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榮不再，夢想破滅」，這是威廉•曼徹斯特在其現代美國史長卷《光榮與夢想》中的結語。在這位進步主義歷史學家筆下，這段他所親歷的當代美國史，從富蘭克林•羅斯福在大蕭條的危急時刻推行新政開始，到理查德•尼克松在一群興高采烈的作僞證者簇擁下爲再次當選彈冠相慶而終，在前後40多年時間裏，美國社會先是在危機和戰爭當中找到前進方向，進而又在漫長的冷戰時期迷失自我，終於伴隨著越南戰爭敗局的到來而「尊嚴喪盡」，於社會撕裂和對抗中失去了曾有的精氣神。
　　令人感慨的是，美國雖然距離曼徹斯特描繪的「歷史畫卷」漸行漸遠，但却似乎在2001年9.11事件後又以一種「微縮」的方式重走了一遍《光榮與夢想》中的旅程。從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廢墟邊的團結一致，到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的同仇敵愾、萬里黃沙，再到這兩個海外戰場的混亂不堪，「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和「桑德斯社會主義」在美國國內的興起，直至共和、民主兩黨許多支持者們如今的勢不兩立……當年目睹兩架被劫客機撞向雙子塔的美國人可能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他們的國家會一步步變成現在這副樣子：一面，共和黨和民主黨人在打一場涉及全社會的「准內戰」，另一面，又試圖通過渲染外部「競爭」和「挑戰」尋求支持和團結。對美國而言，這是一個曼徹斯特在他所經歷的歷史中都沒見過的更糟糕局面，也是一個比以往更加危險的「十字路口」。
　　從「團結則存」到「四分五裂」
　　在2001年9.11事件中真正失去摯愛親朋的美國人並不多。對於那些「沒有失去」的大多數，美國本土遭受的這次殘酷襲擊更像是一出「正劇」的開幕：雖有憤怒和悲傷，但更多展現的是即將拉開歷史大幕的使命感。有人把9.11事件比作「第二次珍珠港襲擊」，認爲它將把美國從冷戰結束後的「庸常」狀態中喚醒，把在文化和價值觀上日漸疏離的美國人重新團結在一起。即使是在20年後的今天，對很多美國人而言，9.11事件所能提供的典型記憶仍是兩黨議員在國會大厦前合唱的「天佑美國」，小布什在襲擊次日發表的「反恐戰爭絕不會以此告終」演講，以及那段時間美國大街小巷到處張挂的美國國旗。後來出任奧巴馬政府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的本•羅茲當年不到24歲，他回憶說，自己在目睹了9.11事件後「如蒙上帝親炙」，頓時感受到被從克林頓時代「瑣碎政治」中解放出來的「宏大使命感」。在他眼中，2001年9月下旬的美國，人們齊聲念誦著「團結則存」的建國箴言，朝著完成復仇和實現新的歷史使命「一往無前」。
　　然而，無論美國人抱有何種期待，2001年的紐約畢竟不是1941年的珍珠港，歷史劇目不會爲某一國家單獨而機械地重演。美國社會之所以極度期盼外部威脅煥發內部團結，正是因爲後者早已在由里根開啓、克林頓「發揚光大」的「新自由主義」議程中日漸坍塌。在美國，所謂「新政」逐漸遠離，財富分配中的失利者們逐日增多且哀告無門，階級和種族矛盾的積累使得整個社會其實是在潜意識中「歡呼」9.11事件的到來。
　　「贋造的危機」畢竟不能彌合真實的裂痕。很快，虛假的團結隨著全球反恐戰爭的推進烟消雲散。無論是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耗費的上萬億美元巨資，還是這兩國民衆承受的戰亂折磨，都沒有換來美國自身的「治愈」和政治更新。美國政府借反恐之機擴張了權力，但沒有也不可能將這種「戰爭和監控」的權力用於彌合經濟分化，而只能拿來煽動不同民族、種族和宗教之間的猜忌和恐懼，甚至可以觀察到，美國社會內部對「他者」的遷怒在某種程度上是從所謂「全球反恐」當中滋生蔓延的。
　　早在2011年紀念9.11事件十周年時，美國社會的看法就已逐漸涇渭分明。主流媒體和保守派仍在大張旗鼓宣傳「美國的犧牲和榮耀」，奏響的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高歌，而在不少自由派人士眼中，9.11事件的悲劇性不在於恐怖襲擊本身，而在於美國以反恐之名對其他國家施暴。兩派力量、兩種紀念，只隔著曼哈頓幾個街區，却有著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完全不同的理解。在本•羅茲看來，不論是奧巴馬還是特朗普，如果沒有9.11事件，他們都當不上美國總統。如果說奧巴馬在2008年的當選是得益於彼時人們的「反思」占了上風，那麽特朗普在2016年的勝出則要感謝美國人當中的「遷怒」情緒占了上風，這前後是普通美國民衆的經濟條件在「沒有盡頭的戰爭」當中持續惡化。到了2019年底的大選，這兩股力量終於由「此起彼伏」變爲「分庭抗禮」，政治對抗由選舉延伸到衝擊國會、訴諸法院試圖更改結果，以及在野的民主黨以「支持暴亂」爲由發起對即將離任總統的彈劾，其間應對疫情這種「非政治事務」也要讓位於黨爭，圍繞疫情是否真實存在、疫苗接種是否是聯邦政府「陰謀」也要爭論一番。
