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在東京西部綠樹成蔭的淺谷郊區一座神社，久保美智子（Michiko Kubo）和她的丈夫每人戴著兩個口罩，加入到相隔一米的朝聖者隊伍中，迎接2022年的到來。
　　「去年，我們按照官方規定呆在家裏，避開擁擠的地方。」45歲的美智子說，「但這一次，我們覺得自己受到了保護，因爲我們接種了疫苗，而且一直戴著口罩。」
　　在隊伍中，志願者們禮貌地提醒每個人保持安全距離。
　　日本是一個老齡化程度非常高的國家，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29.1%，是德國（14%）和美國（14.5%）的兩倍多，而這部分人口被認爲是面對新冠病毒最脆弱的群體，出現嚴重並發症甚至死亡的風險較高。
　　但是，日本的新冠死亡率表現得非常平穩，感染率和死亡率遠低於許多西方國家，每百萬人口中死於新冠的人數爲219人。相比之下，德國爲1520人，美國達2933人。
　　一個更加顯著的對比是，由於新冠疫情，美國和歐洲大多數國家在2020年經歷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預期壽命下降。對比而言，日本人的預期壽命在2020年和之後的2021年總體上都有所增加。
　　更令人意外的是，日本從未實施過「封鎖」，而只是實施了一系列相對沒有影響力的緊急狀態。
　　這種並非采取嚴格「封鎖」措施，却受新冠影響相對低很多的特殊情况，讓外界開始探究其背後的原因。
　　許多人首先考慮的是，像美智子這樣的日本居民已經普遍養成了戴口罩習慣。這意味著日本國民的個人防護，要遠好於現在很多人還很抵觸口罩的歐美國家。
　　但已經熟悉新冠病毒之頑强的人們清楚，只依靠口罩，顯然無法打敗新冠。日本社會，應該還做了其他事情。
　　這兩種機器，立功了
　　確診病例的死亡率提供了一個指標，說明有多少感染新冠的患者能够幸存下來。它能間接衡量一個國家醫療系統，是否能有效及早發現可能患重病的病人並提供醫療。
　　日本擁有世界上人均最多的CT掃描儀，每100萬人擁有111台。相比之下，美國每百萬人中有42台，德國爲35台，英國爲9台。這些掃描儀在早期診斷新冠肺炎患者時被廣泛使用。日本的做法是，盡可能早地查明那些最需要住院和死亡風險最高的病人，並儘早開始治療。
　　日本還擁有1400台體外膜氧合機（ECMO），遠遠超過全球任何一個國家。該設備用來拯救呼吸衰竭或心臟衰竭患者，通過人工肺將血液輸送到患者體內，是治療嚴重肺部和心臟疾病的最後手段。
　　它已被證明在治療新冠重症病例方面取得了廣泛成功。使用這種機器作爲治療過程的一部分時，日本重症ICU患者的存活率超過80%，居世界首位。
　　公共衛生政策：你3C了嗎
　　大谷仁俊教授是日本東北大學醫學院的病毒學教授，曾幫助日本政府就應對新冠提供建議。2022年初，他在《紐約時報》撰寫了一篇評論文章，解釋了在他看來，日本對新冠的認識爲什麽是正確的。
　　大谷表示，在疫情的初期，他和他的同事們就開始考慮氣溶膠在新冠病毒傳播中可能發揮作用。除此之外，日本獨特的接觸者追踪方式讓他們猜想，新冠病毒主要是由少數受感染的人傳播的，然後這些人繼續「製造」超級傳播事件，而且這些人可能無症狀或尚未出現症狀。
　　來自日本公共衛生中心的更多數據證實，大多數新冠聚集性病例發生在密切接觸的室內環境，如晚餐、夜總會、卡拉OK酒吧、現場音樂場所和健身房。
　　以往的疾病，如「非典」（SARS），在大多數情况下會導致肺炎，患者易於識別；而新冠患者則可以在不出現症狀的情况下已經開始傳染給別人。大谷表示，有了這種認知後，日本的科學界認爲，消除新冠病毒將極具挑戰性，因此更好的方法只能是壓低感染曲綫。
　　日本因此提出了一個基本概念：人們應該避開3C，即封閉空間、擁擠場所和密切接觸的環境。
　　2020年3月初，日本政府向公衆分享了這一建議，新聞、綜藝節目、社交媒體和海報上都出現了相關提示。「3C」甚至在2020年成爲日本的年度流行語。
　　儘管日本幾次宣布了疫情緊急狀態，但這充其量只是措辭强烈的警告和少量旅行限制——當時日本已經禁止外國游客進入該國——却並未采取國內封鎖等嚴厲措施。因爲其目標始終是找到與新冠共存的方法。
