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局日前公佈本澳去年出生率僅百分之七點四，是自○五年以來最低。少子化疊加人口老齡化，對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帶來深遠影響。我國為應對人口老化問題，在「十四五」規劃中更首次將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並接連出臺多項針對生育的政策措施，特區政府可以響應中央鼓勵生育的政策，推出更多措施，提高居民生育意願。
　　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資料，2021年12月底總人口為683,200人，按年增加100人，其中女性佔53%。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佔12.2%，按年上升0.5個百分點，人口老化情況持續，老化指數上升至83.7%。去年全年共有5,026名嬰兒誕生，按年減少519人，出生率為0.74%，是自2005年以來錄得的最低水準。反映居民生育意願下降。惟一旦一個國家或地區形成低生育率，會導致人口總數開始萎縮，長遠會導致勞動力不足、競爭力下降、社會撫養比率上升等社會問題，對社會的人口結構、經濟發展等造成負面影響。因此，對於澳門特區政府而言，澳門出生率持續下降是必須正視的問題。
　　事實上，出生率低、少子化問題非本澳獨有，全球不少發達國家地區都處同樣困局。例如日本、韓國等先進國家，儘管育兒福利優厚、婦女產假充裕、教育升學福利優越，但出生率依然難見起色。為了鼓勵生育，特區政府多年來也多次推出鼓勵生育優惠措施，如免費產檢，免費分娩，延長產假，制定男士侍產假，提升生育津貼，提供十五年免費教育、書簿津貼、大學免息貸款、學生免費醫療，增加托兒額，甚至是結婚補助等措施，但總體效果仍然未如理想，澳門生育率仍然持續下降。
　　那麼造成這種現象的因素到底是什麼？綜合分析，或與社會經濟環境因素有關。有本澳團體上月以電子問卷方式，開展針對「澳門婦女生育意願」調查，成功訪問逾九百名十八至四十九歲澳門女性。調查數據顯示，「90後」的女性生育意願最低。而事業或經濟環境相對穩定的「70後」和「80後」，生育意願較高。調查亦顯示，無論年齡層，生育意願低大多是受「自身原因」與「勞動市場」所影響。因此調查報告認為，想要提高生育意願，需著重在改善相關年齘層的勞動環境方面提出措施。
　　年輕一代生育意願下降，反映隨著社會觀念的改變，生兒育女已非普遍青年人在婚姻中的必要選項，如就業、經濟和住屋問題，皆是決定他們是否生育的主要因素，年輕群體普遍認為育兒後，生活質量和職業生涯發展可能會受到影響。例如有女受訪者表示，自己有考慮生育，本身也很喜歡小孩子，但認為現階段的社會無論是女性自身、工作或教育上，都要承受巨大的壓力，養育孩子也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擔心自己無法為孩子提供一個良好的成長平臺，所以現階段選擇暫時不生育。
　　此外，在提升生育意願的問題中，不少意見認為，生活壓力亦是影響女性生育意願的主要原因，有受訪者就指，她與另一半是雙職家庭，目前育有一兒，已是應接不暇。同時面對「供樓」壓力，加上近兩年受疫情影響，薪資下降、就業環境不穩定等問題已導致家庭日常開支壓力大增。認為隨著社會文化因素及政策的變化，收入與生育成本是影響生育意願的主要因素。可見，要想提高出生率，社會整體須協助緩解適齡男女的生育壓力，解決「不想生、不敢生」的困惱。
　　我國是全球人口第一大國，為了控制人口增長率，降低生育率，中國政府從一九七九年開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隨後的出生率顯著下降，降至每名婦女生產一點五至一點七個嬰兒的水準。自二○一五年十月起，中國政府開始實施普遍二孩政策，結束了長達三十六年的獨生子女政策，翌年出生率隨即上升，但之後即又再連續四年回落，去年五月十一日，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六十歲及以上人口佔比超百分之十八，人口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同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並指出，為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公佈。八月二十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決定，修改後的人口計生法規定，國家提倡適齡婚育、優生優育，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就是社會所稱的「三孩生育政策」。三孩政策的出臺成效如何拭目以待。但人口學專家已明言未來若我國每年新生兒數量少於一千萬，十年後將出現嚴重人口負增長，鼓勵生育刻不容緩。
　　而近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向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將三歲以下嬰幼兒照護費用納入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發展普惠托育服務，減輕家庭養育負擔。反映出國家對出生率的重視程度在加強。
