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届世界遺產大會於2021年7月在中國歷史文化名城福州舉行，這距離2004年中國在古城蘇州首次承辦世界遺產大會已時隔17年。十七載時光雖短，但對於中國來說却是現代化高速發展的時期，同時也是文化遺產面臨危機與保護雙重命運的重要時期。在迎接世界遺產大會再度造訪中國之際，我們有必要在探討文化遺產經典化問題基礎上，對21世紀以來中國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所走過的道路作簡要回顧分析，總結提煉相關成效與經驗，以期爲網絡時代和智能社會的文化遺產保護提供新的方向，爲世界文化遺產保護貢獻中國智慧。
　　從廣義上說，人類創造的一切有形無形的文明成果都可視作文化遺產，但作爲公衆普遍認可的文化遺產，則要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或各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評審幷認定，才具有權威性。這種評審和認定的行爲，事實上是將既已存在的文明創造經典化的過程。如果說文學領域的經典是指那些具有極高的美學價值，幷在漫長的歷史中經受考驗而獲得公認地位的偉大作品，代表著一種歷史文化秩序、美學價值規範，代表著人類的思想力、想像力和表現力所能達到的高度，那麽，文化遺產經典就是指那些具有珍貴歷史、科學、文化和美學價值的文化創造，體現著一個民族所具有的科技文化創造能力與高超造物水平。
　　但文化遺產的經典化與文學領域的經典化不同：前者是由專門的文化組織機構或者各級政府組織來認定，後者則主要是由文學史家或文學理論家個人來承擔；前者一經確認基本上便成定局不再更易（除非遭到人爲破壞而被相關認定機構取消相應級別稱號），後者則隨著政治格局、時代風氣和審美趣味等的變化而更易，其經典序列始終處於變動之中。二者都可稱作文化遺產，但產生的方式和認定的途徑各不相同，如同文學「經典的確立幷不是單純的文學問題，而是一個文化政治的命題」一樣，文化遺產的確認與誕生也涉及諸多時代與歷史因素，其中蘊含著一些耐人尋味與值得探討的問題：人們世代創造的精神與物質文明在被權威機構確認爲文化遺產的過程中，文化自身的特質與發展規律起著怎樣的作用？它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之間存在怎樣的複雜關係？文化遺產是文化經典嗎？文化遺產領域是否也存在類似文學領域「經典重估」問題？我們怎樣把握文化遺產新經典的確認標準？這些問題，尤其是文化遺產的經典化及其與文化經典之間的關係，目前學界鮮有涉及。究其原因，除了文化遺產研究起步晚、積累少之外，主要在於衆多研究還停留於應用性、實踐性探討，缺乏理論化、批判性和爭鳴性研究；研究范式趨於單一，學理性探尋欠缺，如缺少對文化遺產與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民俗學等之間關係的深入探討。這應當成爲今後文化遺產研究重點致力的方向。
　　文化遺產具有多方面價值，如維護文化的多樣性、支撑公共文化服務、服務文化產業發展、推動科學研究、助力中國話語建構和增强文化自信等。其中，確保文化的多樣性具有特別的意義，因爲「文化多樣性是一個社會富有創造力資源的表現」。隨著現代化進程加快和網絡及人工智能時代的來臨，這種價值將愈發凸顯。如果一個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化遺產，「社會將變成文化沙漠，因爲我們的語言、文字、宗教、文藝、工藝、價值觀、家庭制度、禮儀、節慶、民俗、傳統醫藥、傳統知識等構成了我們賴以生存的文化系統和精神生活依托，讓我們毎個人擁有了豐厚的心靈世界和立身處世的人格要求」。當然這種價值實現的前提，絕不是將遺產保護封存起來所能達成，遺產保護的根本目的在於文化價值、審美精神與人類文明的傳承，因而要以現代科技和手段去傳播，使遺產再現；以現代觀念和設計去激活，使遺產重生，讓文化遺產通過再造獲得新的生命。此外，文化遺產還有一個被忽略而鮮有論及的價值，那就是寄托人們心靈情感的作用，這一訴諸深層心理需求的面向，或將是遺產價值內核所在，有待我們深入發掘。
　　自1949年，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文化遺產申報與保護利用方面成就顯著，儘管還不同程度存在城鎮化導致的遺產遭受破壞與毀損情况，但總體而言在遺產保護意識、遺產保護立法與管理、遺產保護方式與利用手段等方面都取得很大進步，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作爲擁有數千年文明歷史和豐富文化遺存的國度，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利用有自身的歷史和現實語境，在吸收世界各國遺產保護經驗基礎上，經過不斷探索實踐，走出了一條獨特的文化遺產保護道路，積累幷形成了許多新的經驗，爲世界文化遺產提供了中國智慧與貢獻。
　　從注重保護到關注展示
　　隨著我國文化遺產保護意識和立法的加强，在城市化進程中力求文化遺產保護與城市發展協調同步，越來越成爲各界的共識。就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來看，逐漸杜絕了基礎建設與旅遊開發對遺產的威脅與破壞，絕大多數世界文化遺產項目能履行申遺承諾，樹立必要的國際信譽。相關保護機構在管理效能與專業能力方面也有明顯提升，對遺產的監測促進了遺產保護管理工作的規範化、制度化。武夷山市不僅成立世遺執法行政大隊，實行常態化管理，還成立全國第一個「世界遺產監測中心」，由專業技術人員進監測，取得良好效果，被曾任世界旅遊組織執委會主席的巴爾科夫人稱作是「世界環境保護的典範」。保護工作的不斷完善，爲遺產的價值實現與社會效益釋放構築了堅實基礎，通過加大展示利用資金投入（2017年我國文化遺產展示利用工程經費投入首次超過本體保護工程經費），探索多途徑多形式的展陳方式，運用傳統和現代多種手段，最大限度凸顯遺產歷史與審美價值，實現遺產社會效益最大化。