　　此外大谷教授强調，日本法律也不允許限制公民自由，强制進行封鎖。所以即使學界認爲有必要，該國也不可能宣布封鎖城市和社區。
　　好在，3C教會了人們應該避免什麽。根據個人情况和風險承受能力，他們的做法可能會有所不同。有些人可以選擇留在家裏。其他人可能仍然需要上班，但在擁擠的地鐵上會保持沉默，以避免傳播。有些人可能會外出就餐，但會避免面對面坐著。大多數人可能會繼續戴口罩。
　　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指引可能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更有效。日本人在問候時，通常不會親吻、擁抱甚至握手。日本神戶大學傳染病專家岩田健太郎對《華盛頓郵報》說，許多日本人在公共場合也比較安靜。此外還有社會壓力——並非每個人都贊同預防措施，但許多人非常害怕遭到朋友和鄰居的白眼。
　　「在公共場所保持口罩和沉默對於防範感染是非常重要的。每個人都知道它，但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由於文化原因可能非常難以實施。」岩田健太朗通過電子郵件解釋道。
　　顯然，這與歐美國家民衆對待口罩的態度完全不同。
　　這種紀律一直沒有放鬆，哪怕到2022年，很多歐美國家已經開始放鬆管控，甚至决定與病毒共存的時候，日本人仍然在小心做好自身防控。
　　2022年新年，天皇和他的家人戴著厚厚的口罩，從宮殿的窗戶後出現，向公衆致以新年的問候。在2022年舉行的首次記者招待會上，首相岸田文雄也嚴格遵守了保持距離的規定，只有在講臺上發言時才會摘下口罩。
　　重要的是，這些策略和指導信息，完全依賴科學，而且也被公衆所接受。「避免3C」的信息非常簡單清晰，不危言聳聽，並提出了一種可以在不斷變化的情况下持續下去的解决方案。它之所以奏效，是因爲公衆和應對疫情的科學家之間存在一種基本的信任。
　　疫苗：後來居上
　　日本目前全程接種率達到79.9%，這個數字低於85.9%的韓國，但高於德國、瑞典、英國、美國等歐美國家。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在接種疫苗方面需要面對一些獨特的障礙，比如通過進口采購的進程比較緩慢，而且和美國類似，這個國家有著不相信疫苗的傳統。
　　日本從2021年2月中旬開始接種疫苗，這比七國集團的其他六個成員國晚了8-10周。之所以如此，還是因爲進口疫苗短缺——直到2021年5月底，這個國家的新冠疫苗供應才得以穩定。
　　但之後，日本的接種速度迅速趕了上來。7月，每天的疫苗注射數量上升到150萬次，使接種率從7月初的15%上升到10月初的65%。迄今爲止，日本接種的疫苗總數在世界上排名第六，僅次於人口數量大得多的中國、印度、美國、巴西和印尼。
　　考慮到日本戰後使用疫苗的歷史，這樣的速度已經讓人意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遭受了一系列傳染病侵襲。1948年美國占領期間，美國顧問推動日本國會通過了一項法律，規定包括天花、肺結核、脊髓灰質炎在內的12種疫苗需要强制接種，如果拒絕將面臨懲罰。在該法律實施和疫苗接種開始後不久，由於疫苗生産過程中存在缺陷，有80多名兒童死於白喉。
　　到了1989年，又有一些兒童因接種疫苗患上了無菌性腦膜炎，並出現高燒和其他症狀。調查人員又一次發現，生産過程中的缺陷導致疫苗出現質量問題。
　　這些問題的出現，令很多日本人對疫苗接種産生了抵觸。1994年，日本不再强制要求接種疫苗，而是鼓勵居民「努力」按照政府的建議接種疫苗。而在政府决定停止對國內疫苗開發和生産的補貼後，日本制藥公司縮减了對市場的投資。
　　胖子少：意外的保護？
　　自疫情開始以來，數十項研究報告認爲，新冠嚴重並發症和死亡或許與肥胖有關係。
　　而日本的肥胖率恰恰非常低。根據日本2010年的國家健康與營養調查，日本的肥胖患病率僅爲4%左右。
