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省份的一場棉花風波，終於傳到了皇帝那裏。
　　那是1791年，廣州商人潘啓官破産，欠了外商棉花貨款28.9萬兩白銀。對當時盛世天朝而言，這其實算不上什麽大事，但乾隆還是親自做了批示：「揭買夷商貨價，久未淸還，情殊可惡！應照擬發遣。所欠銀兩，估變家産，餘銀先給夷商收領，不敷之數，各商分限代還。」
　　遙在京城的鍛高統治者過問這件小小案件，說明了棉花貿易的重要性。歷史學者郭衛東在《印度棉花：鴉片戰爭之前外域原料的規模化人華》一文中寫道：「人們時常談論中國—英國—印度之間的三角貿易，每每將此與鴉片貿易相聯，認爲鴉片貿易奠定了三角貿易的基石。其實，較早的中英印三角貿易是由棉花開始，且不似鴉片貿易是非對等的邪惡貿易，而基本是互利性的。」
　　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英國能够與中國進行貿易的主要貨物就是棉花製品。但隨著工業革命剛剛開始，英國自己對棉花的需求大增，印度棉花進入市場的份額減少。英國人才轉而想到用鴉片來維持在中國市場的地位。
　　「棉花交易的暫時性衰減正好與鴉片貿易的陸然劇增在時間上重合，說明兩者間有著密切關聯。」郭衛東說，「棉花爲英國所急需，鴉片爲英國所不需，兩者替代有著內在的難以遏制的經濟動力」。
　　這之後的故事，人們都知道了，中國因爲禁烟，與西方衝突加劇，最終爆發了鴉片戰爭。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恰恰是棉花，成爲歷史轉折點的一個誘因。
　　天命
　　棉花對政治與社會所起到的作用，遠比人們想像的大。
　　棉紡織業對整個國家經濟具有帶動作用，而且技術門檻相對較低，所以19世紀後，沒能吃到殖民主義紅利的國家通常都會將棉紡織業當做本國「近代化／工業化」的起點，比如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以及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和現在的越南。
　　而在更長的歷史視野中，棉花甚至是開啓全球化、引發工業革命的重要一環。
　　當然，一開始，這是一個血腥的故事。
　　美洲新大陸被發現後，種植園經濟與奴隸貿易隨之而起。最開始，西方的殖民者在美洲種的是甘蔗。把美洲生産的蔗糖運往歐洲銷傻，賺了錢再到非洲購買奴隸，運到美洲種甘蔗。形成了16—19世紀臭名昭著的歐非美三大洲的「三角貿易」。
　　但由於甘蔗種植消耗地力比棉花嚴重得多，所以等到第一次工業革命前夕，英國加勒比海地區甘蔗種植園以及蔗糖業已經是强弩之末了。而此時，英國人對棉花的需求，却在增加。
　　一個重要原因是，英國有錢人越來越多。第一次工業革命爆發之前，英國已經是整個歐洲最富裕的國家，沒有之一。
　　從17世紀下半葉開始，英國發生了一場「農業革命」，導致農業增長速度遠遠高於人口增長的速度，糧食産量的提高使得英國成爲歐洲「糧倉」，普通民衆富裕程度也令人咋舌。
　　18世紀70年代，一位駐倫敦的西班牙大使描述，倫敦市場上一個月的肉製品銷量和西班牙全年肉製品銷量相等，18世紀末，倫敦人均年肉製品消費量達到了90磅這個驚人的數字（40.5公斤）。
　　這種整體的富裕，使得英國全社會開始追求另一種被他們長期壓抑的欲望，這就是服裝。18世紀中葉，英國約克郡一名普通女僕的年薪大概是4英鎊4先令，而這位女僕身上所穿的印花棉質長袍價格就達到了1英鎊7先令。
　　1772年出版的一期《通用雜志和娛樂知識》上，一篇《奢侈教養出時代的風俗》提到，當時英國所有階層的人都竭盡所能試圖在消費品上與更高的社會階層展開競爭。而大量需求棉花的服裝業，就是其打破階級差異的最重要手段。
