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H&M感到壓力山大的國家，可不只有中國。
　　赫里多伊（Mahmudul Hassan Hridoy）今年32歲，性情溫和，走路時拄著拐杖，患有嚴重的頭痛，有時睡覺會因爲頭痛在無意識中拔掉自己的頭髮。他在一次事故中永久受傷，妻子離開了他。
　　26歲的秀利•貝古姆（Shiuli Begum）住在一間簡易房裏，躺在一張木板床上。她不能再生育孩子，也兒乎不能移動，因爲她的脊柱被壓碎了。「上厠所是一種折磨。」她說。
　　28歲的西拉•貝古姆（Shila Begum）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寡婦，無法供她14歲的女兒上學。她的腎臟和右手在事故中被壓碎了。「我沒法工作了。」她說。
　　他們都是孟加拉國拉納廣場事件的幸存者，8層樓高的拉納廣場曾是該國零售和服裝製造中心。2013年4月24日，拉納廣場坍塌，造成2500人受傷，超過1100人死亡。這是現代歷史上最致命的服裝工業事故。
　　彺這幢大樓裏設有多家工廠，5000多名工人爲包括古馳、齊拉達、范思哲在內的奢侈品牌和諸如Mango、Primark和H&M這類快時尚品牌工作。事故發生前，大樓的裂縫已經肉眼可見，甚至引起了當地電視臺的注意。可是爲了如期完成訂單，工廠的管理人員要求工人必須回到工廠。
　　就在拉納廣場倒塌的同一年，美國人在服裝産品中花費了340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服飾是在孟加拉國生産的，這場災難重新引發了人們對廉價産品如何影響世界上攝脆弱的工人權益的討論：爲了在美國以5美元一件的價格出售T恤，必須削減哪些成本？
　　H&M等品牌從設計一件産品到上市只需要5周，如此快的工期是否正導致外包工廠工人遭到壓榨和傷害？這類時尚品牌製造、穿舊和丟棄的速度快得令人驚訝，在生産過程中會嚴重破壞環境，消耗資源，工廠周圍也頻現水體和土壤污染，周邊居民的痛苦由誰來負責？
　　在新疆棉花風波前，H&M已經深陷種種危機中。來自消費者的反思和勞工組織的壓力，迫使H&M等快時尚品牌做出了一些應對，但許多相關機構批評其只有空洞表態，而無實質行動。拉納廣場事件後，H&M牽頭提出對工廠條件進行改善，但大量報告顯示，它們未能兌現這些承諾；此外，H&M還率先承諾提高全球外包工廠的工人工資，同樣是雷聲大雨點小，在幾年後還悄悄修改了措辭；一些獨立調查發現，H&M和蓋璞（Gap）在孟加拉國、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的工廠存在著工人無償加班，遭受毆打和漫駡的嚴重問題。
　　憤怒在不斷增長
　　孟加拉同的拉納廣場倒塌時，當地人並不感到驚訝。事故發生前一天，三樓的牆裂開了，工人們紛紛逃到街上。一位被召來檢查損壞情況的工程師迚議立即關閉這座述築。「裂縫太大了，我都能把手伸進去。」西拉•貝古姆說。她當時在五樓做縫紉機操作員。
　　經理們多少注意到了工程師的建議，讓每個人邡回家，但命令他們第二天早上再回來。他們只好照做。「我很害怕，」貝古姆說，「我真的嚇壞了。」她說，他們之所以回來，是因爲擔心如果不這樣做，月底就拿不到錢。
　　早上8:45，大樓停電了。
　　管理層打開柴油發電機。當它們開始隆隆作響時，大樓也開始隆隆作響。
　　「感覺就像我脚下的地板在動，」赫里多伊說，「然後它就消失了。」他原本在七樓工作，等他被救出來吋，已經陷進一樓的瓦礫堆裏。
　　長期以來，孟加拉國一直是服裝生産成本最低的國家之一，目前鍛低工資爲每小時32美分。各大品牌紛紛湧入這裏，採購價值300億美元的「成衣」，使孟加拉國成爲僅次於中國的肽界第二大服裝製造中心。
　　但孟加拉國服裝業充斥著血汗工廠，隨之而來的是工業事故。從2006年到2012年，500多名孟加拉國服裝工人死於工廠火災。常見的原因，電器綫路故障。
　　直到2012年11月，達卡郊區阿舒裏亞的Tazreen時裝工廠起火，孟加拉國以外的人才開始關注這些悲劇。至少有117人死亡，許多人被燒傷，無法辨認，超過200人受傷。非政府組織試圖爭取品牌簽署一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以改善工廠安全，但幾乎沒有品牌加人。五個月後，拉納廣場慘劇發生。
　　災難發生後，勞工維權人士在廢墟和屍體中搜尋，努力採訪幸存的工人，想要瞭解這幢大樓裏的工人究竟爲哪些品牌服務——結果，人們發現了許多耳熟能詳的品牌。