　　治療新冠病人的一綫醫生早已發現，許多病情最嚴重的新冠患者都是肥胖人士。大規模人口研究鞏固了這種聯繫，並證明即使只是超重的人也面臨著更高風險。
　　例如，在2021年8月發表在《肥胖評論》（Obesity Reviews）上的首個此類分析中，一個國際研究團隊彙集了共涉及到39.9萬名患者的數十篇同行評議論文數據。他們發現，感染新冠的肥胖患者比體重健康的人住院可能性高113%，住進重症監護室的可能性高74%，死亡的可能性高48%。
　　另一項研究記錄了英國33.4萬人的新冠住院率。一項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的研究發現，體重指數在35或35以上的肥胖人士最危險，他們的住院率達到峰值。可即便到不了肥胖程度，調查人群只是超重（BMI爲25-29.9），住院率就已經開始上升。
　　「很多人並沒有意識到他們已經進入了超重的行列。」倫敦大學學院運動生理學家、本篇論文的第一作者馬克•哈默（Mark Hamer）說。
　　又或者，是基因？
　　一項研究表明，許多日本人都有一種與白血球有關的基因特徵，這種白血球有助於對抗新冠。
　　2021年12月，日本最大的科研機構日本理化學研究所（Riken research institute）發表的一項研究中發現，高達60%的日本人白細胞中發現了一種基因特徵會對新冠病毒産生免疫反應。
　　這種被稱爲HLA-A24的基因特徵在東亞國家很常見，包括日本和韓國在內的許多新冠疫情不太嚴重的國家也發現了這種基因特徵。
　　但韓國疫情的爆發也讓人們意識到，這個問題並不能簡單而論。
　　研究人員也表示，他們希望看到更進一步研究，以瞭解更多的情况。
　　日本也在付出代價
　　如果說全球疫情進入現階段，可以得到什麽結論的話，那就是新冠防疫的應對政策和結果是多種因素的産物。
　　在英國，準備應對疫情的計劃被擱置，部分原因是財政緊縮。國家空心化和基本職能的外包，限制了英國應對重大問題的能力。
　　在歐盟，官僚機構的慣性以及國家利益與官僚需求之間的緊張關係，使决策陷入癱瘓，最明顯的就是疫苗推出過程中出現的工作混亂。
　　日本在疫情期間的一些對策同樣受到了民衆批評。
　　在日本，救護車必須獲得許可才能將病人送進急診室。一些媒體報道了救護車要聯繫幾個小時，才有醫院願意接收的故事。由於送院不及時或者沒有床位，一些人隔離在家時悲慘地死去。
　　去年9月，以社會評論著稱的日本出版商寶島社（Takarajimasha）在三家主要全國性報紙上刊登了一則雙版廣告：「市民被留在家裏等死。」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出現呼吸衰竭和需要供氧的病人也被迫在家中接受治療。
　　之所以出現這種病人無法入院的情况，是因爲在日本，私人醫院約占醫院總數的80%，在4255家可處理急症患者的醫院中，私人醫院占三分之二左右。截至2020年11月，日本只有21%的私立醫院接受新冠患者。儘管政府爲每個新冠患者的床位提供了1500萬日元的補助，並持續提供每月補貼，但許多私家醫院仍然不願意接收新冠病人。
　　另一個讓居民惱火的問題是入境限制。日本對入境旅行實施了嚴格限制，幾乎所有外國人，包括持有合法簽證或擁有永久居民身份的外國人，都一度被暫停入境。這一規定現在已被取消，但入境旅客仍需要接受多次檢測。另一方面，駐日美軍進入日本不需要接受測試。因此，沖繩出現了一波與美國人員有關的感染，引發了新的抱怨。
　　推行「3C」，也使日本經濟受到了影響，由於人們避開了酒吧和餐館，服務業工人失去了工作。多項研究發現，在疫情期間，人們因隔離而遭受心理健康方面的挑戰。與此同時，日本也在最近一波奧密克戎的疫情中出現了感染率再次抬頭的情况。
　　不過，大谷仁俊在《紐約時報》撰寫的文章中對未來的前景表示自信，他寫道，「由於奧密克戎變種的影響，日本正面臨著病例的增加，其他國家也是如此。僅僅接種疫苗不足以讓全世界免於感染新冠。無論何時，日本人民都接受了避免‘3C’的指引。我們最有可能通過這樣的指引，繼續適應與病毒共存的生活。」
（詹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