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次山 第三種忠誠

編者按:2020年5月17日,阮次山在台灣台中逝世,享年73歲。本文發表於 2014年3月20日,於近日在中文社交媒體上再次傳播。

阮次山,美籍華人,香港鳳凰衛視資訊臺總編輯。

阮次山先生反感《環球時報》扮演的「忠誠」角色,盡管他被許多人稱作「體製外胡錫進」。他覺得後者「檔次不夠」,給黨添亂。他也不認可1980年代風靡的報告文學《第二種忠誠》的看法。這本書提出兩種「忠誠」,一種是黨讓幹什麽就幹什麽,另一種則是獨立地、有主見地看國家和政治人物,作者讚揚後者。

阮次山創造性地探索了隻屬於他一個人的「第三種忠誠」,即在兩者中找到中間道路。這名生於臺灣的美籍華人、鳳凰衛視資訊臺總編輯努力展示一個身處體製外的建議者形象。他強調自己效忠國家而不是黨和政府,但最看重的「效忠」方式是對黨和政府高層施加影響,主動替他們分憂,並在察覺受最高層冷落時倍感沮喪。

68歲的阮次山曾面見江澤民、胡錦濤。他自稱「很多人,包括現在很多常委透過朋友講,『我經常看他的節目』」。

阮次山寫專欄時,心裏有一個清晰具體的潛在讀者。他曾因江澤民希望他不要停掉專欄而堅持又寫了幾年,「怕他需要我這個」。後來,他主持電視節目,心裏同樣有一群潛在觀眾。

採訪中,他137次提到「國家」這個詞。2009年,他將自己節目的製作總部從香港搬到北京,買車買房。他樂意被鄧樸方稱為「無可救藥的愛國主義者」。他說:「這個中國我是愛定了—此愛生生世世!」

他因此飽受爭議,有人在網上諷刺他名字像越南人,長得像日本人,口音像臺灣人,護照是美國人,其實是黨的人。

2月9日起,他不再擔任鳳凰衛視訪談節目《風雲對話》主持人。他說,這是「國家的損失」。

「他有需要」

某種程度上,1992年在中南海懷仁堂與江澤民的會面成為阮次山不斷回到的一個原點。那既是他的「忠誠」曾受到的最大認可,也奠定了他此後的工作信唸。

見面在當時的《人民日報》社社長高迪引薦下進行。阮次山向《人物》記者強調,那是一次「私人聊天」。

那是阮次山至今唯一一次踏入中南海。「警衛一開門,他已經站在門口了。」阮次山回憶與江的第一次見面,兩人距離不到1米。

當時是春天,懷仁堂會客室掛的畫作是《春回大地》。阮次山與江,以及同行的鄧樸方、高迪聊了4個半小時,在他描述裏,江給他「交了底」,「無所不談」。「對我深入內情底線,我知道我們的底線在哪兒,態度是什麽,不會誤判」。

在阮次山的形容中,此後他和江建立了某種心照不宣的聯繫。在中間傳話的人是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汪道涵。1997年,江澤民首次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他訪美之前,通過朋友來跟我說,對他第一次到美國有什麽建議,我就給他很多建議,很多被採納。」

他的建議包括「穿西裝襪子不能露出腳肉來,選長筒的」,「眼鏡太大了,能不能換小一點」。

當時,江參觀紐約證券交易所併為交易所開盤敲鍾時,他舉起大拇指以示慶賀。阮次山說,這也是他的建議,「因為他手很胖,我說你就舉拇指。他回來後透過朋友跟我講,告訴阮先生這玩意兒靈啊。」

阮次山稱,江看重他在專欄中對時局的分析,「每次碰到國際大事,下面呈資料給他,他一看沒有我的東西,就會交代一句,你們去看看阮次山怎麽說」。1999年,在美國工作的阮次山考慮到香港鳳凰衛視就職,他徵詢汪道涵的意見。「他說,我來問江主席一下,你如果去了港臺以後,他會不會還是有這種需要。過兩天,他答複我,說江主席講沒有問題,你去哪裏都可以,可是你寫的專欄不要斷。」

