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極快的奧密克戎正在打破很多「常識」。
　　在此前的幾輪疫情中，中國已經積累了疫情防控的諸多經驗。比如，要充分利用核酸檢測實現「早發現」，儘快通過溯源切斷傳播鏈；核酸陽性者要被立刻閉環轉入定點醫院隔離和治療，以最快速度實現社會面清零；與此同時，醫院要有足够的床位和呼吸機，尤其讓重症和危重患者，得到及時治療；最後，在整體策略上，要精准防控，盡可能不要升級管控措施。當這些都能做到時，疫情基本可以在半個月內得到控制，且各地的疫情多則上百例，少則是個位數。
　　但在最新一波自3月初開始發酵的疫情中，人們很快發現，這些經驗看起來沒有以前好用了。截至3月19日，全國疫情仍處在發展階段，已經累計報告新冠感染者超過29000例，波及28個省份，其中吉林一省就累計報告超過10000例，另有4個省份累計報告超過1000例，多個城市的單日新增仍在爬坡期，每日都破百。這一切都發生在20天內，而此前，在疫情發生以後的整整兩年內，全國累計報告的確診病例才剛突破1萬。
　　連一直被稱爲精准防控「教科書」的上海，在應對早期也出現了一些混亂。中國國家傳染病醫學中心主任、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3月14日在微博上表示，由於短期內出現了大量的病例，全國各地難免顯得有些慌亂，上海也不例外。上海的精准防控在這次奧密克戎BA.2傳播之際，由於發生突然，啓動晚，病毒快，目前仍處於與病毒的幷跑階段，感到非常吃力。
　　根據國務院定義，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以上城市被稱爲特大城市，這樣的城市在中國至少有15個，它們是人口密集、人員流動頻繁、社會治理難度高的地理空間。迄今爲止，國內發生過較大規模新冠疫情的特大或超大城市有武漢、西安、南京、上海、深圳。
　　傳播力更强症狀更隱匿的奧密克戎變异株，已經令單點暴發較大規模疫情的可能性與頻率大大地增加了。面對這一新形勢，我們的醫療系統、社區乃至整個城市，究竟應該做好哪些應急準備，才能做到有序應對，避免手忙脚亂？
　　核酸檢測到底要怎麽做？
　　爲何會在短期內突然出現大量病例？南開大學統計與數據科學學院教授黃森忠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說，因爲面對更狡猾的奧密克戎，現有的疫情監測系統很難及時發現。監測系統主要有兩個「眼睛」：一是通過醫院上報；二是對重點人群、重點場所的定期篩查。如果有咳嗽、發熱等症狀的人去醫院發熱門診主動就診，核酸陽性後，醫院內部會立即通過一套24小時疫情上報系統啓動防疫。
　　但由於奧密克戎不僅傳播性更强，且更爲隱匿，95%以上的感染者都是輕症和無症狀，因此，患者從感染到出現症狀後主動就診的周期拉長了，以前一般是5~7天，現在會延長到10~14天。「再加上奧密克戎的傳染性很强，發現時通常已經晚了。只要發現一個病例，就意味著後面還有一大串。」黃森忠說。
　　在黃森忠看來，隨著奧密克戎的傳播，未來對疫情規模大小的概念，也需要重新定義。過去，他們根據對疫情的統計發現，病例數在100例以下的可以看作是「小規模」，在100例以上、500例以下可看作是「中規模」。但是現在，500例以下就算小規模了，4000例以下則是中等規模，大規模「很難說會到什麽程度」。當新增確診從破百到破千就發生在短短一周內，對於病毒和防疫，人們經過兩年多的實踐而積累下來的很多理解，都需要重新審視。
　　在對重點人群、單位和場所的篩查上，國家早就有詳細的規定，在2021年8月發布的新版防護指南中，新增了對碼頭、口岸、棋牌室（麻將館）、游船（觀光船）和奶茶店等10類場所的防護要求，對重點人群方面提出了更加嚴格的防疫措施。
　　但黃森忠指出，規定雖然有，各地的執行情况不一，所起到的監測作用也有很大差別。吉林此輪疫情中，在應該被重點監測的學校這類場所，在春節之後開始的新學期，吉林農業科學技術學院內已經有學生出現咳嗽等症狀，但學校幷沒有提高警惕，生病的人和沒生病的人仍住在一起，等到3月7日，才「識別」出首例確診病例，此後五天內，就發現有70多人已經感染。
　　在現有的防護指南中，要求對學生和教職工做好健康監測，但具體實行起來却「全憑自覺」，比如要求學生每日自己測量記錄體溫，當出現發熱、咳嗽及其他可疑症狀時，及時主動上報。黃森忠建議，在新的防疫形勢下，應該增加對學校、隔離酒店等重點場所的定期篩查頻率，比如給學生每兩周做一次核酸，各地也要考慮出臺更有針對性的細化措施，提高政策的執行力。