　　1698年—1710年，英國人均消耗原棉90克，到了1760年達到了200克；與此同時，1750年法國人均消耗原棉只有50克。
　　棉花製品也成爲其最重要的進口商品。175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從印度進口了70—100萬英鎊的商品，其中80%都是棉紡織品。
　　正是因爲英國國內旺盛的需求，才刺激了英國紡織業的發展與技術進步。從1765年珍妮紡紗機出現開始，不斷有新的設備被發明出來，以至於爆發了第一次工業革命。
　　當然，英國雖然是18世紀—19世紀中葉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僅僅憑這個島國的內需也支撑不起一個世界範圍的「棉花帝國」，這時候英國作爲世界第一個「超級大國」，迎來了屬於它的天命。
　　那就是1785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以及之後席捲整個歐洲的拿破崙「解放戰爭」。因爲歐洲大陸動蕩，尤其是拿破崙對低地國家荷蘭的侵略，極大削弱了歐洲大陸各國資本家投資棉紡織業的熱情，尤其是法國，大批殖民地在法國大革命時期要麽脫離法國本土，要麽低價轉讓給其他國家。
　　這使得英國棉紡織業從內銷走向外銷，歐洲戰亂使得英國商人有機會向歐洲大陸大量輸入棉紡織品。
　　1785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時，英國對歐洲出口的棉紡織品總價值還只有86萬英鎊，占英國出口總額的5.37%，而到了拿破崙稱帝的第二年，也就是1805年.，英國對歐洲出口的棉紡織品總價值就達到了952萬英鎊，占英國出口總額的30.71%；1815年英國在滑鐵盧擊敗拿破崙這一年，英國棉紡織業對歐洲出口總額已經達到了創紀錄的2228萬英鎊，占英國出總額的38.02%。
　　1815年，拿破崙再次被流放，擺脫了戰亂的歐洲大陸各國開始把精力放在了經濟上，於是有利於英國棉紡織品出口的外部環境「消失了」。歐洲各國棉紡織廠如雨後春笋一般在1815年後開始出現，同時法國、奧匈帝國、西班牙等歐洲大陸國家爲了保護本國經濟，紛紛出臺了貿易保護方案，簡單直接來說就是開始增加英國紡織爲的關稅。
　　在關稅增加的情况下還想保住出口額，唯一的辦法就是降低價格，結果就是從1815年開始到1830年，英國出口印花棉布價格大幅度降低。根據1861年曼徹斯特英國紡織品協會的一份文件顯示，1815年英國印花布價格爲28先令/匹，到了1830年就已經降到了8先令9便士／匹。
　　而一旦進入全球化時代，處於貿易鏈條上的各國，牽一髮而動全身。英國與歐洲正在發生的棉花革命，也開始逐漸往東方傳導。
　　鴉片戰爭爆發前
　　「夫棉爲人之必需品，功用偉大，衣被萬邦，我國以農立國，棉爲農産物出品之大宗，關係國計民生至爲重要。」1930年，中國農業學者葉元鼎在《中國棉花貿易情形》一書中寫道。
　　到了清代的時候，棉紡織已經成爲中國産值最大的手工業，原棉及其製品也成了僅次於糧食的第二大流通商品。
　　英國人早已經發現，不止自己喜歡棉花，全世界人都喜歡棉布製品。這個「棉花帝國」很快就開始與中國展開了棉花貿易。尤其是到了1770年代，中國發生灾荒，政府鼓勵民衆把耕地更多用來種植糧食而非其他農作物，這使得中國自産棉花的數量下降，對進口的依賴增加。
　　英國主導下的印度棉花趁虛而入，成爲英國對華貿易的第一大商品。據歷史學者郭衛東的研究，一直到1819年，印棉一直雄踞英國輸華貨品的首位，也是鴉片貿易興起之前中國最大宗的進口貨品之一。這也是乾隆會那麽重視一個商人破産的原因之一。
