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環球人物》記者來到嘉興，小，雨下個不停，南湖上泛起一層薄舞。這樣的氛圍恰如100年前的那天，雨也是淅淅瀝瀝下著，一位年輕女子在船頭撑傘而坐，時而望望過往的船隻，時而回頭看看客艙，姿態悠閑而內心機警。艙內「遊客」一直在交談著，到傍晚時分，他們終於走了出來。女子一顆心落了地：會議結束了，她的任務圓滿完成了。那場會議，就是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一大）最後一天的會議。
　　「怎麽辦？我想法子」
　　在「遊弋」南湖的前一年，22歲的王會悟在上海陳獨秀家的客廳裏舉行了婚禮，新郎叫李達，大她8歲，戴一副岡眼鏡，是中國留日學生總會代表、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青年學者，也是陳獨秀組建的上海共産黨早期組織的核心成員。婚禮上王會悟留著新式短髮，同樣戴著眼鏡，清秀漂亮。她精通英語，擔任著上海女界聯合會的文秘——正是工作讓兩人産生了感情，李達要翻譯很多國外進步書籍，常通宵達旦，陳獨秀打箅幫他找一位得力助手，王會悟自告奮勇。時間長了，兩人就走到了一起。
　　1920年底，陳獨秀受邀到廣州任教育廳長。次年6月初，李達、李漢俊與在廣州的陳獨秀、在北京的李大釗通過書信商議，決定7月在上海召開一大。爲了保證大會如期召開，李達、李漢俊給各地中共早期組織寄信、寄路費，以便他們的代表按時參會。
　　身在上海，身爲東道主，會務工作要趕緊安排好。開會地點選在哪里？代表們的食宿如何解決？安全如何保障？「但李達的事情比較多，他擔任著上海共産黨早期組織代理書記，還要負責編輯《共産黨》月刊，而且他是知識分子，很多會務方面的事不一定能應付得來。」原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副館長徐雲根對《環球人物》記者說。於是李達想到了妻子王會悟。「首先，她不僅是李達的妻子，還是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團員，是可以信任的人。」徐雲根說。「再者，她是『上海通』，雖然在上海只住了一兩年，但對上海的大街小巷很熟了。最後一點也很重要，她是女孩子，政客和打手們對她不太注意。」《李達評傳》作者，華悵中科枝大學哲學教授王炯華說。
　　事實證明，王會悟確實是合適人選。當時上海的環境十分複雜，「怎麽辦？我想法子。」這是王會悟常說的一句話。代表們住宿的地方選在哪里，她心裏有數——博文女校，6、7月份時值暑假，女校放假了，地方很空。找誰幫忙，她也清楚——校長黃紹蘭是在女界聯合會工作時的熟人，她拜會時直接開口：「北大有些教授和學生，要到上海來研究學問，想借住在博文女校。」沒想到黃紹蘭隨口回了一句：「是不是過激黨啊？」當時，「過激黨」是共産黨的代名詞，以此罪名被通緝的人不少。王會悟楞了一下，心中懷疑：黃紹蘭不會知道這個秘密吧？但她迅速接上話頭，開了個玩笑：「你我可都是過激黨！」兩人哈哈大笑，氣氛一下子緩和了，黃紹蘭痛快地答應幫忙。
　　王會悟又在離博文女校幾百米的望志路上物色到了開會地點，這棟房子的主人正是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李書城早年參加過辛亥革命，是頗有名望的同盟會元老——這層身份有掩護作用，而且他也一直支持李漢俊搞社會主義運動。「房子是新租的，家裏寬敞，在經費困難的情況下，王會悟就跟李漢俊商量，把那裏確定爲一大的召開會場。」徐雲根說。
　　7月，中共早期組織的代表陸續抵達上海。王會悟動手把教室改造成宿舍。她買了草席鋪在地板上，可供代表休息，又安排了一個熟人負責做飯兼門衛。接待時，王會悟看見28歲的長沙代表毛澤東個子太高，就拿板凳給他在靠西的房間裏新搭了一張「大床」。
