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絕對是世界格局的分水嶺。
　　美國進一步從超級大國的光環中衰落，歐洲進一步尋求「獨立自主」的道路，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大大提升。
　　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起伏反復，世界經濟脆弱復蘇，氣候變化挑戰突出，國際地區熱點交織，全球進入新一輪動蕩調整期。中國作爲變局中最大的變量之一，對世界有著深刻的影響。借助多邊外交，中國日益成爲國際社會一個「負責任」的建設性大國，在安全、發展、援助、環境與氣候、防疫救灾、打擊跨國犯罪等方面推動跨國、跨地區務實合作。
　　世界在尋找轉機，中國則繼續破浪前行……
　　2022，中美最大衝突點在哪里？
　　毫無疑問，中美關係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作爲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能否處理好彼此關係，攸關世界前途命運，是兩國必須一起回答好的世紀之問。
　　前段時間美國外交系統的高官用「合作」「競爭」「對抗」三個層次來界定中美關係。習近平主席在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視頻會晤時，提出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三點原則和應當著力推動的四方面優先事項，爲中美關係的未來走向明確了基本框架。
　　面對中國的强勢崛起，缺少底氣和信心的美國感覺霸權受到挑戰，極度焦慮，采取了包括「冷戰」在內的各種手法打壓、遏制中國。令人意外的是，美國單邊對華髮起的「貿易戰」在2021年進一步失敗，今年前11個月，中美雙邊貿易出現驚人增長，預計全年雙邊貿易額將超過7500億美元，較2018年增加1000多億美元。其中，中國的對美出口繼續擴大，而且92%的關稅是美國自己掏腰包的。
　　鑒於中美在經濟上進入到戰略相持階段，中美在地方層面、企業層面的合作都會加强，中美雙邊貿易額2022年可能還將超越2021年。這意味著美國的高額關稅、單邊制裁、科技封鎖等針對中國的經濟底牌盡掀，都沒有占到任何便宜。
　　但是在政治上，過去一年，美國的對華態勢不僅沒有變，而且是變本加厲。如近期宣布不派官員參加北京2022冬奧會、與加拿大和墨西哥領導人舉行會晤並將中國作爲討論焦點等。特別是在臺灣問題上，美國不僅邀請臺灣當局參加所謂的「民主峰會」，更是宣布建立所謂台美科技貿易暨投資合作架構以推動台美科技合作，加强芯片供應鏈，深化美台全面經濟合作。
　　「現在美台關係是在外交、軍事、經濟全方位的向前發展，尤其值得我們重視的就是在軍事上。美國高級軍事將領講未來6年中國要解决臺灣問題，美國現在要做的就是加大對臺灣軍事支持，同時加大對大陸軍事威懾，這個威懾也就表現在美國今後在台海方向越來越多的、直接的對大陸發生軍事上的對碰。海上、空中、水下，今後兩軍對峙會越來越多。」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吳心伯說。
　　那麽，中美關係的下一個衝突點和緩和點又在哪里呢？
　　目前，中美關係當中的「衝突點」很多，無論是在經濟、科技、意識形態領域，兩國之間都存在很多分歧。不過，在2022年，雙方關注的焦點，可能都會更集中在安全領域。這一領域主要包含三個問題，即台海問題、南海問題和東海問題。考慮到美國最近加緊操弄「臺灣牌」，台海地區的局勢還有進一步激化的可能。
　　「這種情況下，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都意味著衝突風險在上升。」 吳心伯强調，特別是我們要關注到，拜登政府內部對華團隊、外交安全團隊，基本上都是鷹派主導。這種情況下臺灣問題只會不斷升溫，很可能到哪一個節點會有一個爆發，只有爆發了以後雙方才會審視這個問題。
　　從緩和中美關係上來講，吳心伯認爲，整個中美關係進入了「戰術上的緩和期」，很大程度上因爲拜登出於一種實際的需要，在一些問題上需要中國的配合，明年雙方可能在外交、經濟等領域互動和交流頻率會增加，在經貿關係上有些領域會有所改善，比如說對華加征關稅，由於美國國內通脹，希望有所緩和，很可能一方面减一些關稅，同時另外一方面又會給中國增加一些關稅，增加的理由就是中國政府補貼等等。
　　另外，從中美互動機制上來講，在中美元首視頻會晤以後，雙方考慮建立一個對話機制，通過幾個大類別——外交、安全、經濟等等幾個方面的對話，來推動一些領域的改善和協調。