　　而且，由於棉花的重要性，它還成爲中國外交的一個重要話題，當清廷打算對外强硬時，就會減少或者禁止棉花進口。比如，當時乾隆聽說今緬甸地區的一個族群出售棉花給歐洲人，以換取他們反對中國，就「下令不准歐洲人向中國輸人棉花」。
　　雖然如此，棉花仍然成爲英國通過印度，對華貿易的重要商品。如果這種情况繼續下去，歷史可能會有不一樣的走向。然而，此時，英國國內以及歐洲市場，對棉花製品需求增加，英國國內的棉紡技術也不斷進步，使得大量印度棉花開始流向英國。相應地，流向中國的棉花開始減少。
　　而且，因爲英國機器生産的紡織品嚴重衝擊了印度家庭作坊式的小企業，幾乎給印度的棉紡産業帶來了_摧毀性的打擊。原本印度紡織中心達卡，到了1840年時人口從巔峰時期的15萬人減少到了2萬人，印度另一個紡織品重鎮也差不多有15萬人淪爲赤貧工人。
　　種種原因叠加下，東印度公司通過棉花從中國獲得的利潤驟降，他們不得不開糸台轉向其他商品貿易——英國人不需要的鴉片。
　　國家的分裂
　　當然，英國紡織品價格「跳水」，不僅僅因爲歐洲大陸普遍的貿易保護和競爭，關鍵是英國找到了更便宜的棉花原材料基地，以及紡織工業的改進。
　　這個便宜的棉花原材料基地就是美國南部。
　　整個19世紀，美國南方與英國形成了全球棉紡織業「雙寡頭」，從原材料上說，美國南方生産的棉花占了當時全世界棉花總産量的70%左右，而美國棉花産量的72%都出口到了英國。
　　當時棉花依然成爲全球化浪潮中最重要的商品——正如今天的蘋果手機一樣。一位英國棉花商人曾說，棉紗和棉布的生産，已經發展成爲「任何年代任何國家曾經存在或可能存在的最大産業」。
　　在《棉花帝國》一書作者斯文•貝克特看來，正是棉花而不是其他商品，使得美國躍入世界經濟的中心舞臺，建立了「美國各州曾經設想過或實現過的最成功的農業産業」。棉花開始繁榮前，美國還只是全球經濟中的一個邊緣角色，而僅僅棉花出口就使得美國在世界經濟地圖上占有一席之地。南卡羅來納州一名參議員曾經揚言：「地球上沒有任何力量敢於向棉花宣戰。棉花爲王。」
　　這話說得有點滿。他的美國北方同胞，就敢。當時的美國，形成了南北兩大經濟格局。北方以工業爲主，爲了保護本國工業産品，主張提高關稅，大搞貿易保護主義。南方以棉花産業爲主，更傾向於低關稅，這樣他們的商品才能流入全球化的貿易舞臺。
　　北方最終取得了階段性勝利，林肯當選總統後，大幅提高了國內關稅。南方的棉花種植園感到壓力山大，不滿頓增。隨即，南方州紛紛退出聯邦，另立政府，內戰打響。
　　在這場改變了美國的戰爭中，棉花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且，直到南北戰爭結束後的1870年，美國生産的棉花依然占據全球棉花産量的54.3%，1880年就恢復到了68.5%。
　　直到現在，以英國爲首的歐洲，帛花帝國的統治已經瓦解，美國却仍然是重要的産棉大國。據斯文•貝克特在《棉花帝國》中介紹，這個國家仍然有2.5萬名高度資本化的棉農，大部分在亞利桑那州和德克薩斯州。只是，面對印度、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棉花，他們的棉花産品已經失去了競爭力，必須獲得數額巨大的聯邦補貼，才能繼續下去。
　　在這場仍未結束的棉花與政治的糾葛中，亞洲國家正在崛起，「他們越來越渴望制定全球棉花貿易規則，這是利物浦商人以及後來的美國政府曾經享有的特權。」斯文•貝克特寫道，「在這種回歸亞洲的過程中，種植者、製造商、商人和政治家之間的權力平衡再次發生變化。」
　　那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蘭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