為此,2000年進入鳳凰衛視做新聞的頭幾年,阮次山沒有停止專欄,「我怕他需要我這個」。過了兩三年,他又問汪,「他還有沒有這個需要?」汪回複,太忙了可以不寫,「你的節目他現在都可以看得到。如果他需要什麽觀點的話,臨時再告訴你。」

「那是一種鞭策,」阮次山說,「這個就是讓我深深感覺到,我必須要繼續扮演我這個角色的原因。」他停頓了一下,強調,「他有需要。」

胡錦濤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時,阮次山失去了過去那種可靠具體的上層聯繫。但他併未放棄努力。

2006年胡錦濤首次訪美,他提前一個月到美國做準備。「我為了他訪問美國,先他一個月到,做了十幾期節目,美國的政要、人民,民主黨、共和黨,對中國友好的、不友好的,在他訪美以前我訪。」

在他表述裏,每件事都是為「他」做的。胡錦濤在西雅圖接見美國代表團時與阮次山握手,聊了四五分鍾。「他表示感謝,說節目我都看了,很有用。」阮次山記得,「我在美國為他做了一個多月,累得出皰疹,他說這個東西中醫有辦法,我給你介紹一個中醫。」

他還曾與朱鎔基見面。「有一年在亞洲博鼇論壇,朱鎔基在宴會大廳,老遠老遠他看到我,他過來,哎呀阮先生我天天看你的節目—有我太太為證,他把她叫來,問,你說是不是我中午都聽?」

阮次山解釋,他選擇高層路線,委婉批評而不直接指責,因為這對中國最有效。他這樣談論中國官員:「中國共產黨訓練出來的這些幹部沒有一個是傻瓜,看你如何去駕馭他,讓他的思維超脫於他的烏紗帽。」

有一次,他在美國參加華人聚會,當時,美國正討論對華最惠國待遇,一名來自大陸的學者希望美國通過此事對中國施壓改善人權,「我就站起來講,我們中國人講的是君從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你是從大陸出來的,你了解共產黨比我們多多了,可是從我一個局外人的角度來看,你回答我一個問題,目前這些老黨員,有誰是受到外國的壓力而改變他自己的?中國的老黨員是寧可去吃虧,絕不受外國的壓力。」

「阮次山之音」

過去13年,阮次山在《風雲對話》中訪問了克林頓、普京、卡紮菲等400多名政要、大使。告別這檔節目後,阮次山說:「唯一的缺憾是,沒有機會替國家從旁做這些事情,從旁做他們做不到的外交助力了。」

「有時候常常想,別折騰了,少了你還怎麽樣?」接近70歲的阮次山說,「我每天憂心這個,我太太說,輪不到你。可是如果我不憂心,不上這個電視節目的話,還真是整個社會就被誤導了。」

除了採訪,阮次山還隨時背負著「國民使命感」。他去不同地方採訪,會主動聯絡當地大使館,看「國家」是否需要向對方傳遞什麽信號。這種使命感有時使他看起來更像一個外交官員而不是媒體人。《風雲對話》欄目組對外聯絡記者趙涵說,阮次山曾告誡同事:「外交無小事,雖然我們是電視臺,但我們出去代表的是一個國家。」

2004年,他專訪美國原國務卿鮑威爾時,促成鮑威爾公開否認臺灣主權,「這次訪談被有關人士定位為一次歷史性訪談」。

阮次山在採訪中對鮑威爾提到,臺灣過去一直表示,臺灣已經是個「獨立的國家」,不必再宣布「獨立」。鮑威爾回答:「臺灣沒有一個獨立國家所擁有的主權,這是美國堅決奉行的政策。」

這段訪談播出後,臺灣股市在兩天內跌了100多點,市值蒸發了1000多億新臺幣。

「如果我不問這個問題,到現在我們中國也無解,我們拿他沒辦法。」阮次山說。

「所以我扮演很多角色,為什麽政府對我那麽支持那麽信任,政府都知道這些。」阮次山說,「我每次訪談都要挖出一點東西,這未必是當局要我做的,當局也從來沒有要我這樣做過,可是我必須這樣做。」