　　吳心伯認爲，未來一年中美關係是緊張緩和、改善對峙並行，這也反映了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基本套路，就是兩手都在推進，但是對華競爭、打壓、遏制仍然是主要因素。
　　「所以，這裏我們要有充分準備，用外交部的話講，就是‘不抱幻想’。」吳心伯說。
　　雖然美國爲了對付中國絞盡腦汁，但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只要中國堅定地走自己的路，那麽就是「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大國博弈下的中歐關係走向
　　比起中美，中歐的關係稍顯複雜。
　　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張昕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指出，一方面因爲歐洲不是一個單一的國家行動主體，因此歐洲內部有許多不同的國家集團或者國際組織、國際機制，這些組織機制之間有重合但並非完全一致，國家之間的利益訴求也會有所差別，因此才會有英國的脫歐，波蘭內部對於歐盟的日益反感，甚至出現類似的脫歐的迹象等等，這和美國有很重要的差別。
　　另一方面，作爲二戰和冷戰的結果，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歐洲沒有軍事自主權。也就是說歐洲總體上不是一個軍事行動獨立自主的行爲體，它主要是受制於美國的軍事領導權，將自己的安全設置在美國的保護傘下面，並且其經濟體系也相當依賴於這樣的安全結構。這也導致其與中國這樣的國家發展外交關係時，會受制於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變化。
　　鑒於上述關係差異，比起美國，歐洲更加重視一些傳統地緣政治之外的因素。其中較爲重要的就是軟實力價值觀外交，尤其是當中美處於一個相對競爭態勢較高的情況時，歐洲就會動用其價值觀外交的理念來界定與中國的關係。例如最近《中歐投資協定》在歐洲議會的審議被擱置，從表面上來看主要的阻力就在於歐洲認爲自己看重的價值理念層面上中國表現得不好，所以會在經貿投資領域來對中國做更多的約束，故而暫緩中歐投資協定。
　　最近一段時間，中歐關係顯現出敏感複雜的一面。一方面，中歐高層頻頻互動，多位歐洲領導人就中歐關係作出積極表態。法國總統馬克龍說，法方堅定致力於以建設性方式推動歐中關係發展；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表示，希方高度重視發展對華關係，從不認同國際上的反華、「恐華」論調。這些表態對中歐關係深入發展無疑具有積極意義。
　　另一方面，今年以來，在人權、涉港、涉疆、臺灣等問題上，歐洲一些政客屢屢有不當言行，損害中歐互信友好和務實合作。
　　今日歐洲的深層心態是什麽？
　　復旦大學中歐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簡軍波一言以蔽之——歐盟目前的基本心態是「不想在中美之間選邊站」，希望能够「獨立自主」制定政策。
　　一些歐洲政要和學者認爲，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給歐美傳統盟友關係帶來的傷害是不可逆的，且歐美關係實際上從奧巴馬時代就已開始疏遠。美國不與盟友商量從阿富汗撤軍，美英澳不惜損害法國利益開展核潜艇合作，這兩件事嚴重損害歐洲對美國的信任，對歐美關係所謂「正常化」進程傷害很大。
　　隨著美國拜登政府繼續實施戰略東移，世界重回大國博弈時代，歐盟不能繼續天真，要追求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一個最新佐證是，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在歐盟領導人非正式會晤上公開表示，爲了在國際舞臺上顯得更加有效和自信，歐盟需要增强獨立自主行動的能力。
　　在實際操作層面，歐盟正在各層面推進「獨立自主」，如在國防領域推進「永久結構性合作」，設立歐盟防務基金；經濟上促進産業鏈回流，减少對外經貿依賴；價值觀上對外更强調人權和法治等。
　　歐盟爲了保持歐中、歐美關係平衡，勢必要微妙調整對華關係。歐盟一方面本就無意和中國搞全面對抗；另一方面需要保持「不選邊」的立場和維護歐盟在中國市場利益，保證在與美國等其他西方國家競爭中國市場時不落下風。另外，歐盟在氣候變化、維護生物多樣性、維和、解决阿富汗等地區熱點問題上需要與中國合作。
　　但在政治或價值觀問題上，歐盟仍可能對華采取較强硬的姿態。這不僅包括對中國人權、少數民族和港臺等事務可能加深干涉，還會在經貿關係中摻入政治因素，包括加强在中國對歐投資領域的安全審查、中國産品的人權和環保盡責調查等。