　　「我想到還是到嘉興叫只船」
　　在王會悟的妥善安排下，一大在李公館如期進行。來自廣州的包惠僧記錄了會議的情況：「房間不大，中間擺著一張餐桌，四面擺上十五張椅子，靠樓梯處放著一張長條茶几。小小的房子，十五個人坐下來，差不多擠得滿滿了。」
　　會議一直很順利，直到7月30日，一個陌生人闖了進來。來自武漢的代表陳潭秋記得：「（這個）可疑人物，問他是誰，他回答說找社聯組織的主席王某，後又說找錯了，很快溜了出去。對的，相距李漢俊（哥哥）房子三幢房子的地方，有一個社聯的組織。但大家都知道，這一組織沒有主席，更沒有姓王的人。因此，我們認爲這非常可疑……」當夜，代表們到李達家會面，意見很統一：開會地點要改。
　　改到哪里？在上海已經找不到合適的地點了，大家一度決定到杭州西湖去，但在出發前，又做出判斷：西湖不是適當地點，因爲那裏遊人太多。
　　「那麽這件事到底怎麽辦呢？會一定要開的……我老是在打算這件事怎麽辦……我想啊想，我在嘉興讀過書的。我想到還是到嘉興叫只船，痛興至少有熟人，至少有朋友，假使真正出危險，還可以通過熟人朋友找幾個嘉興有名望的賢達，請他們過來幫忙。」原來，王會悟的娘家就在嘉興南湖之畔，那裏風景優美，可以雇一隻大畫舫，代表們一面遊湖，一面開會。最終，代表們同意了王會悟的建議。
　　在王會悟帶領下，一行人來到南湖後，先乘擺渡船到湖心島，登上南湖名勝烟雨樓，看似觀賞風景，實則居高臨下觀察周圍環境。然後，大家通過拖梢小船，登上事先租定的畫肪式遊船。王會悟讓船主把船撐到離烟南樓東南方向200米左右的僻靜水域，用長篙插住，代表們就圍坐在中艙的八仙桌前開會。王會悟還特意在八仙桌上擺了一副麻將牌。她自己則坐在船頭望風，一旦有別的遊船靠近，她就哼起小調，手指敲艙門打節拍，提醒代表們注意。那天傍晚，代表們走出遊船，王會悟完成了任務。
　　「我們創辦我們自己的學校!」
　　王會悟的名字再次出現在黨史的重要關頭，是在1945年9月，毛澤東率領中共代表團到重慶談判之時。重慶暗藏危險，毛澤東的安保工作要做得非常嚴謹，不僅是共産黨的嚴密保衛，張治中也派出一個醬衛營。在這樣的形勢下，9月5日，毛澤東接見了中國婦女聯誼會。會後，他單獨接見中國婦女聯誼會中的一個人——王會悟。一年前，在戰亂中，王會悟帶著孩子輾轉來到重慶。在重慶，她加入中年婦女節制會，並擔任華西區重慶分會常務理事，與重慶婦女界代表一起，積極投身到各種聲援抗戰的民主活動中。會面時，王會悟握著毛澤東的手急切地說：「蔣介石是說話不算數的人，你可千萬別上他的當。」毛澤東笑說：「會悟還是老樣子，說話直來直去，請放心吧。」
　　此時的王會悟開展黨的婦女工作已經有20多年了。早在1921年，她就按照中央的指示開展黨的婦女工作。12月，黨在上海創辦了最早的婦女刊物《婦女聲》，創刊號寫道：「我們既然知道我們不應該永遠是弱者，爲什麽屈從環境，甘受他人支配，不起來打破呢？我們既然知道我們不應該永遠是貧者，爲什麽忍饑挨餓，甘受他人掠奪，不起來反抗呢？」
　　王會悟就是這本刊物的主要負責人。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籌建人葉供發說：「《婦女聲》裏有很多地的文章，她常常用『姊妹們啊』作爲開頭，對婦女同胞受壓迫的現狀痛心疾首。」《婦女聲》的刊行，很快在全國婦女界引起强烈反響。當時正在北京女子髙等師範學校上學的繆伯英，激動地寫信與王會悟交流思想。
　　1921年9月1日，上海女界聯合會在《新青年》上發表《中華女界聯合會宣言》，宣布創辦平民女校。李達任校長，王會悟任校務主任。教員也都是名人：陳獨秀、陳望道、沈雁冰、沈澤民、張秋人等。
　　平民女校必須貼近平民、貼近女子的生活。爲了盡可能照顧不同情況的學生，女校上課時間機動性大，所定功課只有半天。學生可以做了家務、吃了中飯來上課；也可上了課回去煮飯、做家務。對於學生的吃飯住宿問題，王會悟也安排得周全。她曾寫道：「平民女校的膳宿費概歸學員自理，包飯膳費每人每月平均派著四元二角。我們睡的是一隻窄的平民床，每人每月只收宿費兩元。寄宿學生中間，有些無力付膳宿費的，學校內又設有工作部，替伊們介紹工作，使伊們上半天課之後，做半天的工，維持平民式的膳宿費。」