　　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在3月19日的發布會上指出，當下防控工作的難點在於如何及時發現全部的感染者。一是「及時」，一定要趕在病毒傳播出去以前，把它截住；二是「全部」，整個傳播鏈上，所有可能感染的人都要追溯出來，避免有遺漏，遺漏的病例都有可能成爲新的傳播鏈的源頭。
　　面對奧密克戎，早期的預防性圍堵措施已部分失效，沒有做到「及時」，「全部」就顯得更加重要。不過，吳尊友在此處强調的「全部」策略，幷非全市範圍的全員核酸檢測，而是針對局部地區。他說，最好是在1~3天內完成一輪檢測，速度一定要快。每一輪檢測一定要完成確定的局部範圍內全部人群的篩查。「千萬要注意防止有遺漏。如果每一輪都有遺漏的話，可能會出現做了七八輪或者8~10輪核酸檢測後還有社會層面感染者發現的情况。」他說。
　　簡言之，當無法有效做到感染者和接觸者的追踪時，就應該進行大規模篩查。按照黃森忠團隊的模型推演，假設在一個常住人口規模600萬左右的城市中，在發現疫情之前，奧密克戎已經在社區中傳播了10天，可能傳了3~4代，此時，溯源和流調的難度會非常大。他指出，如果在全市範圍內采取一天一次全員核酸的策略，一方面，由於感染基數超過此前幾輪疫情，會對基層的核酸工作帶來巨大壓力；另一方面，在提高篩查效率上，能起到的效果是有限的。更好的策略是對重點區域進行全員核酸篩查，也就是從全域全員過渡到局部全員核酸檢測。
　　他解釋，因爲奧密克戎的感染者中，大約只有5%是有明顯症狀的普通型，傳染性較强，所以核酸排查需重點針對這5%的確診者，可以按照大概10倍的擴散影響力來劃定重點區域的範圍，對重點區域人群進行一天一次的全員核酸檢測，非重點區域3~4天測一次核酸即可。
　　上海給這種「局部全員核酸」起了一個更直白的名字：「網格化核酸篩查。」上海市衛健委主任鄔驚雷曾解釋說，網格化，不同於先前「全市全員多輪核酸」的篩查模式，而是鑒於不同區域的風險情况，實行分級防控，劃定若干重點區域，推行「切塊式、網格化」的核酸篩查。在重點區域內，所有人員保持原地相對靜止，需要在48小時內進行2次全員核酸篩查。之後，再根據該區域篩查出來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的數量，年齡分布、人群分布等，特別是結合流行病學調查判斷擴散傳播風險的可能，動態調整下一步疫情控制措施。也就是說，「動態調整」是網格化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實踐表明，上海「盯住重點」的思路調整是應對奧密克戎的有效辦法。目前，上海已經於3月16~17日對重點區域進行了一輪全員核酸篩查，在18~20日三天裏，同時對非重點區域的人員開展了一次核酸篩查，累計篩查3000多萬人次。鄔驚雷表示，通過對篩查出的陽性感染者進行分析，我們發現重點區域的陽性感染者檢出率比非重點區域的要高，同時有點狀區域性聚集現象。
　　黃森忠還表示，由於這次疫情的特殊性，流調也要調整思路，比如，上海有最大的流調隊伍，大概有3000人，即使是這樣，依照現在的疫情規模，如果按單日新增病例上百來算，再加上密接和次密接，這些人也根本忙不過來，而且前面需要流調的人數在不斷累積。而國內其他人口在500萬以上的城市，流調人員一般都只有幾百人。「最近一些基層的流調人員幾乎快崩潰了，每個人一天都要處理一兩百條信息」。因此，在流調初期，要先重點追踪那5%的普通型和重症患者，把更有可能被傳染上的人儘快初篩出來，目標調整後，「各地的流調隊伍的壓力應該能够减輕不少」。此外，很多地方紛紛自研流調小程序，通過大數據方式，提高流調效率。
　　3月22日，國家衛健委發布了第三版《區域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組織實施指南》，和前一版相比，新版將「全員」改爲「區域」。根據衛健委官方信息，區域可能小到一個樓棟，也可能大到全市範圍，具體要由當地疫情防控指揮部在科學研判的基礎上，根據疫情防控的實際需要研究確定，幷動態調整。幷且，新版《指南》增加了抗原檢測作爲區域核酸檢測的補充手段，提出推進「抗原篩查、核酸診斷」的監測模式。
