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外交部翻譯室主任施燕華的回憶文章裏，記錄了一段往事。她初到外交部翻譯室從事筆譯工作，前輩給她講過一個外交場合發生的錯誤：在一份中國對外援助的外文聲明上，譯員不小心在援助數字後面多加了一個「0」，到後來發現問題時，領導已簽過字，文件也已公開發表，就只好認了。
　　施燕華一直記得這個故事，那位前輩的意思也是爲了提醒她：在外交場合，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而這一言如果出錯，小則丟臉，大則可能釀成外交事故。語言如此複雜，失之毫厘謬以千里。
　　「翻譯擔負著語言轉換工作，而語言，是橋梁，是工具，更是武器。」先後在中國駐赤道幾內亞、西班牙等國大使館工作過的前大使王珍說。
　　初走麥城
　　國際外交舞臺上，因爲語言偏差鬧出的笑話實在不少。
　　中國總理周恩來曾經說過，外交無小事，對此王珍深有體會。
　　1970年12月，他隨隊前往赤道幾內亞共和國建立中國大使館。抵達的次日，對外工作就開始了。王珍兼管禮賓，下午接到該國總統府典禮局電話，說是總統感謝中國大使館帶來剛果（布）總統恩古瓦比的禮物，準備「宴請」以表謝意。
　　王珍報告了代辦田丁。大家都感到很高興，但也有些疑惑，在外交慣例中，鮮有一國元首如此快速宴請外國建館人員之舉。田丁提出疑問並讓王珍趕快核實。
　　溝通後，王珍驚出一頭汗，原來根本沒有宴請，因爲第一次與當地人通話，對方口音難懂，他把西班牙語中的「包裹」，聽成了「宴會」。當局本意是感謝中國朋友帶來剛果（布）總統恩古瓦比的禮物。
　　這個被及時更正的翻譯錯誤，並沒有釀成什麽大錯，但王珍依然把它當成一個不可忘記的教訓，他稱這個錯誤爲「初走麥城」。
　　小事惹來大麻煩
　　「對我們搞翻譯工作的人來講，就是翻譯無小事。」王珍告訴本刊記者，「小事可能影響大事。」
　　1973年5月，中國時任駐希臘大使周伯萍就因誤入了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被當時的新聞媒體解讀成中國承認以色列建國。
　　據《光明日報》旗下的《文摘報》記載，事件起因於一個小小的烏龍。5月7日13點15分，周伯萍完成當日工作返回使館，看到沿途哨卡增多，警車穿梭，像是雅典當日有重要國事或外事活動，便問翻譯是否收到邀請。
　　翻譯匆匆回大使館查閱，值班人員答道，大使館收到一份來自科威特駐希臘大使館的清帖，邀請中國大使於5月8日下午12點到13點30分之間前往使館出席國慶招待會。
　　翻譯很匆忙，沒有細看日期，以爲是當天，進而認定剛才看到的車隊就是趕去參加招待會的。收到請帖不參會，是很嚴重的失禮行爲。一行人於是趕緊出發。司機和翻譯還不知科威特大使館的具體位置，便隨著警察引路的方向行動，被引向一座大使館。周伯萍與門口迎接的大使握手示意，臨走時又是親切握手。 .
　　他和隨行人員沒有注意到，在場新聞媒體神色異樣，外交官們也都表情古怪。直到5月8日，《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才讓所有人明白，釀成大錯了：5月7日，是以色列國慶日，他們參加的是以色列大使館的活動。當時，中國與以色列還未互相7承認。但在外媒報道中，將中國大使到場祝賀以色列國慶的行爲，視爲冷戰格局下，中國已經承認了以色列。
　　事後復盤，這一切都起於幾個小小差錯。值班人員沒有注意到請帖時間，更重要的是，請帖不是來自科威特，而是捷克斯洛伐克。當時捷克斯洛伐克駐希臘大使名叫科威克，英文拼寫與科威特相似，值班人員便誤認爲是科威特大使館的邀請。進入大使館時，大家又都沒有看到以色列的旗幟。並且周伯萍既沒見過以色列大使，也沒見過科威特大使。
　　環環相扣，鬧出了大麻煩。
　　據《文摘報》報道，周恩來對此很是惱火，在國務院辦公會上批評道：「美國出了水門事件，我們出了雅典事件。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門不幸。」
　　把蘇聯比作蟲子？
　　要成爲一名合格的外交翻譯並不容易。接受本刊記者采訪前，王珍與一位外交部翻譯司現役高翻交流，他轉述對方的經驗：作爲外交翻譯，不僅要有高度的政治修養、專業水平、作風紀律，也需要善於學習、擴大知識面，還需要「身體和心理素質過硬，處變不驚，臨危不亂」。
　　對身體素質的要求很直觀，翻譯工作是長時、專注的，大腦處於高耗能狀態。而外交工作本身，也並不只有大家看到的光鮮亮麗、西裝革履的一面。王珍提到，背後的工作是艱苦甚至凶險的。在赤道幾內亞從事外交工作時，他就患了七次瘧疾。
　　1973年3月9日，中國與西班牙建交，同年6月，王珍和同事抵達馬德里。那是中國國旗第一次在此地飄揚。使館初建，主要任務之一是安排首任大使遞交國書。王珍作爲翻譯參加了這次會談。
　　當時弗朗哥已經高齡，說話口齒不太清楚，他的話，由西班牙外長復述傳達，再由王珍譯爲中文。光聽外長發言不够，王珍還緊盯著弗朗哥，儘量關注他口型的變化。整個過程中，全神貫注不容一點分心。
　　會談很順利，讓王珍意想不到的是，弗朗哥也問出了普通人關心的問題，吃飯問題。他的關注點在於，中國是如何解決了十多億人口的糧食問題。
　　施燕華也提到，各國文化習俗不同，有不同禁忌，不同愛好。比如英文世界裏，有關「狗」的詞語大多是好的，而漢語中關於狗的提法多數是貶義。在爲領導人翻譯時，她對此非常瞥惕，「當英國人說『I am a jolly dog』，譯成中文當然不能說：『我是一條快樂的狗』，中國人會覺得很怪。當中國人說：『痛打落水狗』，西方有些人就會有意見，這是虐待動物啊。」
　　而中文，又是語義最爲豐倉的語言之一。有時候一句詩、一個典，就能表達出多層含義。
　　中國與蘇聯之間打交道，也曾因爲翻譯問題引起過不快。在一次談判時，蘇聯一方曾經指責中方發言對蘇聯進行了污蔑，把蘇聯比作蟲子，還污蔑蘇聯對陝西和四川提出領土要求。
　　原來，在談判時，中方提供的中文文稿，用了「作繭自縛」「得隴望蜀」兩個成語，而蘇聯的譯員把這兩個詞語直譯了過來。
　　在中國外交部前部長李肇星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一位記者起來提問時說道，自己來自一個小國家。李肇星則以《陋室銘》一句回他：「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施燕華翻譯了字面意思，「A mountain is famous not because of its height。」李肇星聽到，覺得意猶未盡，就用英文補充了一句：Countries，big and small, Are all equal （「國家不在於大小，一律平等」）。
　　「語言本身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博大精深浩如烟海。」回憶起自己做翻譯的日子，王珍也如是感慨道。
（勞駿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