　　這場悲劇終於讓人們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全球倡導組織Avaaz發布了一份收集了90多萬個簽名的請願書，呼籲以爲首的時尚公司簽署協議，幫助其滿足消防安全標準，減少其孟加拉國工廠的工作場所危險。在這家機構看來，H&M早就應該採取措施了——2010年孟加拉國的Garib & Garib毛衣工廠發生致命火災，導致21人死亡，H&M是這家工廠的王費各戶。
　　「三年前，這是一件正確的事情——但他們沒有這樣做。」伊內克•澤爾登拉斯特（Ineke Zeldenrust）說，她是「潔淨衣服運動」（Clean Clothes Campaign）的國際協調員，該組織總部設在阿姆斯特丹。她說，早點行動本來可以避免這些死亡。
　　與此同時，隨著拉納廣場的死亡人數不斷上升，全球的憤怒在不斷增長。總部位於華盛頓的工人權利聯盟（Worker Rights Consortium）執行董事斯科特‧諾瓦（Scott Nova）用一種含蓄的說法稱，在經歷了一個月的「極度尷尬的媒體報道」後，在孟加拉國採購産品的國際時尚品牌終於宣布了兩項爲期五年的合規協議。
　　包括美國鷹（American Eagle）、H&M和Zara母公司Inditex在內的200多家公司簽署了具有法律約朿力的火災和建築安全協議。
　　由沃爾瑪牽頭，28家公司簽署了不具約束力的孟加拉國工人安全聯盟協議。
　　卡爾波納•阿克特（Kalpona Akter）是一名工人權利活動家，也是孟加拉國工人團結中心（Bangladesh Centre for Workers Solidarity）首席執行官，她對各品牌的動機持懷疑的態度。她說，在拉納廣場等災難發生後，他們是被邊做出努力，以挽救形象。「他們不是自願這麽做的，他們是受到了壓力。」2019年11月，她在接受採訪時說。
　　「空洞的公關言論」
　　接受了五年的安全整改後，孟加拉國1600家丁廠總共修復了9.7萬處危險，政府關閉了900家不符合標准的工廠。
　　改善並不意味著孟加拉國的血汗工廠不復存在。《紐約時報》記者在2018年訪問了該國達卡的一家血汗工廠。消防桶裏裝滿了垃圾，應急水箱破損，一半是空的，沒有人戴防護口罩，大多數工人——有的才十幾歲——光著脚，電綫裸露在外，地板上堆滿了布條和碎片，消防通道裏堆著貨箱。
　　根據勞工與人權聯盟中心（Center for Alliance of Labor and Human Rights）的一份研究報告，H&M柬埔寨供應商的員工表示，他們觀察到，平均每個月有兩到四名員工因爲在悶熱的天氣下從事高强度工作而暈倒。
　　H&M還在2013年推出了公平工資法項目，承諾到2018年年底，它將爲750家工廠的85萬多名工人提供「公平生活工資」，在當時曾贏得了衆多贊美。然而，到2017年，H&M關於工資戰略的措辭發生了輕微轉變，將2018年的目標調整爲對供應商「完善工資管理系統」。
　　據「潔淨衣服運動」稱，服裝工人的工資只占大多數服裝總成本的1%到3%。也就是說，如果品牌想給他們的工人支付維持生計的工資，他們是可以做到的。比方說在2016年，H&M只需花費20億美元收人的1.9%，就能向所有柬埔寨工人每月額外支付78美元工資，這樣的收人水平足以讓這些工人維持生活。
　　總部位於美國的國際勞工權利論壇（ILRF）執行董事朱迪•吉爾哈特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我們希望看到H&M供應鏈中工人實際工資的透明變化，而不是空洞的公關言論。」
　　此外，根據全球勞工司法機構2018年發布的兩份有關Gap和H&M服裝供應鏈性別暴力的獨立報告，爲這兩家零皆商供貨的工廠中，有超過540名工人指控自己在廠裏遭遇了威脅和虐待。
　　報告稱，H&M位於印度班加羅爾的一家工廠裏，一名裁縫說她跟主管就工資和工作環境發生了爭執，結果被抓住頭髮打了一拳，然後被告知：「你這個種姓的人應該被關在放拖鞋的地方。」
　　另一家H&M供應商工廠的工人告訴研究人員，她因爲沒有完成生産配額而受到了毆打：「我正在縫紉機上工作，主管走到我身後喊道，『你這月産量不合格。』他把我從椅子上拉起來推到地上，對我拳打脚踢。」
　　這些報告稱，在孟加拉國、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亞和斯里蘭卡記錄的這些指控，是快速周轉和降低管理費用壓力的直接結果。參與這項研究的非政府組織柬埔寨中心（Central Cambodia.）的負責人托拉‧莫恩（Tola Moeun）表示，對於H&M和Gap供應鏈中的服裝女工來說，虐待是一個日複一日不斷面對的現實，原因在於，快時尚供應鏈模式創造了不合理的生産目標和低報價合同，導致女性工人無償加班，在極端壓力下工作。