　　國家衛健委醫政醫管局局長焦雅輝對此解釋說，之前「全員」容易讓大家誤解都是在全市範圍內搞大規模的檢測，搞大水漫灌。這次我們改成「區域」，更突出强調科學和精准地劃定核酸檢測範圍，强調各地要更快速、有效進行精准核酸檢測。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强調，目前仍要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但精准防控才是「動態清零」的精髓。
　　如何保障醫療冗餘度？
　　2022年3月9日，吉林市疫情出現一周左右時間，當天的確診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數量分別爲295和269。而據官方通報，吉林市有兩家新冠定點醫院，設置床位552張。據媒體報道，疫情發生沒幾天，該市已出現床位緊缺。
　　而在醫療資源豐富的「中部醫都」武漢，根據2018年數據，該市共有醫院床位8.17萬張，但傳染病床位嚴重不足。在2020年1月20日武漢實質上「封城」之時，該市大約只有800張床位可向新冠患者開放，加之重症醫學科與分級診療還存在短板，武漢的醫療系統在當時一度面臨崩潰。
　　國家傳染病醫學中心主任、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在今年3月17日的發布會上表示，面對傳播能力明顯更强的奧密克戎，要繼續提高疫苗接種率，加强新冠治療藥物的儲備，同時，一定要保證充裕的醫療資源，才能將死亡率保持在低水平。
　　中國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常務理事朱京海等人指出，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醫療資源供給面對的考驗集中在兩方面：基礎醫療系統與應急醫療系統的協調問題，以及大量病人隔離和收治的空間供給短缺問題。如何保證基礎醫療系統的正常運轉，緩衝定點醫院的壓力，是韌性醫療系統建設的重要課題。
　　一個特定規模的城市，在面對多大流行程度的疫情時，應該準備多少隔離病房、病床和相應的人員及醫療物資？這些問題似乎幷沒有標準答案。根據要求，每個地市級以上城市都要指定一家定點救治醫院。中華醫學會感染病學分會主任委員、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貴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一旦疫情大暴發以後，定點醫院肯定不够用，從各地經驗來看，在疫情中，如果傳染病專科醫院60%以上的床位被使用時，就要開始啓動備用醫院，因爲後面病人數量上升會很快。
　　「我們覺得，如果能够摸清每個城市的醫療資源，幷且劃定一條出現醫療擠兌的預警綫，就能在疫情靠近預警綫時，采取更快速、更精確的分級分類收治管理。」一位公衛學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大家對這方面的研究比較關注，但是可靠的研究結果不多，主要原因是對一個城市的醫療資源現有量幷不是很清楚，而且，考慮到國內快速動員和建設的能力，這些數據還是動態的。
　　朱京海等人具體建議說，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和省會城市，應進一步增强現有傳染病專科醫院的救治能力，根據需求和城市能力建設一個大型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城區常住人口100萬~500萬的非省會城市應該重點加强一兩家傳染病專科醫院的救治能力，同時還應適當配置幾個緊急醫療儲備中心作爲輔助。
　　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應建設一家傳染病專科醫院，同時選擇一些實力較强的大型綜合性醫院作爲應急後備醫院，平時將床位開放給普通患者，疫情期間用於集中救治傳染病患者。經濟欠發達的其他城市可依托現有綜合醫院傳染科進行改擴建。除了這些永久和半永久的新建、擴建，在重點疫區，可通過新建小湯山模式醫院、改造原有醫院、建設方艙醫院等方式，進行臨時性快速擴容。
　　2020年2月初，武漢新冠感染者定點醫院出現擠兌，大量感染者無法收治。武漢市在三個星期之內利用現有建築改建出16家方艙醫院，提供了約1.3萬張病床，用來收治輕症和疑似病例，其中，洪山體育場方艙醫院僅用37小時完成建設。