「新聞從業者有沒有我這樣動不動就有家國感,使命感的?鳳毛麟角,他達不到這種境界。」阮次山自我總結,「我是唯一的。」

有時,這種忠誠會受到怠慢。2010年去利比亞採訪卡紮菲時,阮次山讓助手打電話給外交部非洲司負責人,問有沒有什麽事可以幫忙,對方拒絕了,這讓阮次山很生氣:「很多外交官素質不夠。」

曾任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現任外文局局長的周明偉證實,1990年代後期,兩岸信息往來受到許多限製,阮次山的信息顯得「具有特殊價值」。

「兩岸關係當時在半官方交往中,最高峰是海協會和海基會兩個領導人在新加坡會見,他見證了這個時刻。能夠實現這個過程,他是有貢獻的。」周明偉說。

「我當時參與涉臺事務,對臺灣的一些觀點常常是通過他的口講出來的。」周明偉將此稱為「阮次山之音」,「他一直在扮演我們不方便扮演的角色,能配合北京的聲音,他是一個有特殊作用的人。」

周明偉認為,阮次山對中國的感情不是與生俱來的。「他和汪老的相互交流,以及汪老個人對他的影響,使他越來越關注中國內部改革開放發生的變化,關注臺海關係,同這個國家和民族未來的關係。」周明偉說,汪道涵希望阮次山發出一個不同的聲音,不是大陸的聲音,而是「第三者的聲音」。

「當部長指日可待」

阮次山的父親是一名從大陸敗退臺灣的國民黨黨工,一直為國民黨「歌功頌德」,「可是我從來沒有對國民黨產生過那種要效忠的感覺」。阮次山說,他常和父親頂嘴,認為父親說得不對,「邏輯不對」。

事實上,他對大陸的好奇在父親的黨化教育和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生長。他與大陸官方的甜蜜接觸,則發生於他因害怕危險逃到美國時。臺灣政治的擠壓推動了他對大陸的好感。

也有這樣的時刻,阮次山會想,自己如果「沒有這種反動意識」,沒有離開臺灣,如今過著什麽生活。至少起點聽起來不錯:「當年離開的時候,我是國民黨第一個年輕的處級官員。」

1980年因妻子生病,阮次山中斷在美國的學業回到臺灣,成為中國廣播公司新聞編製組組長,算處級編製,「當部長是指日可待」。

按他的說法,如果不是怕蔣經國次子蔣孝武手中那把槍,他也許會在臺灣一直生活下去。

進入中國廣播公司一年後,蔣孝武接任總經理,阮次山看他「很多惡行惡狀」,曾在會上「兩次得罪他」,讓蔣非常不滿。

此後的故事在阮次山嘴裏講來驚心動魄。一位同事告誡他,「你不了解這個太子,他抽屜裏有槍的,他火了,幹掉你就像幹掉一隻螞蟻。」阮次山幾天後就「不動聲色地」回了美國,他甚至在機場時還提心吊膽,怕被蔣截回。第二年,他將太太、兒子全部接到美國,併申領綠卡,定居洛杉磯。此前,他曾兩次故棄拿綠卡的機會。

如今,阮次山說,自己對臺灣人充滿好感,但青年時期留下的對臺灣政客的惡劣印象從未改觀。「這個地方土地是對的,人是對的,政客不對。」

大學時,阮次山就覺得「整個中國的前途,未來全部不能在臺灣」。那時,「看《人民日報》、研究中國問題是要坐牢的」。他說,恐怖氣氛讓他對大陸更為好奇,從臺灣政治大學新聞繫畢業後,他借給《匪情月報》寫專欄的機會,看了很多臺灣大陸工作會搞來的大陸情報,「我從那裏得到很多材料,而且從那裏得到反動思想。」

就算在高中畢業後服兵役的兩年裏,整日接受政府宣傳的阮次山也「從來沒有說這個地方(大陸)是很爛的,從來沒有,這是本性的問題,我在想」。

阮次山自己也無法找到他對共產黨這份好感的原始痕跡。在高雄中學一座禮堂般的圖書館裏,阮次山第一次看到胡適日記,以及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等早期共產黨員的書。他不知道這些人是誰,不知道海峽對面的世界。每天中午午休時,他都會去看這些書。他努力思索自己對共產黨理唸的認識,「不是一個時間被電到,是慢慢被啟發的,看多了以後就慢慢地感染了你。」