　　快時尚造成了災難性的環境污染，這已經不是什麽秘密了。該行業是世界上資源最密集的行業之一。根據聯合國數據，服裝業約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10%，消耗的能源比航空和航運加起來還要多。現在超過60%的面料纖維是合成的，來自化石燃料，所以如果衣服最終被填埋，它不會腐爛——而在美國，大約85%的紡織廢料被填埋或焚燒，每年有1280萬噸衣服被送到垃圾填埋場。
　　一些快時尚品牌聲稱自己在改善材料來源、擴大服裝回收計劃。H&M的營銷讓人覺得該公司比實際情況更環保。一個例子就是他們在店內放置了衣服回收箱，給；消費者的感覺好像是扔進回收箱的衣服還能做成新的。但作爲負責給H&M處理捐贈的公司，I:Collect公司表示，其中只有35%的衣物被回收利用。2017年，這家公司焚毀了數噸未售出的衣服。
　　不斷變化的消費者
　　在過去10年間，快時尚品牌大幅縮短上市時間的能力以及標志性的低價策略，讓許多時尚零售商雪上加霜。隨著Forever21於2019年9月宣布破産，一些時尚專家表示，該行業已經達到了一個「臨界點」。
　　數據顯示，消費者對於快時尚的需求雖然還沒有完全消失，但明顯已經漸失興趣。尼爾森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73%的95後表示願意爲可持續發展的産品花更多的錢。還有許多消費者表示，他們關心發展中經濟體的工人權利，關心品牌所傳遞出的價值觀。
　　消費者在政治議題上的態度，使得這些品牌越來越需要考慮世界各國不同的文化與族群議題。事實上，很多消費者也對企業提出了相應要求。據2018年Sprout Social的研究報告，儘管很多品牌在猶豫不決，但實際上大多數顧客（66%）都希望企業在重大問題上保持立場。
　　而且，他們會選擇與自己政治立場相近的品牌——當企業價值觀與自己的信念相符時，28%的消費者會贊美該品牌，44%的消費者會從該品牌購買更多商品。與之相反，如果不同意企業的政治理念，20%的消費者會公開表示批評，53%的消費者會減少該品牌的購買。
　　「過去有一段時期，無論大小公司都避免談論政治。」2020年，《哈佛商業周刊》在一篇文章中寫逬，企業界曾經的看法是，專注銷售，避免因爲明確的政治態度，冒犯另一方。但現在，隨著社會在政治上的極化，企業不得不改變對這個問題的態度。面對這個越來越政治化的世界，越來越多企業開始放開禁忌，在社會和政治議題上表明立場。
　　只是，對一些企業而言，這是一種不得已而爲之，政治表達更像是一門生意。而且，即使在正常時期，H&M所代表的快時尚，本質上也是一個難以預測的行業，因爲符合潮流的時裝保質期非常短。而受到消費者的心態變化影響，時尚業面臨著更多的挑戰。
　　H&M因此時常受到抨擊。2015年11月，H&M南非被控種族歧視，因爲他們的廣告中出現的黑人模特太少。在推特上，H&M南非回應道：「對我們來說，傳遞正面的形象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希望我們的市場營銷以一種鼓舞人心的方式來展示我們的時尚，傳達一種積極的感覺。」這樣的回應似乎喑示白人模特傳遞了更多「正面形象」，導致消費者更加反感該品牌。
　　2018年，這個品牌在南非發布了一張照片，圖片中黑人小孩穿著一件運動衫，運動衫正面寫著「叢林中最酷的猴子」。許多人認爲這是惡劣的種族主義行爲。曾與該公司合作過的音樂藝術家威肯（The Weeknd）看到這則廣告後斷絕了與該公司的聯繫。
　　「看到這張照片後，我感到震驚和尷尬。」威肯說，「我被深深地冒犯了，我不會再和H&M合作了。」該公司因此聘請了一位多元化領袖，並在其網站的頂部發表了公開道歉。
　　而在H&M的代工廠，工人們買不起他們生産的衣物，也無從瞭解這些品牌是否道德，他們只關心品牌能否兌現承諾。「他們承諾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好，但我們沒有得到足够的工資，工作環境也不好。」39歲的納特•蘇（Nath Sou）說，她在柬埔寨金邊的一家服裝廠工作，爲H&M供應服裝。她每個月得到140美元，必須借錢才付得起房租。「我們不知道哪家公司能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好。
（胡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