　　方艙醫院容納了武漢20%左右的重症、危重症新冠患者，同時確保了80%的輕型和普通型患者能够得到適當的醫療照護。它的功能不僅僅是治療，其實也是隔離感染者。2020年2月24日左右，武漢實現「應收盡收」，成爲疫情控制的關鍵轉折點。
　　以2020年初武漢疫情的數據爲基礎，華中科技大學管理系統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王紅衛等人通過模型來測算醫院床位擴容對疫情發展的影響。結果發現，如果沒有方艙醫院的約1.3萬張床位和第四、五批定點醫院的11505張病床，疫情總發病人數會分別增加10.7%和8.3%，疫情持續時間將分別延長9天和7.4天。
　　2022年1月，杭州慧爾特公司年會共有297人參加，其中出現確診病例，因此將與該年會相關工作人員涉及的居住小區整體轉移至集中隔離點，第一批隔離的就有近1萬人。因此，黃森忠表示，目前一些地區已經提前建好隔離方艙，這是比較好的做法。他建議，未來各地也都可以建一些方艙備用，「一個人口在600萬級的城市，建設備用方艙容量在2萬左右是可以滿足基本需要的。」
　　不過，香港中文大學流行病學榮休教授唐金陵也做過一個初步測算，發現疫情如果快速上升，一個城市的隔離能力可能不到一周就會達到上限。內地大部分城市的集中隔離能力能應對零星和散發疫情，但大多無法承受疫情暴發的衝擊。
　　他假定一個1700萬人口的城市，目前可用來集中隔離病人的房間是4萬，每個感染者背後還有15個密接者也需要隔離。如果最開始時，這個城市的感染者爲50人，感染人數每天以30%的速度增加，那麽10天內感染者和密接者就會占用現有4萬個隔離房間，15天內，將需要15萬以上的隔離房間。因此，在現行總目標下，一個城市需要一個很大的集中隔離容量，而且應該是遠遠大於實際的救治容量。
　　焦雅輝則在3月22日表示，各省現在要根據疫情的形勢建設或者拿出建設的方案，保證每個省能够至少有2~3家方艙醫院。確保在需要啓用方艙醫院的時候，能够在兩天之內建成幷且投入使用。
　　爲何總缺應急物資，演練怎麽辦？
　　根據朱京海等人的研究，中國的應急體系存在不足，應采取更有針對性的手段來處理危機，以避免浪費，同時將處理危機的經驗系統化制度化。
　　疫情發生兩年多之後，物資緊缺的情况依然存在。在此輪吉林省疫情中，該省紅十字會3月15日發出募捐倡議書，募捐物資包括醫用外科口罩、防護服、防護面罩、消毒液等。吉林市慈善總會工作人員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志願者和醫護人員參與核酸采樣，一天至少需要一套防護服、四副手套和兩個N95面罩，現有的防疫物資只够維持兩到三天。差不多同期，山東省濱州市陽信縣也發出了醫療物資求助信息。
　　面對醫療物資的缺乏，吉林省啓動了重點防疫醫療物資「日調度」機制，每日調度全省防疫醫療物資産能、儲備、消耗等情况，由專人與長春、吉林、四平、遼源、通化、松原、延邊、梅河口等地區銜接防疫醫療物資的需求，幷及時協調對接醫療物資生産和流通企業，確保各地防疫醫療物資能够按時配送到位。與此同時，全省各地區也立即開展防疫醫療物資保供。
　　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處置中，應急物資的保障能力是重要一環，尤其在應對疫情時，口罩、防護服等都屬於戰略物資，按照應急預案，各地都要有足够的儲備能力，一般來說，市級層面的物資庫會有一定儲備，各醫院也都有相應的儲備。
　　在黃森忠看來，吉林全省的「缺供」也有其理由。因爲按照原本的防控經驗，各地的醫療戰略物資基本都是按照「疫情規模最多千人左右的量」去準備的，誰也無法預料到這一輪的本土疫情會上萬。未來，隨著奧密克戎的傳播，疫情的規模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和偶然性，因此，各地在戰略醫療物資上應該儲備多少，參考什麽標準，也存在很大不確定性，這也給未來的防疫和城市應急管理帶來了挑戰。
　　在疫情最嚴重的吉林市，除了口罩、防護服這類基本的醫療防護用品，更核心的物資短板是核酸檢測試劑。由於本地缺乏核酸産能，吉林省目前調派了39輛移動核酸檢測車和600名核酸檢測隊伍進行支援，近半個月內，吉林市的核酸檢測能力已經從單日4.5萬管持續增加到了28.5萬，但仍遠低於很多城市。