　　此外，王會悟還是讀書部委員，和陳獨秀的妻子高君曼教初級班語文，又兼工作部老師，教大家編織。對平民女校，她有著無盡的熱情，投入無盡的心力。
　　以此爲起點，王會悟一生都爲婦女解放和平等權利而奔走。1946年，王會悟回到家鄉烏鎮，發現婦女還在受封建禮教束縛。她那時體弱，依然四處走訪，到縣民教館演講，在《桐鄉民報》發表文章《我們應該如何紀念三八婦女節？》，宣傳婦女解放。在她的鼓動下，1947年，桐鄉縣青鎮（後烏、青兩鎮合併，稱烏鎮）婦女會誕生，她們以座談會、聯歡會、演講會等各種形式開展活動，爭取權利。
　　新中國成立後，王會悟北上，與李達團聚。她在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工作。這個機構被撤銷後，她申請離職休養。爲了給國家節省開支，她主動退出公房。晚年時，王會悟的左眼失明，仍每日用放大鏡閱讀資料，直至1993年10月20日在北京逝世。放大鏡、鬧鐘、縫補多次的棉衣、選民證……烏鎮的王會悟紀念館放著她爲數不多的幾件遺物。
　　「奇在有膽識，又奇在心思細膩」
　　多年後的今天，當我們在嘉興採訪時，很多市民知道王會悟的名字，脫口而出：「我們『紅船』的守護人嘛！」在烏鎮，人們更是熱情介紹這個奇女子的身世爲了讀書，她從小把抗爭的種子種在了心裏！」
　　1898年，王會悟出生在浙江省桐鄉縣烏鎮一個比較開明的家庭。父親是晩清秀才，開一家私塾。小時候，她跟男孩子一起念書識字。但這樣的時光是短暫的，6歲時，她第一次體會到身爲女孩的委屈。那年秋天，烏鎮第一所採用西式方法教學的初級小學「立志小學」正式開學了，但這裏只收男生，王會悟只能遠遠望著那些男同學背著書包去上學。
　　她並不服氣。1910年，她前往嘉興女子師範學校求學。但由於家庭經濟困難，學業被迫中斷。回鄉後，她繼承父親事業，辦了一所女子學堂。鄉親們都說：「小王先生教得也不比老王先生差。」就這樣，學堂的學生越來越多了。「各式各樣的學生都有，有讀小學一册的，有讀高一點的，程度不同。先前還在我家裏教。後來學生越來越多，我們家頂多坐20個學生。有30多個就坐不下了。那怎麽辦呢？我想法子。」王會悟找到附近寶閣寺的清輝師太，向她求助，最後說服師太把最大的一間殿堂借給她做教室。
　　女子學堂有了名氣，鎮上一個在西式學堂教過國文的鄉紳卻指責王會悟，教書是男人的事，女孩教書是搶了男人的風頭。他放話：「我來教，會教得比她好。」縣裏官員竟真讓他接了王會悟的班。王會悟無奈離開。
　　1917年，王會悟到湖州教會學校胡郡女塾攻讀英語，一邊讀書一邊給學校打掃衛生。在那裏，她看了《新青年》雜志，就學著用白話文給陳獨秀、惲代英寫信。陳獨秀真的給她回了信，說：「沒想到我們的新思想都影響到教會學堂了。」並誇獎她「有膽識」。
　　「有膽識」同樣是徐雲根對王會悟的評價。「她是一位奇女子，奇在有膽識，又奇在心思細膩。她看似柔弱，却有無窮的『法子』。她以各種方式去抗爭，從不屈服，走向自己心中的真理。」
　　晚年回首那些荊棘密布的日子，王會悟並不覺得苦澀。想起革命同志進出她和李達的家，想起她在門外放哨的日子，她說那是「甜美的回憶」。苦難中，她同樣愛生活。她的女紅做得極好，綉的梅花精美細膩。家裏不寬裕時，她就用不多的錢去木器店租幾件傢具，買來幾盆月季花點綴，努力把家裏布置得明亮、有生機。在王會悟紀念館，《環球人物》記者看到一件保存完好的旗袍，淺藍底色，上面綉著小小衛星的圖案，時髦而不張揚。100年前，一位穿著旗袍、留著短髮、戴著眼鏡的女子，就這樣輕盈機敏地走在上海的街道上、弄堂裏，也許她在送書送信，也許她正在放哨。
（王媛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