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是「四八空難事件」七十六周年。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由重慶飛往延安的一架美軍運輸機，因天氣原因（另一說是國民黨軍統特務秘密「做了手腳」）迷失方向，在延安東北方向的山西省興縣黑茶山撞毀，機上乘客十四人、機組人員四人全部罹難。罹難者中包括中共中央委員王若飛、秦邦憲（即博古），新四軍軍長葉挺，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鄧發等。
　　罹難者中的葉挺將軍，及同機罹難的夫人李秀文、女葉揚眉、子葉阿九，與我們澳門有緣。廣州起義失敗後，葉挺將軍不忿先後受到李立三和由王明誤導的共產國際的批判和懲處，憤而脫黨流亡海外，先到德國和法國，後到澳門，並在澳門居住長達十多年。他的九個兒女，有七個在澳門出生。西安事變後，國共談判決定將沒有參加長征、堅持在南方根據地進行遊擊的隊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但蔣介石要求軍長不能由中共黨員出任。中共中央由此想到了正在澳門的葉挺將軍，也獲得蔣介石首肯，任命葉挺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新四軍）軍長。這個「新編第四軍」的番號，據說是由葉挺提出，因為在北伐戰爭中，他所率領的獨立團，就隸屬於又稱為「鐵軍」的第四軍。
　　據《柯麟傳》所述，原在香港隱蔽潛伏的柯麟，後來之所以轉移到澳門，就是為了葉挺。——紅軍長征中遵義會議的其中一項決定，是委派陳雲、潘漢年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遵義會議的情況。而兩人到了上海後，情況有了變化，毛澤東感到國共有可能會合作抗日，於是就電告潘漢年，留在上海、香港一帶從事統戰及情報工作，陳雲則繼續前往莫斯科。潘漢年到了香港找到柯麟，談了葉挺的情況，要求柯麟搬到澳門就近照顧葉挺，並伺機動員其「東山復出」。後來任新四軍副軍長的張雲逸到澳門勸說葉挺「出山」，就是由柯麟陪同。
　　在「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皖南事變中，葉挺將軍被蔣介石囚禁。在獄中，葉挺將軍錚錚鐵骨，怒鬥群魔，寫下了浩然正氣，現在已經是膾炙人口的《囚歌》，正是驚天地、泣神鬼。其實，葉挺還有一首很少有人知道的《囚歌》的姐妹篇《囚語》，這是葉挺的長子葉正大將軍在中央檔案館找到的。葉挺在「皖南事變」被無理扣押後，因爲他早作了必死的准備，故而在八天以後，也就是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一日，用毛筆在信紙上斷斷續續寫了十八頁的《囚語》，表達了自己被囚禁後寧死不屈的堅强决心。《囚語》第一頁頭四句明志詩，就集中反映了《囚語》的主題：「不辭艱難那辭死，生死原來相游戲；只問此心無愧怍，赤條條來光棍逝。」
　　澳門回歸前夕，由澳門珠光集團贊助，一批在廣東省內各職位（多數是司局長級）上離休的「老新四軍」，曾組團來澳考察「老軍長」葉挺將軍的故居，並對葉挺在澳門的事蹟進行田野調查。由於其中的向真先生（原珠海市常務副市長）曾經是筆者的老上司，故他們約請筆者作向導。當他們看到「老軍長」故居並沒有象內地的同類建築物那樣保護起來並闢為紀念館向公眾開放，而是作為社團的「私產」時，頗為不解。並表示，澳門回歸後，「澳人」當家作主的特區政府，一定會將「老軍長」故居辦成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而澳門中聯辦的前身——澳門新華社的首任社長周鼎，也是新四軍老戰士，與向真一道在由黃克誠大將領導的新四軍第三師戰鬥，並參與「搶占東北」﹑「血戰四平」，後來從白山黑水一路打到祖國的最南端，並在解放海南島後，因為所在的四野十五兵團四十三軍（軍長李作鵬中將）的軍部轉為海南軍區機關，作為團級幹部的周鼎、向真等同時就地轉業，在粵西地區分別擔任縣長。某次周鼎、向真在澳門宴請筆者及家人時，談到了他們的戰鬥友誼和經歷。