　　相較而言，南京全市核酸單管檢測能力目前已達到每天100萬管，南京的常住人口超過900萬，如果采用「十合一」或「五合一」混檢，足以支持整個城市2~3天完成一輪全員核酸檢測。南京還計劃在3月底前集中采購建設12個方艙實驗室，預計每天可提升18萬管檢測能力。西安在2021年12月暴發新一輪疫情後，政府抽調131家醫療機構醫務人員組建了14400人的市級核酸應急采樣隊，同時組織全市19家第三方實驗室，配套5家城市核酸檢測基地，幷緊急調用33個方艙、6個氣膜、10台檢測車，日檢測能力達到160萬管。在上海全市共有164家核酸檢測機構，每日最大核酸檢測能力可以達到單人單管190萬份以上，就在3月初，這個數字還是102.8萬份。
　　可以發現，在這些有充分防疫經驗的百萬或千萬級城市中，其自身擁有的核酸檢測能力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面臨突發疫情時，它們可以快速調集資源，在很短的時間內提升核酸檢測能力。
　　發布於2021年9月的第二版《全員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組織實施指南》規定，發生疫情時，各地能够迅速調度相當於完成10%~15%實際管理人口單管檢測的核酸檢測力量，以適應全域大規模核酸檢測需要。另外，5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應當儲備5處以上可供核酸檢測支援隊使用的實驗室或可改建的區域，每個實驗室或可改建的區域應當至少可容納5支檢測隊，其中，每支隊伍日檢測量至少可以達到1萬管，一般至少要配備新冠病毒核酸檢測人員20~25人。但據黃森忠觀察，還有不少城市達不到這種「冗餘」儲備。
　　2021年8月，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員石正麗等人發表了一篇題爲《從COVID-19大流行中學到的經驗》的觀點性文章。高福等人指出，雖然大流行在本質上不可預測，但是恰當的事先規劃與準備有助於更好地應對。
　　2003年SARS疫情之後，中國逐步建立起「一案三制」爲基礎框架的突發事件應急管理體系。「一案」是指應急預案，「三制」則包括以政府辦公廳（室）應急辦爲樞紐的綜合協調體制，以預防準備、監測預警、信息報告等爲內容的應對機制，以及包括一系列法律法規在內的法律制度。
　　王貴强指出，各個地方不僅要有儲備救治醫院，而且需要一個快速和順暢的啓動機制。一個救治醫院是否做好準備、能够隨時啓用，取決於它的空間和物理條件符不符合呼吸道傳染病的救治，它的重症救治能力如何，以及醫務人員基本的院感培訓，而這些都不是臨時可以完成的。
　　雖然現在各地都在建不同梯隊的傳染病醫院，王貴强感到，各個流程的銜接梳理得還不順暢。他曾參加過多地的新冠疫情救治，發現一開始都存在著各部門間協調的問題，感染者分流、密接者管理以及分層救治這些，做得都不好。「預案有了，演練不足」。
　　就拿最近的吉林和上海來說，就出現了醫院等封閉場所中出現感染者時，病人沒有第一時間被分流的情况。而在某城市，雖然有專門對健康碼异常的「黃碼」就醫者開放的定點醫院，但據公開報道，却發生了孕婦因爲收治不及時而流産的情况。
　　因此，王貴强說，更重要的是做好預案和實戰演練，要細化到一旦發生疫情，多長時間能把病房騰空這樣的程度。有些環節沒想過會出狀况，但可能演練中就會發現真存在問題。如此，感染者真正送來醫院以後，就不會出現「打亂仗」的混亂狀態。而且，單是醫院演練還不够，這應該是政府主導的一整套協調機制，醫院、社區、物資保障等各部門之間要反復實操、磨合。
　　唐金陵也建議，醫療體系應提前準備和調整，以應對大暴發流行，可以一步步進行沙盤推演。比如，如果醫療資源只能允許1%的病人入院，那99%的人怎麽辦？如果多數病人只能居家隔離，如何知道一個感染者病情加重，加重時該怎樣處理，誰可以將其送入方艙醫院或者定點醫院，怎麽送？
　　非新冠患者的醫療需求如何滿足？
　　「每個城市一暴發疫情，需要血液透析的病人都很糟心。」尿毒癥病友平臺「腎一樣的人」發起人智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疫情所在城市的病人和家屬就會通過各種方式找到他們，擔心影響到自己出行和治療。在最無奈的時候，還有病友表示，恨不得自己現在感染新冠病毒，起碼還能被送到醫院去。