去美國後,他讀了《紅星照耀中國》,看縮印版《人民日報》,「終於發現了我當年要探索的地方」。

如果說在臺灣的經歷使他對大陸開始感到好奇,在美國與大陸官員的接觸,則成為「忠誠」開始生長的土壤。

「非我族類,不能」

在美國辦報時,阮次山第一次與中國大陸官方人士建立了聯繫。

1981年,洛杉磯《國際日報》老板聘請阮次山做總編輯,他以「報紙要異軍突起,一定得有大陸消息」為由說服老板,在這張「右派報紙」上同步轉載新華社、中新社的稿件,成為「第一個在美國華人媒體上啟用新華社稿件的總編輯」。

據他說,這讓他在大陸媒體和官員看來是可以信賴的,也讓他被美國僑社稱為「臺灣訓練出來的左仔」,被臺灣政府列為「左派分子」。1987年他的母親過世,臺灣一度扣發他的入境證,不許他回去奔喪。

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他在希爾頓酒店為中國代表團舉辦了第一場正式歡迎會,結識了團長何振梁、女排教練袁偉民等。現場有臺灣特工拍照,「我說不必拍了,我主辦的」。

他還為大陸媒體報道團提供實際幫助,主動提供辦公地點,甚至連自己家也貢獻出來,「在家開第一次會議」。此時,阮次山結識了當時的新華社副社長、後來出任中宣部副部長的曾建輝等一批大陸媒體人、官員。「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國內有些什麽樣的官員經過洛杉磯,總要跟我碰碰面,聊聊天。」他說,「我想他們已經把我當成大陸的朋友了,尤其是他們要了解臺灣,了解美國,我是他們最大的渠道。」

1986年,阮次山第一次到大陸,當他行走在「寬廣」的長安街上,沿著紅色城牆看到天安門,他「興奮地感慨萬千」,感受到一種「歸屬感」。「終於看見了祖國大地,終於看到了。」

此時,阮次山已經開始懷有此後他顯露出來的政治觀唸。在紐約主編《國際日報》時,作家劉賓雁的報告文學《第二種忠誠》的男主人公倪育賢前來面試校對一職。倪在書中曾說過一句話:「我愛我的國家,我的國家愛我嗎?」當時,面試官阮次山對他說:「國家永遠愛你,你要把國家、黨和政府分離。國家永遠是國家。」

有學生曾在演講時質問他是不是在討好當局。阮次山回答說:「我除了討好孫女,不討好任何人。中國在我眼皮底下成長,快速地成長。我到美國之前,那時候中國是什麽樣一個社會?到了1984年洛杉磯奧運,我們中國人終於在美國社會抬頭了。」

1992年跟江澤民見面時,阮次山曾說:「覺得一般人對國家的概唸不夠。比如講,天安門前升旗、奏國歌的時候,路上固然車水馬龍,可是沒有人聽到國歌要肅立。養不教父之過,你沒有教他。」

「江主席聽得很仔細。」他說,「後來沒多久,三四個月,他就下令國內中小學校,有條件的每天升旗,沒條件的一個禮拜一兩次。」

有時候,在對待家人的態度上,他也堅持這種「愛國」情懷。阮次山兩個孫子在美國讀幼兒園,假期兩個孫子來北京時,他會有意給他們做愛國教育。「我問,你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兩個孫子答:「我是中國人。」他很滿意。