　　在歐洲關係中，隨著德國進入後默克爾時代，中德關係的走向尤其引人注目。
　　生於西德、長在東德的默克爾在兩德統一前不久步入政壇，執掌德國政壇16年，爲德國留下了重要政治遺産。Statista數據顯示：默克爾執政期間，德國人均GDP增長43%，失業率下降一半至5%左右，破産企業數量减少，並保持了進出口貿易順差優勢、稅收增長趨勢，而國家債務也保持在穩定水平。在衆多發達國家經濟疲軟的情況下，德國實現了經濟繁榮發展和社會民生保障之間的平衡。
　　「危機總理」默克爾在東西方之間實踐著重商、務實、平衡的外交，在不同制度之間尋求並拓展德國的發展空間和自主空間。在對華關係上，總體來說，默克爾是溫和的、務實的，她以德國聯邦總理的身份12次訪華，是訪華次數最多的西方國家領導人之一。在美國總統拜登正式上臺之前，默克爾堅持在2020年最後一天促成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如期完成，希望以此來延續和鞏固歐洲以及德國的對華政策。
　　在美國全面遏制中國發展的大背景下，隨著默克爾時代的結束，現在的德國由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聯合執政，社民黨主席朔爾茨出任「紅綠燈」政府中的總理，不能排除中德關係之間的摩擦和交鋒有可能會增多。
　　現在的中德經貿關係深度交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使受疫情衝擊，中德貿易額實現連續數年增長，中國連續數年保持德國最重要貿易夥伴地位，而且2020年中國首次超過美國成爲歐盟最爲重要的貿易夥伴。因此，長遠來看，中德關係經濟合作還是主流，真正具有戰略眼光的有識之士還是會審時度勢，把握時代脉搏，超越意識形態的差異，共同推動中德和中歐合作。
　　除德國這樣的「舊歐洲」國家外，還有一些體量並不是很大，但是近些年在外交層面與中國相處較爲融洽的國家區域，那就是廣義上的中東歐。這些國家處於舊歐洲與前蘇聯的中間地帶，能够在歐洲內部發出相對獨立的聲音，支持中國跟本地區的合作，比較典型的有塞爾維亞和匈牙利。張昕指出：「要意識到歐洲內部利益跟訴求的多樣性，並理性地加以重視。未來在對這個地區的經貿和政治關係的構建中，用好這些差異性，理解對方的經濟跟安全關切，這應當是我們下一步的工作重點。」
　　中英關係：容不得「兩面下注」
　　曾經一度，中英關係被英國領導人形容爲「黃金時代」，如今的中英關係却出現了一些困難。特別是今年以來，英國在中英關係上追隨新上任的美國拜登政府，頻頻製造事端和對抗，將中英關係降至冰點。
　　在軍事領域，夥同美國和澳大利亞構建奧庫斯（AUKUS）軍事同盟，大搞核潜艇軍備競賽，破壞國際核不擴散態勢和地區安全穩定，航母編隊遠赴南海打著「自由航行」名義「碰瓷」；政治上，在涉疆、涉台、涉港問題上頻頻爲反華分子和立陶宛等國反華政客張目；經濟上，打著「安全」旗號打壓侵犯中國企業正常商業利益。
　　這些都顯示英國在政治輿論環境與戰略評估的層面仍在對抗中國的道路上一意孤行，同時還妄圖以「合作+競爭」的方式在摘經濟果子同時侵犯中國主權安全根本利益，以向美國「邀功請賞」。而事實和歷史會證明英國這些小算盤只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英國首相約翰遜一方面稱中國投資對於英國「經濟和就業大有裨益」，表示「英國政府不應把所有中國投資拒之門外」。另一方面却聲稱，英國不應「天真地允許中國投資核電和5G等關鍵基礎設施」，並表示在涉疆、涉藏、涉港等敏感問題上「堅持自己的立場」。
　　事實上，這種「兩面下注」的做法反映了英國並沒有認識到造成當前中英關係困難和緊張局面的原因和責任，而是試圖在摒棄相互尊重和政治互信的情況下妄想撈取經濟利益的心態。
　　處在十字路口上的中英關係何去何從？
　　關鍵還是看英國能否以理性務實的態度看待中國，回到相互尊重、互利合作的軌道上來。中英合作的互利共贏本質是無法否認的客觀事實，2021年第一季度，中英貨物貿易額達252億美元，同比增長64.4%，中國持續保持英國最大進口目的地的地位。很多英國有識之士都提出中英關係的明智建議，英國48家集團俱樂部主席斯蒂芬•佩裏表示，在中國已成爲全球最大貿易國、未來14年中國GDP有望翻倍的情況下，英國必須與中國建立良好的關係，合作才是出路。英國在後脫歐時代走上尋求新的國際角色和國家利益的過程中，只有摒棄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走一條真誠包容各方夥伴的道路，才能真正有利於英國繁榮和吸引力。
（陳冰、高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