　　在1000多萬人口的城市武漢，2020年初，突然暴發的疫情讓一些醫院迅速關閉了血透室，有的醫院因醫護人員抽調或感染導致人手不足，也有人因爲小區封閉無法外出……混亂之下，武漢數千名需要做血液透析的患者無處可去。
　　2020年1月28日，武漢市衛健委指定武漢幾家醫院，作爲需要透析的新冠感染者定點收治醫院。但是，起初這個過程中因爲透析機分配緊張、醫護人員不足和過分疲勞、等待新透析室改造等情况造成混亂，此後，疫情指揮部逐漸把這類定點醫院從2家擴充到6家再到16家，問題才逐漸得以解決。
　　智安的救助平臺在疫情中主要援助了三個城市的病友：武漢、蘭州和西安。在去年12月下旬的疫情中，西安多家有大量透析床位的醫院「應疫情防控需要」陸續停診，一些需要透析的人即便有綠碼，也一度因爲小區封控無法外出就診。
　　每隔數天就要定期進行的血液透析，是慢性腎衰竭患者腎臟替代治療方式之一，是該群體生命得以維繫的關鍵。實際上，尿毒癥患者的透析問題只是應急狀態中不容忽視的治療需求之一，其他等不起的病人包括心梗患者、孕婦、需要定期化療的腫瘤病人等等。眼下，因爲缺乏應急預案，這部分人群的醫療保障很多時候是依靠民間力量。智安的平臺還幫助過發生疫情城市的艾滋病人獲取藥物。
　　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協和醫院麻醉科主任醫師黃宇光也表示，疫情期間，非新冠患者就診時，進入院區困難，而且需要携帶48小時核酸報告，給急、危重症特殊就醫者帶來障礙。因爲診療流程複雜，多數醫院的急症科經常出現大量患者滯留的現象，尤其是部分急症和重症患者。
　　傳統理念認爲，醫院在大流行期間的應急響應，應該聚焦於「4S」框架：物資、人員、空間和系統，然而，美國匹茲堡大學急診部門醫生杰瑞米•卡恩等人去年7月在《美國醫學會雜志》（JAMA）上撰文指出，這些要素是必要的，但還不够，一種綜合的視角是考察醫院的組織韌性。
　　有韌性的醫院，其中一個表現是，應對疫情暴發的同時，要保證對非感染者的治療，包括腫瘤病人、需要緊急心臟手術和外科創傷救治的患者等。這有賴於一些因素，包括靈活的電子健康檔案、醫院間協作、區域內轉診網絡等。
　　比如，在疫情期間，美國亞利桑那州衛生服務部和醫院管理者聯合建立了一個名爲「Surge Line」的應急調度系統，協調該州100多家醫院參與，實現新冠病人的快速安置，同時平衡患者和醫療資源，如ICU病床、呼吸機和醫療護理。
　　一位血透醫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分析，武漢市的透析機數量和血透室的醫護人員原本是够用的，無序和關閉透析室是造成「容量不足」的根源，疫情之下需要做的是資源的合理調配。如果有預案，有專家參與決策，可以事先做一些安排，减少無序。
　　在智安看來，在疫情沒有發生時，一個城區就要對自己轄區內需要長期治療的病人數量、疾病種類和常規治療的醫院做到心中有數，此外還包括區域內的醫療資源，基於此，提前制定應急預案，疫情發生時能够重新將病人與醫療資源進行匹配。
　　在今年1月份的北京市政協會議中，黃宇光就建議說，應建立分診機制，完善急危重症特殊人群救治的「綠色通道」，與此同時，在各區建立非新冠患者的急危重症就醫指定醫院和專項門診，充分調動現有分級診療和醫聯體協同機制，讓轉診聯動起來。
　　還有公共政策人士從患者角度給出了更多細緻的建議，比如，確保需要入院的突發疾病（如腦卒中等）病人能在最短時間內得到檢測結果；中高風險地區的患者前往低風險地區醫院就診時，醫院應允許患者在到達醫院所在城市後有資格挂號，在14天隔離期中，可先行與醫生進行遠程視頻、電話問診，以確定下一步可能的治療步驟和方案等等。
　　但這還不够。智安說，在很多城市的疫情防控中，其實都有孕産婦、血液透析患者等特殊群體以及急、危重病人救治的政策出臺。然而，在執行中缺少可落地的細節。比如，他最近碰到一位透析病人，有私家車，也有核酸報告和透析證明，但社區一定要按照政策，要求病人找120救護車，這在疫情期間就很難。
　　因此，智安認爲，政府還要給終端執行者一個寬鬆的權限，允許他們根據實際情况靈活調整。「有韌性的醫療體系，應該有更大的自由度，允許機構可以針對單個問題考慮一系列解決方案，幷在預先計劃的方案不起作用時迅速轉向。」美國匹茲堡大學急診部門醫生杰瑞米•卡恩等人寫道。
　　市民基本生活如何保障？
