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則成到底犧牲了沒有？在中國共産黨建黨98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周年前夕，有篇《人民日報》微信端文章在朋友圈火了——《余則成已經犧牲》。
　　余則成，是《潛伏》裏的男一號人物。在十年前首播的這部電視劇的結尾，由孫紅雷扮演的中共地下黨員余則成，在新中國成立之際，前往臺灣地區，繼續潛伏。文章中如此寫道：「爲了信仰、爲了使命，他選擇把情報傳遞出去、繼續潛伏。爲了讓翠萍活下去，他選擇了用最特殊的方式表達愛！」
　　之所以在6月份發表這篇文章，是因爲——1950年6月10日，中國共産黨打入國民黨反動機構最高級別情報人員吳石中將，和陳寶倉中將、女地下黨員朱楓、吳石部下聶曦上校一起，被臺灣國民黨方面執行槍决……
　　吳石被認爲是余則成的原型之一。在新中國成立後的許多年裏，即使這些潛伏英雄已經犧牲，却仍寂寂無名50多年，直到相關檔案到瞭解密期，英雄們的事迹才浮出水面。2013年，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落成，這些隱秘戰綫的英雄，和他們蕩氣迴腸的故事，終於可以被公開紀念。
　　從大陸到臺灣之前，吳石已經爲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過了巨大貢獻。譬如渡江戰役前夕，他以國民黨軍中將之軀，多次連夜從南京趕往上海，親手傳遞情報，使得解放軍能够得到國民黨軍的長江防禦信息。而在上海情報綫已斷的情况下，另一位國民黨軍中將、中共地下黨員吳仲禧，專程乘飛機到香港將此絕密情報交給地下黨員劉人壽，再由劉人壽通過秘密電臺將情報發給中共中央軍委。
　　值得注意的是，1921年中共一大的召開，某種程度上就是秘密在開會。在之後的艱苦卓絕的鬥爭形勢中，中國共産黨人極爲清楚地認識到地下秘密工作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地下秘密工作絕不僅僅是情報工作。
　　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如此總結：「公開工作之外，還要有秘密工作與之相配合，這就是黨的秘密組織工作，群衆的秘密組織工作，黨派的秘密聯合行動，秘密的情報工作，公開組織與公開鬥爭的事先秘密準備等。」在毛澤東所概括的秘密工作五大任務中，情報工作只列在第四位，而群衆的秘密組織，則是作爲群衆公開組織的核心在做工作的。
　　人心向背，决定了解放戰爭——這場决定中國命運的决戰的走向。隱蔽戰綫所做，恰恰是撥動人心向背的指針，讓國民黨反動政權內部、國民黨軍內部、白區社會各階層，都清晰地認識到蔣介石集團徹頭徹尾的腐朽沒落，以及中國共産黨帶領中國人民正在走向光明前路……
　　力量變遷在人心之變
　　「1945年抗戰結束後，國共兩黨曾就建立聯合政府舉行重慶談判。作爲二戰時中國戰區的軍事統帥，蔣介石已在國際社會樹立起率領國民抵抗侵略的形象，沒有人質疑他在中國的抗戰領袖地位。」軍旅作家王樹增曾如此向《新民周刊》記者解讀解放戰爭開始前的國共兩黨態勢，「蔣介石擁有正規軍430多萬，盟軍援助中國抗戰的所有優質武器都在國民黨軍手中。此時，經過抗戰後期的延安整風，中國共産黨在組織上和思想上空前統一，但是共産黨人的『財産』清單還是相形見絀的：全部正規軍即使算上剛在東北發展的幾萬人，總計127萬，其中不少部隊算不上正規軍，屬於民兵性質，武器依舊是土制槍支和大刀長矛；即使屬於正規軍的主力部隊，輕武器十分簡陋，重武器嚴重匱乏。而且，共産黨武裝是一支完全徹底的陸軍部隊，沒有一艘軍艦和一架戰機」。
　　在王樹增看來，這表面的强弱對比之所以在極短的一段時期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是由於在解放戰爭尚未爆發時，國民黨政權的執政基礎已經瀕臨崩潰。大小官員，以「接收」之名，「從峨眉山下來摘桃子」——侵占國家資財、勾結不法商人、壟斷市場貿易、武裝走私販私。