　　有關倡議出臺，亦再次引發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學者等廣泛回響。其中，有全國人大代表建議，提高家庭生育二孩、三孩的子女教育支出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標準，即「第二孩」按三千元人民幣／人／月標準扣除，「第三孩」按五千元人民幣／人／月標準扣除。此外，對「第三孩」按地區實行一定標準的生活及醫療保險補助，比如按當地月平均工資的百分之二十發放生活補助，生活及醫療保險補助一直持續到孩子滿十八周歲。
　　從女性的切身角度，育兒責任最受關注。多名女性全國人大代表建議，可延長男性帶薪育兒假並強制執行，分擔女性育兒壓力，縮小就業中因產假差異導致的性別歧視；並發展普惠性托育機構，緩解雙職工家庭育兒壓力。甚或將目前九十八天的產假適當延長到半年，增加產假靈活性，允許新生兒母親視情況分散休假等。
　　此類積極有為的態度和前瞻有效的佈署，值得澳門借鑒學習和積極落實。有分析就認為，以雙職家庭為主的澳門，更突顯家庭友善的重要性，出生率持續走低，更反映現時社會發展中多項問題需要關注，包括現時疫情對本澳人口發展趨勢帶來了不確定性、居民對婚姻和生育的觀念發生變化，晚婚晚育、不婚不育人群逐漸增多，疊加育齡人口規模下降等，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共同營造一個有利於優生多育的環境和氛圍，讓居民在生和養育小孩上有更多獲得感和幸福感。
　　要有效提升本澳出生率，需通過「組合拳」方式「對症下藥」，首先是優化一系列與生育相關的家庭政策，可參考國家積極的人口政策經驗，並貫徹本澳《家庭政策綱要法》的精神，結合澳門人口數據變化，針對制訂適合澳門社會發展，涵蓋家庭經濟、住所、家庭照顧責任，及社會支援等提升生育意願的長遠人口政策，例如在居住問題上，政府應研究在置業五階梯基礎上，推出更多針對年輕家庭置業安居的房屋政策及短期性的支援措施，加快經屋和暫住房興建進度，在公屋及未來夾屋的申請上，引入針對青年家庭的優惠條件或加分機制，全面推進房屋政策短、中、長期措施，協助居民安居樂業。同時，積極落實家庭友善措施，持續檢討《勞動關係法》實施情況，加強政商社民溝通合作，並透過完善法律逐步落實各項家庭友善措施，例如親職假、彈性上班、延長產假、產假共用、產檢事假及餵哺母乳時間等，發揮協同效應，全社會共同營造生育友善的良好環境。此外，重點關注青年家庭需要，向社會開展提高生育誘因的宣傳工作，支援社團及社服機構開辦更多家庭婚姻教育與生育指導服務，減低年輕人在面對婚姻與生育問題上的憂慮感。
　　其次是在養育方面，可加強經濟幫扶減輕育兒負擔。因養育子女是一項長期過程，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和心力。政府可研究增設育兒津貼等支援措施，尤其疫情常態化加強對雙職家庭的經濟幫扶，減輕家庭育兒成本和經濟壓力；最後是教育方面，可加強政社合作減輕教育負擔。強化家庭功能是一個全社會的系統工程，建議對通過政府和社團擴大家庭服務支援力度，為家庭不同發展階段提供多元化服務，提升家長教育子女效能，協助家長減輕教育負擔。
　　當然，除了要解決適齡男女「不想生、不敢生」的困惱外，也應考慮幫助那些「想生，但懷不上」的夫婦。根據國家衛健委2021年發佈的資訊顯示，我國不孕不育發病率為7%-10%，有不到20%的患者需要接受輔助生殖技術治療。在輔助生殖的技術中心，需求量最大的就是試管嬰兒技術，但試管嬰兒治療的收費項目多且昂貴、週期時間長，讓不少家庭望而卻步。近年來，將輔助生殖技術納入醫保的呼聲並不鮮見，不少不孕不育家庭也翹首以待。事實上，去年9月，國家醫保局在答覆人大代表建議時表示，國家醫保局將指導各地，立足「保基本」的定位，在科學測算，充分論證的基礎上，逐步把醫保能承擔的技術成熟、安全可靠、費用可控的治療性輔助生殖技術按程式納入醫保支付範圍。今年2月21日，北京市醫保局發佈關於《關於規範調整部分醫療服務價格專案的通知》，將16項輔助生殖技術專案納入醫保報銷，打響了輔助生殖邁入醫保的「第一槍」。此次納入醫保的專案有體外授精胚胎培養、囊胚培養等十六個專案。其中2項是IUI（人工授精）的項目，1項是二代IVF的項目，3項是三代IVF的項目，其餘則為胚胎儲存等專案。目前我國IVF單週期平均花費約為3.5-4.5萬（不包括三代），此次進入醫保，醫保覆蓋約8000-11000元。國家近期鼓勵生育的政策頻出，可以預見未來輔助生殖專案有望在更多地區納入醫保支付。
　　那麼，本澳在這方面是否可以採取類似的支援措施。根據統計，澳門100對生育年齡的夫婦中，平均有15對面臨受孕困難，可見澳門在不孕不育的治療服務上仍有需求。早前澳門只有山頂醫院，提供合資格的人工授精服務，後來鏡湖醫院於一八年十一月正式成立輔助生殖中心，是本澳首家醫院輔助生殖中心。未來特區政府應加快在公立醫院開設體外授精(IVF)及其他先進的輔助生殖技術服務，為高齡或不孕不育夫婦提供合適的治療途徑。恰好，離島醫療綜合體工程正如火如荼進行，未來可考慮借助其完善的硬體設施，加上合作方協和醫院醫療技術的軟件優勢，加強在高新醫療與過去本澳一直缺乏的醫療技術引入，例如輔助生殖服務、器官移植與各種重大疾病的先進診療方法，一方面扶持本澳醫療質量提升，亦能為有需要居民提供便利與優質的醫療服務，可謂一舉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