　　隨著上海核酸篩查範圍的擴大，多位封控小區的上海市民對記者反映，近期在盒馬、美團等電商平臺下單時，有時「搶不到貨」。「必須在早上六點開始買，有時候買得到，有時買不到，七點之後就肯定買不到了。」一位被封控管理的上海市民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不過她表示，被封之前，社區都會提前1~2天通知她們采購物資。
　　針對部分超市缺貨，綫上買菜送貨速度慢等現象，上海市商務委副主任劉敏3月13日回應稱，電商平臺、超市賣場都在積極保供，有的企業通過綫上綫下聯動，爲處於封控小區的居民提供點對點服務。目前，電商平臺在上海的各前置倉剛需品類的平均備貨量已經達到了日常的1.5到2倍，大部分區域貨源供應較爲充足。此外，已建立重點批發市場、超市賣場、電商平臺等保供企業名單，會同相關部門加快建立省際和市內物流運輸綠色通道，優先保障相關從業人員核酸檢測，確保主副食品市場供應平穩有序。
　　當下，很多城市的日常生活都被按下了暫停鍵。爲了應對奧密克戎，很多疫情嚴重的地區采取臨時性交通管制+小區封控的方式。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些城市面臨的挑戰，與疫情早期的武漢等地是類似的。在物資供應、物流保障等應急內容上，考驗的不僅是一個城市的硬件資源，更是它的精細化治理能力，尤其是基層的治理能力。
　　在2021年底暴發的西安上一輪疫情中，西安實施了繼武漢、石家莊疫情之後，當時國內「動作最大」的一次防疫管控。在2021年12月22日之後，該市幾乎所有市民都被封在了小區內，無法流動。在當時，西安買菜難、就醫難等話題頻繁登上熱搜。
　　事後回顧，西安生活物資難以及時供應，不是因爲貨源供應量不足，而是因爲「外賣小哥」不够和運輸車輛不足，很多人都被「封」在了社區內，無法正常上班。以盒馬爲例，由於運力緊張，每天僅開放0點、8點、12點三個批次的綫上訂單單量，某外賣平臺站點原本有70名配送員，但「封城」後很快驟减爲20人，後來降爲7人。「封城」以後，在「足不出戶」的一刀切政策下，配送員、快遞員、護士、司機和志願者等都被困在了各自的小區內，他們是維持一個城市基本運轉的毛細血管。
　　爲解決這些問題，西安市副市長徐明非於2021年12月31日指出，政府著手從三個環節上加强保供力度：在前端，組織5個大型蔬菜批發市場加大貨源籌集、保障市場供應；在中端，爲蔬菜運輸開通綠色通道，保障物流企業正常運轉，確保蔬菜配送順暢；在末端，對超市、物流、配送等工作人員，確定無風險的安排儘快返崗，與社區一綫工作人員「內外配合」。
　　在吉林，爲確保各類生活物資的供應和保障，當地建立了《吉林省疫情防控應急物資通行證》和《緊急運輸通行證》制度，明確了重要物資運輸車輛的申領流程。截至目前，該省共調度普通貨車15986輛、危險品貨車244輛、牽引車148輛、冷鏈車48輛處於待命狀態，隨時可赴各地開展應急物資運輸工作。
　　不過，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即使有了這些機制做支撑，在保障服務的「最後一百米」上，基層實踐中仍面臨許多困難。比如，在去年西安疫情中，某封控樓多位居民對《中國新聞周刊》反映買菜難，且數次聯繫社區，沒有得到解決。其所在社區工作人員則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說，封控樓的居民在電商上買菜後，外賣會送到樓下，每棟樓有一位管家，由他來統一進行「配送」。如果居民有任何需求，都可以在業主群裏反映，管家會「點對點」解決。但問題在於，每一棟樓有1000多人，每棟樓只有一位樓管，既要幫忙組織核酸，又要負責對接物資需求，「每天要看很多條信息，如果說樓管沒有及時看到消息，或者送菜慢，肯定是有的。」這位工作人員解釋說。
　　因此，有充足的社區工作人員又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一環。3月5日傍晚，上海市松江區洞涇鎮突然收到通知，由於所轄平陽社區的潤景苑小區有居民核酸异常，要封控管理，涉及2198戶7000人。於是，社區連夜組織叮咚買菜「打包」生活物資，每戶一份，包括猪肉、鶏肉、土豆、胡蘿蔔、蔬菜等，第二天一早就送入被封小區，全部免費。「因爲小區是在比較緊急的情况下被封控，我們擔心一些家庭沒有儲備食物，所以臨時給他們準備了一份物資，作爲應急使用。」上海市洞涇鎮政府一位工作人員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
