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3日，埃及總統府發表聲明稱，埃及政府從2021年12月1日開始前往新行政首都，進行爲期6個月的試運行。
　　如無重大變故發生，試運行將成爲常態運行，「埃及的首都開羅」將成爲一段歷史記憶。還沒有正式命名的新首都，位於開羅以東45公里處，占地面積約700平方公里。
　　雖然相隔不算遙遠，但遷都這件事無論如何都算不上普通，因爲一切遠不止「政府在哪里辦公」那麽簡單，它承載著歷史文化意義和獨特的象徵意味，遠遠高於普通城市、地點的功能。
　　在遷都這件事上，埃及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首都意義非凡，打造一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實屬不易，那些已經選擇或即將選擇遷都的國家，都是爲了什麽？
　　難逃「城市病」
　　首都彙聚了大量有利的發展資源，能够提供更多其他城市難以尋覓的機會，也因此涌入了更多的人口。但如何安放這些不斷進入的人、産業與基礎設施需求，如何醫治日漸嚴重的「城市病」，成爲擺在每個首都面前的共同難題。
　　如果被作爲首都的城市已經太擁擠，那麽遷都，找一塊人口不多、土地寬闊的地方重新開始，以新首都之名吸引一部分人換個地方生活，或許是緩解人口衆多的壓力，醫治交通堵塞的舊首都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巴西是以遷都醫治舊首都城市病的著名範例。早在1960年，巴西便作出决定，將首都從沿海的里約熱內盧，遷往位於中西部的巴西利亞。
　　這份謀劃最初始於里約熱內盧的位置——雖然沿海的地理位置略有發展優勢，但對整個巴西來說算不上幾何位置的中心，未來對周邊城市群的輻射可能不足。基於這一缺陷，巴西曾在1891年通過的憲法中明確表示：未來或許會將首都向中心位置遷移，以便更好地發揮首都對周邊城市的帶動作用。
　　待到二戰結束之後，越來越擁擠的里約熱內盧不斷在人口承受的紅綫附近「試探」，早前只是「錦上添花」的遷都計劃一下子變得迫在眉睫。1955年，庫比契克擔任巴西總統之後，便選定了一塊巴西中西部的土地，進行現代化的城市規劃與建設，用41個月建成了全新的巴西利亞。
　　這座年輕的首都，道路整齊、建築前衛、基建恢弘……多年來，許多民衆在遷都與發展的雙重作用下，選擇離開擁擠的沿海地區，來到中部地區工作和生活，加快了巴西利亞及周邊內陸城市的發展。
　　但當巴西利亞人口突破200萬後，新的問題又産生了：原先規劃中，商業區和居住區的截然分離，以及行政區對居民樓的排斥，造成居民生活不便和長途通勤;早期居民樓的大同小异帶來審美疲勞，後期建在城市邊緣的貧民窟又顯得雜亂無章。
　　同樣備受「城市病」困擾的，還有人口更多的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如果前往雅加達旅行，很容易看到這樣的景象：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交通堵塞都在上演;空氣污染肉眼可見，濃厚霧霾能持續多日。
　　這些日常的困擾也帶來實實在在的損失，據媒體統計，交通堵塞讓雅加達每年損失近70億美元，空氣污染又導致居民預期壽命減少5.5歲。
　　基於這些矛盾，2019年，印尼政府宣布計劃在2024年將首都從雅加達遷往東加里曼丹省，以緩解雅加達的日益臃腫。
　　艱難平衡
　　對印尼來說，遷都的决定裏，除了和巴西一樣希望借此分流擁擠的人群之外，還有另一番不得已的考量——平衡城市與自然。
　　雅加達位於沿海，這曾帶給它許多發展的機會，但隨著全球變暖、海平面上升，曾經充滿希冀的地理位置成了令人警惕的存在：多年以後，城市會不會被海水淹沒、直到消失？
　　比起其他沿海城市，雅加達還有另一樁因「城市病」帶來的副作用：城市人口衆多，供水系統又有限，很多居民選擇開采地下水支撑日常生活，這讓本就受到海平面上升威脅的雅加達雪上加霜。
　　如今，印尼的遷都計劃因爲新冠肺炎疫情等原因進展不順，但「城市病」叠加地理自然因素，令這場遷徙只是時間問題。
　　同樣在遷都方面考慮「平衡」的還有巴基斯坦。只不過，它希望平衡的是首都發展區位與國家安全之間的關係。
　　作爲二戰後全新的獨立國家，巴基斯坦最初將首都設在卡拉奇，一座方便對外貿易與發展的港口城市。但隨後，巴基斯坦政府發現卡拉奇雖然地理位置方便，但更容易與印度産生紛爭，更開闊的沿海地形也更容易遭受來自海上的异國攻擊，造成首都失守。
　　最終，巴基斯坦於1960年遷都伊斯蘭堡，一座位於山麓平原之上、北面靠山的城市。如今，伊斯蘭堡人口規模控制適中、地理位置更安全。
　　除了平衡城市與自然、國內與國際這些龐大命題，首都對國內各地區的發展影響重大，許多遷都的國家，都是將新首都的選址作爲一種「調控」手段，促成區域的發展平衡。
　　遷都有時更是一場花費高昂的「資源調控」。2005年，緬甸首都從仰光遷往內陸城市彬馬那，政府希望通過遷都，讓緬甸的北部山區得到首都的輻射，同時讓首都遠離來自海上的美軍威脅。遷都後，彬馬那被改名爲「內比都」，在緬甸的語言中，內比都就是「首都」的意思。
　　再造「陪都」
　　直接用「首都」重新命名一座城市，將城市的過去徹底抹掉，也將舊首都的各種意義悉數剝奪，代價過高的同時，也常常會引發拷問：一個拔地而起的新城，真的能够完全承接「首都」代表的所有內涵嗎？要過多久，人們才能把舊都城及其象徵的意義忘掉？
　　面對這些麻煩，也有國家乾脆選擇「換一個辦公地點」——建設一個新的行政中心，代替聲勢浩大的遷都。
　　馬來西亞從1999年開始，便將一些政府機構、行政中心的辦公地點，從首都吉隆坡遷到一座名叫普特拉賈亞的城市。到目前爲止，這座城市承擔著聯邦政府大多數行政與司法功能。馬來西亞還在這裏進行了「宜居城市試驗」：打造花園城市、引入現代化設施……看起來跟建造一座足以遷都的新首都相差無幾，但真正實施起來，又不會傷及吉隆坡的重要象懲意味。
　　與馬來西亞做法類似的還有韓國。只不過，「換個地方辦公」對韓國來說是迫於無奈的退而求其次。2002年，面對全國資源不平等的現象越來越凸顯，面對首爾的人口膨脹、道路擁堵，韓國一度想遷都，但遷都計劃遭到韓國憲法法院的反對，只能不了了之。
　　最終，韓國將距離首爾120公里的世宗市設置成了「行政島」。如今，韓國絕大多數的行政部門都已在世宗市辦公。比起擁擠的、傳統的首爾，世宗市有很多更接近未來城市的新鮮設施，比如應用智能與可持續城市技術、自動垃圾收集、太陽能建築……未來，韓國會不會「一鼓作氣」徹底遷都到世宗市？或許也幷非天方夜譚。
　　首都易改，歷史難移。國家發展的新階段，需要新的城市來叙寫新的故事，需要用新的手段應付更嚴酷的危機，而舊都也將成爲一個坐標，忠實記錄下國家發展的每一串印記。
（陶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