　　在國統區社會各階層都有人怨聲載道，有的地方已經民怨沸騰的情况下，中國共産黨沒有缺位，而是適時地開展工作。國防大學教授、軍史專家徐焰少將說：「在推翻國民黨統治的鬥爭中，中國共産黨人進行了兩個戰綫的鬥爭：公開的武裝鬥爭和隱蔽的地下鬥爭。當年黨的地下工作的最重要目標，是在政治上爭取敵占區的人心，地下工作者多數在搞工運、農運、學運和秘密的統戰，發動和組織群衆擁護共産黨。」徐焰舉例說，在解放戰爭中，中共隱蔽戰綫的最大成就，是發動國統區廣大群衆掀起轟轟烈烈的反饑餓、反內戰的群衆鬥爭。
　　以上海爲例，在三大戰役還沒有開始，國民黨軍還在重點進攻解放區的時候，就曾發生過一起國民黨憲兵與警察的衝突。而這起衝突發生後，中共地下黨組織因勢利導，讓不少基層警察認清了國民黨反動統治之惡，也讓大上海的民心向中共傾斜起來。解放戰爭時期曾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的張承宗回憶，1947年7月27日晚上，金都大戲院，亦即如今延安中路石門一路上的瑞金劇場裏，國民黨憲兵和警察發生激烈衝突。先是一名憲兵排長打傷了一名學警，接著附近新成分局的學警，以及老閘等分局的警察聞訊趕來聲援， 憲兵隊則調來 100 多名荷槍實彈的憲兵，瘋狂開槍射擊，當場打死7個警察，另有7個警察被打傷。第二天一早，上海各個警察局就紛紛傳談憲兵打死警察慘案的經過，聞者無不憤怒，形成了全市警察大罷崗的局面。此時，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因勢利導，發動大批警察和被難家屬去參加追悼會，形成又是一次示威浪潮，使國民黨當局處於十分狼狽的境地。此後，國民黨當局千方百計想在警察中找出中共地下組織，却因爲張承宗等人在分化瓦解敵人營壘的目的達到後， 及時收縮，使得國民黨當局的陰謀未能得逞。
　　在國共和談破裂以後，原本在抗戰時期一度在國統區處於公開、半公開活動的中共機構，不得不轉入地下。此時的工作方略的核心，就是使黨的秘密活動和組織群衆性的明處的鬥爭結合起來。
　　在解放戰爭後期，因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努力，國民黨政府負責工礦事業建設和管理的重要機構——資源委員會宣布起義，即是此方略的經典體現。在上海解放前夕，資源委員會從中央銀行提出歷年節餘外匯 400 多萬美元，換成資金和物資，分撥全國廠礦維持生産和職工生活，使他們在解放後很快正常生産。剩餘更爲巨大的物資、資金則交給新中國用於建設。解放戰爭時期在上海從事情報工作的地下黨員季崇威認爲，解放前夕， 國民黨的特務密布， 對接近共産黨和反國民黨的人士殘酷鎮壓。資源委員會能幹成這一涉及千萬人員的大事，居然未有人出來告密泄露而遭受破壞失敗，歸根結底是他們看到了國民黨大勢已去，不能再跟隨下去。而共産黨通過各種渠道讓他們瞭解了知識分子和工商業的政策， 使他們打消了疑慮。無疑，力量的變遷在人心向背。當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的女兒陳璉、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都已經成爲中共地下黨員的時候，人心在哪一邊，已經相當明瞭了。
　　情報英雄戰功卓著
　　徐焰表示，中國共産黨從1921年成立起，由於在反動軍閥鎮壓下沒有合法活動條件，長期在地下狀態活動，只是在1924年至1927年間在國民黨當局轄區內才有合法地位。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從上海脫險的周恩來到達當時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漢。他吸取教訓，爲保衛中央安全建立了「特務股」，亦即後來的特科，在各處建立內綫，幷組織了精幹的武裝保衛人員和秘密交通網。
　　但從中共專職情報機構誕生的第一天開始，周恩來就規定不允許在黨內搞互相偵查。中共地下工作的原則，更是不允許采取收買、色誘和暗殺。到了解放戰爭時期，中共地下組織發展關係，一如既往地以政治覺悟作爲基礎，而不是像前幾年一些影劇作品裏反映的用哥們義氣、愛情吸引等手段。
　　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蘇聯情報專家來華介紹經驗時，曾經表示，用金錢、美色才能獲得有價值的情報。中共情報工作負責人李克農對此氣憤地反駁道：「我們過去沒有這樣幹，今後也不會這樣幹！我們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時也用一些金錢，但只是輔助手段。」