　　據瞭解，送貨員和司機要在小區門外的隔離區域穿好防護服後再進入，將食物放在每個單元外面的定點送貨區。小區對每個單元樓配備了2~6名志願者，主要由下沉到基層的幹部構成，如果是有陽性的重點封控單元，則由穿隔離服的志願者親自送貨上門，如果是普通封控單元，則由社區組織居民分批下樓做核酸時順便領取物資，對於一些腿脚不便的老人，也是由志願者上門服務。
　　叮咚買菜副總裁張奕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上海進行網格化治理後，有一些員工被「封」在了小區內，無法配送。爲解決運力問題，上海市商務委給叮咚買菜開具了一個保供證明，憑藉著這個「紅頭文件」，再在市商務委的統一牽頭下，與各區商務委一對一溝通，爲被封員工開設「綠色通道」。員工只要出示保供證明+工作證明，再憑藉48小時核酸陰性報告，就可以從被封小區中「解放」出來，之後，叮咚買菜會單獨給這些員工安排統一住宿，以解決封控期的出行障礙。經過上下協調後，陸續有幾百名員工從封控區回到了工作崗位。但在一些封控區較多的地區，比如浦東、徐匯和閔行等區，現在的運力仍比較緊張。
　　但張奕也表示，在和各級政府協調過程中，有時會遇到一些問題，從區一級，到鄉鎮和街道，需要層層協調。她希望，未來再次發生重大公衛事件時，在協調企業保供方面，不同層級政府可以更好地統一口徑或提高信息上下傳達的效率。「不過，和很多地方相比，上海在這方面已經做得很好了。至少，我能在市裏面找到一個牽頭部門，而且溝通之後有反應，也有協調能力。」她說。
　　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與衛生統計學系教授魏晟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之所以出現疫情下的物資供應和物流難題，是因爲「最後一公里」被中斷了，這不是物資匱乏，也不僅僅是城市被暫停後的交通障礙，歸根到底，是社區治理的問題。
　　「所以，最重要的是有一個緊急預案，政府部門要有預案，社區也要有預案，比如，小區突然被封後，如何在最短時間內把居民的物資需求采集上來，然後傳給相關部門，誰來安排調度，誰負責采購，誰負責運輸，社區人員不足時如何動員更多人力。一般來說，由民政和商務部門共同負責保供，社區和保供部門之間應該成立一個保障組。疫情往往來得很急，如果沒有提前準備好一套詳細的應急預案，即使是上海、深圳這種城市治理水平較好的地區，一開始也會出現忙亂。」他說。
　　僅有防疫策略就够了嗎？
　　截至3月20日，國內部分地區的疫情雖有所緩解，但從全國總體來看，仍處於上升期。國家衛健委數據顯示，3月20日0~24時，全國共報告新增本土病例1947例，吉林省的新增病例仍保持高位，爲1542例，福建疫情發展迅速，單日新增154例，河北、廣東、上海等地疫情仍在發酵。
　　國家衛健委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20日對「動態清零」的兩層含義進行瞭解讀：一是理想狀態，社會面沒有病人，但新冠病毒的獨特性決定了我們暫時無法做到；第二層含義是一旦發生疫情，可以快速識別處置，切斷傳播鏈，社會面總體上就會向動態清零逐漸邁進。「如果不追求動態清零，社會面的傳播就會持續性連接起來，形成規模性反彈。」梁萬年說。
　　在黃森忠看來，這不僅是一個防疫策略的選擇問題，也不僅是一個流行病學問題，還是一個社會問題，涉及科學、資源、機制、人力、財政和觀念的博弈與權衡，不同城市交出的答案，反映出一個城市的綜合治理水平。
　　「實際上，各地都有自己的應急預案，但在有些地方形同虛設，一些地方是治理能力跟不上，一些地方是對疫情缺乏警惕心，還有一些地方可能是因爲財政緊張。」他說。
　　他還指出，這套預案對應的不是單一的響應策略，而是針對疫情的不同發展情况，要采取不同的策略，比如，何時要「禁足」，是否有科學依據或量化指標作爲參考。從流行病學角度來看，可以通過數據模擬的方式進行規模研判，幷進而爲決策提供依據，但現實中，「禁足」是個艱難的決定。
　　當《中國新聞周刊》詢問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面對奧密克戎這樣傳播力超强的毒株，一旦局部疫情大規模暴發，我們該如何應對，業界有沒有研究過預案或沙盤推演」時，他只回答了四個字：「問題很好。」
（霍思伊、彭丹妮、余皓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