　　為此，筆者可能是最早並持續不斷地提出應將包括葉挺故居在內的一批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紀念建築物納入建築文物保護名單的建議。澳門回歸後，澳門現代文史協會負責人拜訪特首何厚鏵、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馬萬祺、澳門中聯辦主任王啟人時，提出了修復葉挺故居的設想。經過特區政府及其文化局的一番努力，並在澳門婦聯的積極配合下，終於分兩階段完成「葉挺將軍故居」的修復及布展，並向廣大市民和遊客開放。現在，「葉挺將軍故居」已經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的基地，及中外遊客的好去處。
　　葉挺將軍的後人念念不忘生其養其的澳門。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防科工委在澳門路環島衛星地面站落成時，葉挺將軍的多位後人，還有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毛毛）及其丈夫賀平將軍等，來澳出席。表面上是「西裝骨骨」，其實全都是「星光熠熠」，因為都是少將以上的軍官，肩章有「星」也。當然，「葉挺將軍故居」開幕時，嘉賓也少不了其後人。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已經從前國防科工委離休的葉挺將軍之子葉正大將軍，向澳門國際機場贈送北斗衛星實時沉降監測系統。這是包括港澳臺在內的中國機場首次使用北斗衛星實時沉降監測系統。
　　葉挺將軍一生有過許多輝煌勝利，也遭受過許多委屈挫折。他隨著時代的前途而前進，對民族和革命事業無限忠誠，無比堅定，無比勇敢。他那臨大難而不懼，臨大節而不苟的崇高品格，令人感佩，銘記千秋。
　　葉挺將軍一生備受的委屈，除了在皖南事變后遭受蔣介石囚禁，是由敵對陣營實施的之外，更多的卻是由「自己人」施加。其中最主要的有兩次，一次是在廣州起義失敗後，第二次是在出任新四軍軍長後。廣州起義時，葉挺根據敵強我弱的態勢，主張立即將起義部隊撤出廣州，但是遭到了共產國際代表德國人海因茨•紐曼的斥責。而就在當然下午，張發奎調集各地軍隊反攻，張太雷和這位紐曼乘車赴觀音山指揮，途中遭民團伏擊，張太雷中彈身亡，真是絕大的諷刺。起義失敗后，「左」傾盲動主義的李立三中央，竟給予葉挺留黨察看半年的處分。翌年葉挺到蘇聯參加中共「六大」，又先後受到李立三、王明的無端指責；共產國際也認為葉挺動搖，不允許葉挺到東方大學作報告。然而，葉挺在廣州起義時的建議是正確的，也符合後來毛澤東「敵進我退」的戰術策略。
　　葉挺出任新四軍軍長後，由于不是中共黨員，因而所有與新四軍核心機密有關的中共黨委會議都不能參加，他這個軍長有職無權，只是到處奔跑張羅軍費給養。他和項英在新四軍的一系列戰略問題上產生分歧，而項英對葉挺的生活習慣也有相當意見，使得葉挺曾自云「居士不適於當一個大廟子的方丈」，數次提出辭職。
　　其實，在澳門的建制派陣營中，又何嘗不是如此！有人老是以為只有自己是一枝花，別人都是爛茶渣。也有人總是認為自己一貫正確、永遠正確，別人的見解則是「跟紅頂綠」、「大逆不道」，雖然後來的事態發展證明是說對了，也不認為自己當初的指責是錯誤的，反嗆以「你說早了不等於是說對了」。自己老是吹噓「天下無人不識君」，而別人的優點則看不到，缺點卻以放大鏡來審察。總之一句話，就是「武大郎開店」，容不得別人比自己高；「假洋鬼子」，自己不做，也不準別人幹，桎梏社會進步。
　　在紀念「四八事件」和葉挺將軍罹難七十六週年的今日，希望葉挺將軍當年所遭受的委屈，不要在澳門特區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