他的小兒子和一名美國女孩談戀愛,交往7年,阮一直不同意兩人結婚,原因是「非我族類,不能」。後來妻子多次從中開導,他才回美國主持了婚禮。

打一場美好的仗

2005年江澤民卸任全部職務,同一年,汪道涵去世,阮次山與中央高層的直線聯繫「完全中斷」。「他們大概覺得沒有這個需要經常跟我聯繫了。」

他猜測:「我現在節目每天都在為他們出言,他隻要看我的節目,沒必要再私底下聯繫。」

他指出的另一個原因是身份困境。「你要知道我現在在國內有點尷尬,因為我還被列為境外媒體記者,在我們中央政治局的紀律裏,見境外記者要經過常委畫圈的。」他說,「跟軍方的朋友吃頓飯,我還要報備。跟我見面是很折騰的事。」他說,這還是「文革」時代的思維。

這讓阮次山感到「失落」,「受了傷害」。「我是中國人,我是比你們更愛國的人,我是你們的朋友,鬧了半天你還把我當外人。」他說,「我常常指著那些高層的朋友,我說我跟你們講,對你們來講你們沒有朋友。」

「所以這一套你希望牠什麽時候改,我真的希望越快越好,可是他們沒有一個人敢。」這時,阮次山開始少有地抱怨中國改變太慢。

「我覺得江主席就有這點好處,他根本沒有把我當做境外人士,也沒有說要申請政治局常委每個人劃鉤。」他嚐試過打破限製。「要一級級上去,經過中宣部、外事辦,上去之後都冷掉了,我試過一次後來再也不試了。」

阮次山很反感「境外人士」這個提法,他認為自己比「境內人士」更忠誠,「被你們認為境內人士的人做得有我這麽多嗎?」他的抱怨強烈而密集,「我可以變成他智囊團的一分子,但不可能,這個身份他們沒辦法接受。」

他情緒變得激動,又很快恢複平靜。「我對國家,對整個社會的期望跟我的使命感,不會因為我受不到重視而……我隻是有時候有點感覺,表達渠道欠缺。」

然後,阮次山說,他不會因為「餘熱」沒有發揮而感到遺憾。「如果我有所求,就有遺憾。但我現在沒所求,隻能你來求我,你有事情要我幫忙。我們唸書人總得有自己的一個風骨吧。就跟當年我對江,我沒有要求啊,我做得恰如其分,我可以做到的我來做,要看得開。」

對與現任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接觸,他表示「不敢奢望」,但言談中又抱有期待。「這不是操之在我,是操之在他,他願不願意是個問題。」

阮次山說,餘熱不能再發揮了,他就可以「去見馬克思」。《人物》記者問他,如果去面見馬克思,聊些什麽。阮次山回答:「我覺得我要去跟馬克思見面,不如跟毛主席見面,因為馬克思是個外國人。我倒是覺得跟毛主席講一下,如果你地下有靈的話,中國這個國家,地方大,人多,風風雨雨是難免的,可是能不能把我們中國帶到一個有風有雨,又有晴天、有希望的一片土地上去,我們現在有很多人都看不到這個晴天。如果見到老毛,我就跟他講,你的『文革』摧毀了中國大部分江山的人的文化,你能不能在地下有知,把這個文化複興起來,中國現在缺的不是物質,而是文明,這個文明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後能不能生存的依賴。」

「離我向老毛報到的時間還沒有到,可是我總覺得過去這半生我自己打了一場美好的仗。」他接下來解釋,「在基督教的聖經裏面,常常對一個人追悼死亡的時候說,這一場仗他已經打完了,打了一場美好的仗。」

在談論黨和政治時,天主教徒阮次山用了一個宗教典故。但他緊接著說,他「不可能信仰共產黨」。

「兩回事,我們了解共產黨,欣賞共產黨,最後了解共產主義,跟你要信仰牠不一樣,隻能對宗教有信仰,我們不能把政治的理唸當做一種信仰。」他說。

這時候,第二次採訪已經進行了超過7個小時,阮次山體力幾乎耗盡,他從沙發上坐起已頗為吃力,需要用手握住扶手,胳膊用力支撐。他的背有些佝僂,走路步調緩慢,情緒也隨著話題而低回,語氣虛弱而傷感。

這讓人相信他表述中的那部分真誠的東西—他一邊試圖將國家與政黨、政府進行切割,一邊真誠地將自己對國家的忠誠寄托在黨的高層領導的身上。他的第三種忠誠暫時遇到了困境。

(劉君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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