　　邪惡的土壤上開不出正義之花，操縱虛假的威脅也帶不來發自心底的團結。9.11事件20年來，美國社會所期盼的團結不僅「曇花一現」，而且模糊了本應解決的問題，最終適得其反地把國家推入更加「四分五裂」的狀態。
　　從「全球反恐」到「大國競爭」
　　「全球反恐」是9.11事件之後小布什政府打造的優先議程。
　　「他們爲什麽恨我們？是因爲這裏有一個民主選舉的政府」——這一直截了當的自問自答將實現復仇、促進「民主」和保障本土安全「完美地」結合起來。也正是因爲這種「完美」，9.11事件後的歷届美國政府很難走出全球反恐議程。
　　小布什政府親手挑起了兩場戰爭，編寫了「9.11時代」的基本劇目：無休止的「反叛亂」戰爭和國家重建。在伊拉克，高調宣布「使命完成」的志得意滿很快被再度增兵的惶惑不安代替，代價是小布什本人賠上了之前取得的所有政治資本，以「最不受歡迎總統」的評價黯然離場。繼之而起的奧巴馬政府雖然早已看出繼續全球反恐戰爭殊爲「蠢事」，但在「反恐、民主、安全」三位一體「金字招牌」之下，面對新崛起的「伊斯蘭國」也只能勉强將「蠢事」劃分爲「正確的戰爭」和「錯誤的戰爭」兩類，維持前者，撤出後者，同時避免在利比亞或叙利亞犯下「新的錯誤」。或是正因爲此，對奧巴馬政府「沒有戰略」的批評陪伴其任期始終。
　　特朗普則要比奧巴馬輕鬆得多。作爲美國社會極端保守派的代言人，這位「明星總統」無論選擇何種戰略，都能免於來自右派的批評。特朗普早就斷言，「阿富汗（戰爭）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灾難」，「重建美國比重建阿富汗更重要」。然而，即使是特立獨行的特朗普，要想擺脫全球反恐的「魔咒」也並不容易。他推動的撒軍、和談方案屢遭强硬派反對和破壞，2019年秋一度因美國與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戴維營會談」臨時取消而差點胎死腹中。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內反對繼續阿富汗戰事的同一撥人開闢出了伊朗、也門等新的戰瘍，導致波斯灣數度劍拔弩張，甚至一度走到對伊朗動武只等特朗普本人拍板的「最後關頭」。到不台前最後一天，特朗普也沒能實現讓駐阿美軍「全部回家」的競選承諾，他的反對者們則將希望寄托在拜登團隊中的建制派能「撥亂反正」之上。而拜登這位被美前國防部部長羅伯特•蓋茨稱作「過去40年間在幾乎所有重大對外政策和國家安全議題上都犯了錯誤」的前副總統，領導的是一個經歷了「特朗普主義」狂飈之後更加左翼和激進的民主黨，他選擇的不再是奧巴馬式的「謹慎平衡」，而是大膽翻開「新的一頁」。
　　至此，由9.11事件拉開大幕、小布什政府奠定基礎的「全球反恐時代」終於行將落幕。在這個「時代」裏，對「他者」的恐懼和遭受襲擊的擔憂縈繞著整個美國社會，甚至發展到了神經質的程度。有評論家說，9.11事件後平均每年在美國本土死於恐怖襲擊的不過六人，却有335人淹死在自家浴缸中，民衆却總是將防止前者作爲政府和國會的頭等重要議題。在這種氣氛中，就連全球反恐的終結方式也頗具悲劇性：推動其終結的並非美國社會恢復了安全與平和，而是找到了新的、更加嚴重的恐懼源，也就是「中國威脅」。不論是特朗普還是拜登，在試圖從全球反恐泥沼中抽身時，無不試圖强調反恐模糊了真正的戰略重點、浪費了寶貴的戰略食源，其結論不言自明，那就是結束反恐，一心一意遏制中國。然而，美軍根據拜登的指令速撤後，阿富汗以出乎美國軍情界預料的方式迅速「變天」，爲這一蒼惶轉向預置了失敗的注脚。
　　十字路口的抉擇
　　過去20年間，過去的聯邦議員、如今的白宮主人拜登或許是美國決策層當中在全球反恐問題上「犯錯」最少的人。他自2005年起就公開承認後悔當初在國會參議院投票贊成小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並一以貫之地在政府內外將推動美國從戰爭泥潭中抽身作爲自己的「政策標簽」。無論是發自內心還是迫於形勢，拜登正與民主黨的左翼密切合作，推動一系列以「重建美國」爲宗旨、帶有「進步主義」色彩的法案。
　　拜登政府試圖尋找從內部彌合分歧、治愈美國的方式，但顯然無法完全擺脫9.11事件所開啓的反恐時代負面遺産。拜登團隊不僅不敢在中美關係的很多關鍵議題上妥協，反而機會主義地利用「中國威脅」來推動旨在激勵創新、重整基建的重要國內.立法。對此，就連前不久公開撰文批評「華盛頓危險的對華共識」的民主黨左翼旗手伯尼•桑德斯也不能「免俗」。他力主中美應避免零和博弈，呼籲美國集中精力應對自身問題，同時附和了要應對中國「競爭」、維持美國「領導地位」的調門。無論如何，美國徘徊在自身興衰成敗的「十字路口」，這背後又是包括中國崛起在內的全球大勢。中國有耐心和餘裕面對美國的躑躅，有能力和決心應對美國的遏制，也有誠意等待其找到真正符合美國人民利益的國家之路。
（肖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