，沒條件的一個禮拜一兩次。」

有時候，在對待家人的態度上，他也堅持這種「愛國」情懷。阮次山兩個孫子在美國讀幼兒園，假期兩個孫子來北京時，他會有意給他們做愛國教育。「我問，你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兩個孫子答：「我是中國人。」他很滿意。

他的小兒子和一名美國女孩談戀愛，交往7年，阮一直不同意兩人結婚，原因是「非我族類，不能」。後來妻子多次從中開導，他才回美國主持了婚禮。

打一場美好的仗

2005年江澤民卸任全部職務，同一年，汪道涵去世，阮次山與中央高層的直線聯繫「完全中斷」。「他們大概覺得沒有這個需要經常跟我聯繫了。」

他猜測：「我現在節目每天都在為他們出言，他隻要看我的節目，沒必要再私底下聯繫。」

他指出的另一個原因是身份困境。「你要知道我現在在國內有點尷尬，因為我還被列為境外媒體記者，在我們中央政治局的紀律裏，見境外記者要經過常委畫圈的。」他說，「跟軍方的朋友吃頓飯，我還要報備。跟我見面是很折騰的事。」他說，這還是「文革」時代的思維。

這讓阮次山感到「失落」，「受了傷害」。「我是中國人，我是比你們更愛國的人，我是你們的朋友，鬧了半天你還把我當外人。」他說，「我常常指著那些高層的朋友，我說我跟你們講，對你們來講你們沒有朋友。」

「所以這一套你希望牠什麽時候改，我真的希望越快越好，可是他們沒有一個人敢。」這時，阮次山開始少有地抱怨中國改變太慢。

「我覺得江主席就有這點好處，他根本沒有把我當做境外人士，也沒有說要申請政治局常委每個人劃鉤。」他嚐試過打破限製。「要一級級上去，經過中宣部、外事辦，上去之後都冷掉了，我試過一次後來再也不試了。」

阮次山很反感「境外人士」這個提法，他認為自己比「境內人士」更忠誠，「被你們認為境內人士的人做得有我這麽多嗎？」他的抱怨強烈而密集，「我可以變成他智囊團的一分子，但不可能，這個身份他們沒辦法接受。」

他情緒變得激動，又很快恢複平靜。「我對國家，對整個社會的期望跟我的使命感，不會因為我受不到重視而……我隻是有時候有點感覺，表達渠道欠缺。」

然後，阮次山說，他不會因為「餘熱」沒有發揮而感到遺憾。「如果我有所求，就有遺憾。但我現在沒所求，隻能你來求我，你有事情要我幫忙。我們唸書人總得有自己的一個風骨吧。就跟當年我對江，我沒有要求啊，我做得恰如其分，我可以做到的我來做，要看得開。」

對與現任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接觸，他表示「不敢奢望」，但言談中又抱有期待。「這不是操之在我，是操之在他，他願不願意是個問題。」

阮次山說，餘熱不能再發揮了，他就可以「去見馬克思」。《人物》記者問他，如果去面見馬克思，聊些什麽。阮次山回答：「我覺得我要去跟馬克思見面，不如跟毛主席見面，因為馬克思是個外國人。我倒是覺得跟毛主席講一下，如果你地下有靈的話，中國這個國家，地方大，人多，風風雨雨是難免的，可是能不能把我們中國帶到一個有風有雨，又有晴天、有希望的一片土地上去，我們現在有很多人都看不到這個晴天。如果見到老毛，我就跟他講，你的『文革』摧毀了中國大部分江山的人的文化，你能不能在地下有知，把這個文化複興起來，中國現在缺的不是物質，而是文明，這個文明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後能不能生存的依賴。」

「離我向老毛報到的時間還沒有到，可是我總覺得過去這半生我自己打了一場美好的仗。」他接下來解釋，「在基督教的聖經裏面，常常對一個人追悼死亡的時候說，這一場仗他已經打完了，打了一場美好的仗。」

在談論黨和政治時，天主教徒阮次山用了一個宗教典故。但他緊接著說，他「不可能信仰共產黨」。

「兩回事，我們了解共產黨，欣賞共產黨，最後了解共產主義，跟你要信仰牠不一樣，隻能對宗教有信仰，我們不能把政治的理唸當做一種信仰。」他說。

這時候，第二次採訪已經進行了超過7個小時，阮次山體力幾乎耗盡，他從沙發上坐起已頗為吃力，需要用手握住扶手，胳膊用力支撐。他的背有些佝僂，走路步調緩慢，情緒也隨著話題而低回，語氣虛弱而傷感。

這讓人相信他表述中的那部分真誠的東西—他一邊試圖將國家與政黨、政府進行切割，一邊真誠地將自己對國家的忠誠寄托在黨的高層領導的身上。他的第三種忠誠暫時遇到了困境。

（劉君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