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送黃金回延安
　　我的父親王政柱出生在湖北麻城，很早就參加革命、入了黨。1935年11月，父親從四方面軍調到紅軍總部，總司令就是朱德，總參謀長是劉伯承。1937年1月13日，父親和他所在的軍委作戰局隨毛主席到達延安鳳凰山，不久被安排到紅軍大學（後改名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半年多後，父親被分配到涇陽縣雲陽鎮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東渡黃河開赴山西抗日前線。我母親羅健則於1939年來到延安，在抗大學習。
　　1943年3月7日清晨，在山西遼縣麻田八路軍總部，彭德懷副總司令通知時任作戰科長的我父親去延安中央黨校學習，並準備參加在9月份召開的黨的七大，同時命令父親把前線八路軍從日軍手中繳獲、積攢起來的12斤黃金和8斤金銀首飾帶到延安交給黨中央。彭德懷特別安排我母親和父親同行。我母親當時是總部機要員，和父親還沒確定戀愛關係。彭德懷讓他們與朱總司令的馬伕汪秀田一起，偽裝成家人作掩護，沒想到竟點成了一樁鴛鴦譜。
　　父親揹着裝黃金的米袋子，歷經72天、行程2130裏、三過敵佔區和封鎖線，於5月17日到達延安王家坪中央軍委所在地，勝利完成任務。運送黃金途中，父親一直把黃金貼身揹着，寸步不離。繳獲的黃金，什麼形狀的都有，長的、方的、尖的，尤其是金銀首飾上的針尖，把父親身上扎得青一塊紫一塊，血跡斑斑。我母親看到後是又心疼又欽佩。經過這段歷程，父親用巧妙通過敵人哨所的智慧、嚴守送黃金祕密的黨性打動了母親，使母親認定父親是值得信賴和託付終身的人。於是，這段特殊經歷促成了父母的戀情。同年5月30日，父母在王家坪結為夫妻，朱總司令親自參加了在軍委小禮堂舉行的簡樸結婚儀式，證婚人為朱德夫人康克清和彭德懷夫人浦安修。
　　父母結婚時已經是夏天了，天氣很熱，但他們還穿着棉襖。我母親後來解釋説：「當時延安的生活艱苦，直到9月份才發襯衣、單衣，所以我們只好穿着棉襖結婚。」我聽了之後感慨萬分，穿着棉襖結婚的父母，相濡以沫了58個春秋，始終互相支持、不離不棄。老一輩的人生觀、世界觀、婚姻觀都值得我們學習。
　　「王胖子」又回來了
　　父母結婚後的第二年，我在延安中央醫院出生。為了紀念（我）在延安出生，父母親給我起名叫王延。那時我們家住在王家坪，彭德懷住所的左邊。我父親跟着彭德懷作戰，彭德懷到哪兒，他就住隔壁，彭德懷一喊「政柱」，父親就「到」了。
　　父親吿訴我，我剛出生時又白又胖，朱德、彭德懷經常抱我。有一次，賀龍從晉綏司令部到延安開會，一看到我，就喊我「王胖子」。可我出生後母親沒有奶水，父母只能把糧食省下來，用小米和雜糧打成糊糊餵我。等到半年之後，賀龍再次來到王家坪，見到我就説：「怎麼這麼瘦了？」我母親説我沒有奶吃，賀龍就把120師從日本鬼子手裏繳獲的洋奶粉給了我母親。後來，他每次到延安都給我和其他小朋友帶奶粉，我吃了一年的奶粉，又變成「王胖子」了。
　　1945年6月，父親被任命為作戰局副局長後，在朱德和彭德懷身邊寸步不離。8月8日，蘇聯出兵東北，日軍兵敗如山倒。從8月11日零時至18時，在短短18個小時內，父親協助起草，朱總司令簽署發佈了延安總部第一號至第七號令，命令各解放區所有抗日武裝部隊依據波茨坦宣言規定，向日軍發出最後通牒，配合蘇聯紅軍在中國東北作戰，接受日、「滿」、偽軍投降，迅速行動，儘快佔領敵佔區。