　　以1936年在清華大學秘密加入中共，後成爲國民黨「西北王」胡宗南秘書的熊向輝而論，胡宗南看中熊向輝的恰恰是熊的才幹，以及顯露在胡面前的抱負。1943年，隨著抗戰局勢日漸明朗，共産國際又正好解散，蔣介石向胡宗南發布了「閃擊延安」的指示。熊向輝迅速將這一情報發往延安。中共以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的名義發電質問胡宗南，使得國民黨這一陰謀破産。此前此後，直到解放戰爭後期胡宗南隨蔣介石敗退臺灣，都念念不忘熊向輝，認爲此人是個人才，可堪大用。
　　1947年2月，熊向輝與相戀多年的女友諶筱華結婚，證婚人是蔣經國。之後兩人開始蜜月旅行到杭州時，熊向輝又被胡宗南召回。原因是國民黨軍又將大舉進犯延安，軍情緊急。熊向輝再一次將重要情報送到了中共黨組織手中。爲此，毛澤東稱贊熊向輝 「一個人可頂幾個師」。周恩來也稱贊：「我黨打入國民黨內部的情報人員工作卓越，李克農、錢壯飛和胡底屬於前三杰；國共戰爭期間，又有三位突出的情報人員，同樣一人能敵萬千軍，創造了情報工作的奇迹。他們就是後三杰。」 後三杰包括熊向輝、陳忠經和申健。其中，原本於解放戰爭後期由國民黨公派留美的熊向輝，因在1949年11月突然出現在中南海勤政殿，由周恩來向國民黨元老張治中、邵力子、劉斐介紹稱其「歸隊」，由此離間了胡宗南與蔣介石的關係，但也因而暴露，不再適合做地下工作。陳忠經和申健也大抵如此，在新中國成立後，他們「浮出水面」。而因建國初期還有不少無名英雄在臺灣潛伏之故，身在大陸的吳仲禧仍不得不隱瞞真實身份，以防在臺灣的同志暴露。直到1956年，吳仲禧才主動暴露了自己共産黨員的身份。此時，吳石將軍已在臺灣遇害。
　　到了1978年，曾在中共中央調查部工作的謝筱乃在做黨史資料徵集工作時，在京遇到吳仲禧，當面對他說：「你在解放戰爭期間提供的軍事情報十分重要，很有價值，有些還直接呈毛主席參閱。」之前從未知道這一層面消息的吳仲禧甚感驚訝和欣慰。
　　歷史真相仍需進一步開掘
　　就連吳仲禧本人，對自己曾經的功績也未必有全部、系統的認識，可見當年的地下工作，確實需要如今的人們去仔細研究、發掘真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近70年的時光裏，儘管一些歷史研究確實發掘出不少一度湮沒的真相，但由於當年隱蔽戰綫的鬥爭性質的緣故，許多歷史真相未必能很容易很清晰地展現出來。
　　6月27日下午，在上海市政協召開的「上海紅色歷史紀念地遺址發掘項目發布會」上，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歷史學家蘇智良教授告訴記者：「以上海爲例，許多當年中共地下黨員曾經奮鬥過的地方，如今却很難找到蛛絲馬迹了。」蘇智良舉例，1982年5月28日，時任全國工商聯秘書長的黃玠然來滬，約請當年一起從事秘密工作的原中共中央機要主任張繼恩等人，到王家沙附近的石門一路336弄弄口，向居民求證後才明確，這裏就是當年的柏德裏。也就是當年的家、從事秘密工作的地方。然而很可惜，這一處里弄後來拆除了。蘇智良還舉例，在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組建過程中，一個重要特徵是充分發揮地下黨和黨內專家的作用。早在1949年4月，中共中央就决定在香港的潘漢年、許滌新和夏衍三人火速回來，準備接管上海。後來，潘漢年擔任常務副市長，夏衍擔任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兼文化局長，許滌新擔任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長，在建設新上海的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中過程、細節，仍值得仔細研究。而以整個解放戰爭論，從最初國民黨軍整個師、整個軍起義，到後期湖南、新疆等地整省起義。如此大規模的起義，在世界五千年戰爭史上幾乎沒有。回望歷史，這些起義背後，更是離不開地下英雄。
（姜浩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