　　由於戰局迅速變化，毛主席要求中央軍委每天向他和書記處報吿軍情戰況，朱德和彭德懷兩位首長把彙報的任務交給了父親。父親白天在王家坪協助首長處理軍務，把發生的情況記下來，晚飯後趕到棗園向書記處彙報。毛主席聽完彙報把父親叫到他的窯洞裏再單獨詢問情況。8月14日，蔣介石邀請毛澤東赴重慶商談「國家大計」。父親回憶在8月28日毛主席赴重慶前的十多天裏，他經常在主席窯洞裏工作到第二天凌晨兩三點鐘，接着返回王家坪，早上8點前趕到軍委作戰室。
　　10月11日，毛主席從重慶回到延安後，仍點名叫父親去彙報。11月初，朱徳和彭德懷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書記處棗園作戰室，由父親兼任主任，父親立即帶3名參謀進駐棗園。父親在回憶錄中寫道：「這個由中央軍委派出的作戰室直接隸屬於中央書記處，由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直接領導。這個作戰室在黨中央、中央軍委之間起到橋樑作用，更快地傳達毛主席的指示。」我們一家也搬到了棗園，在毛主席窯洞西側不足50米遠的一個窯洞住下，以保證夜間父親能隨叫隨到。父親説，毛主席專門到窯洞裏看望過我和母親，還親自抱過我。
　　為了方便過組織生活，母親把組織關係由王家坪中央軍委直屬隊轉到棗園中央直屬機關，和中央首長的夫人編在一個黨支部，因此有幸結識了很多「老大姐」。母親吿訴我，在棗園沒有首長夫人和一般工作人員家屬之分，一律平等、相互尊重，每週六下午都要過組織生活，開黨小組會，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讓母親深受感動的是「老大姐」們對自己要求都非常嚴格，還主動讓母親提意見。父母晚年回憶説延安時期黨內非常民主、富有生氣和戰鬥力。
　　將照片交給葉挺將軍後人
　　父親在棗園工作期間，有一件事讓他終生難忘。那是1946年3月初，父親奉周恩來之命飛赴重慶，參加國共談判。
　　周恩來指示父親到國民黨監獄接出被釋放的葉挺將軍，並負責接待安置。葉挺夫人李秀文帶着女兒葉揚眉和小兒子阿九從廣州趕到重慶，住在國民黨一個軍閥的公館裏，記者為他們照了相。4月8日早晨8點，父親陪同葉挺一家登上返回延安的飛機。8點30分，周恩來匆匆趕到機場，與葉挺、王若飛、博古和鄧發等同志一一握手吿別。這時，周恩來看到父親，説：「王政柱，你跟我下飛機，我有重要的事交給你辦。」父親就跟着周恩來下了飛機，趕製國共兩黨控制區態勢圖和雙方兵力對比表。誰知，當天下午，葉挺乘坐的飛機失事，消息傳來，所有人震驚不已。第二天，周恩來命令父親乘另一架軍機回到延安，機上有美軍派出的事故調查組。因當年技術條件落後，難以收集證據，最後調查結論定為：因天氣惡劣造成飛機失事。
　　葉挺一家剛剛團聚就一起遇難，成了父親心中永遠抹不去的痛。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父親仍在被專案審査中，沒有行動自由。他對我説，葉挺和家人當時在重慶的照片放在他手裏整整30年了，一定要交給葉挺後人。我打聽到葉挺長子葉正大時任國防科工委副主任，是我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學長。於是，我找到葉正大的辦公室，把7張照片和底片交給了他。葉正大看後流出了熱淚。後來在延安，我多次瞻仰「四八」烈士陵園，每次都感慨萬千。
（王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