　　2020年是我國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第十六個年頭，將非遺與節慶結合進行展示傳播是我國非遺展示重要形式與特色，四川成都共舉辦了7届「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節」，秉持「見人見物見生活」保護理念，不僅吸引全球80多個國家和地區1100多個項目參展，而且以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保護方式，將非遺保護與日常體驗、生活美學和學校教育相結合，讓民衆和青少年深入感受非遺蘊含的中華傳統生活智慧、美學追求以及修身養性的人格修爲，同時與文化高質量發展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密切相連，形成有中國特色的非遺保護實踐體系，傳遞非遺保護的中國聲音。
　　從規範保護到特色保護
　　自2005年我國出臺《關於加强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關於加强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以來，我國文化遺產作爲官方話語進入了公衆視野，隨之非物質文化遺產也逐漸成爲頻繁出現於媒體的詞語，甚至成爲人們日常文化生活重要組成部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中國除了有56項世界遺產（其中文化遺產38項，文化與自然雙遺產4項，自然遺產14項）外，還有42項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這是中國文化遺產的顯著特點。作爲文化遺產重要組成部分，數量可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存在，表明中國文化遺產更具獨特性、多樣性，它在體現民族文化身份、提供豐富文化魅力、凝聚民族向心力和激發文化創造力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隨著文化遺產保護相關法律法規的健全，以及各地方政府制定的大量專項法規條例（截至2019年我國已制定以《文物保護法》爲核心的主要相關行政法規12部），我國已建立了相對完善的文化遺產保護法律體系與法規管理框架，文化遺產保護管理持續保持良好發展狀態，「絕大部分遺產地的總體格局、遺產要素單體及遺產使用功能未變化或未發生正面變化，遺產突出普遍價值保持良好」，實現了遺產的規範化、常態化保護。在此基礎上，隨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公共文化高質量保障的新時代文化建設歷史命題的提出，作爲遺產類型豐富多樣、分布廣泛普遍的東方大國，特色與差異化保護成爲遺產保護的重要特徵。對於物質文化遺產而言，各國面臨的問題及其解决方式較爲相似或者雷同，而非物質文化遺產因地域性更强、獨特性更鮮明，决定了保護方式和手段的多樣性。中國在非遺保護實踐中，除了一些專家總結的黨政主導、各方參與、深化宣傳、思想先導、多元主體、齊心發力等中國經驗外，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依托於國情、省情、區情的特色化保護。政策層面上，各級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精准化保護與抉持政策，依據非遺類型類別與現實狀况，不斷完善和細化管理機制；實踐層面上，探索了在地性保護利用、博物館保護、圖書館模式、教育性保護、品牌開發模式、數字化傳播、文創式利用等衆多保護利用方式；研究層面上，從思考怎樣確立和鑄就當代中國人自己的生活美學與生活方式出發，持續發掘非遺歷史文化與藝術審美價值，探究傳統工藝與現代設計融合、非遺精神與創新發展等問題，逐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非遺保護利用的政策體系、管理機制、實踐內涵與理論視域，走出了一條特色化保護的中國道路。
　　從保護提升到利用升級
　　特色化保護彰顯了中國經由精准化的政策支撑與實踐路徑不斷提升文化遺產保護水平，同時還經由相關法律法規的體系化、地方化，以確保實現遺產保護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持續提升。截至2019年，我國世界遺產所在地地方出臺相關地方性立法文件60多部，同時還有160部左右以自然保護區爲保護對象的地方性法規和規章。在此過程中，文化遺產利用水平也不斷升級，主要體現爲科學合理利用、保護性利用和融合創新發展。始終秉承在保護中利用、在傳承中發展的科學理念，運用各種方式途徑和手段，既大膽探索又審慎實踐，力求遺產精神價值、藝術審美的準確傳承、合理運用、持續發展。
　　與美國的博物館文創注重依托當代藝術作品進行衍生品設計不同，我國博物館文創面臨的不只是藝術形式的轉換，而且面對傳統與現代的轉換，需要全面把握傳統與現代兩套話語體系。故宮博物院探索的以傳統文化爲母本的文創之路，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傳承從淺表性的符號傳遞，到文化元素、文化精神的發掘和創新的提升過程。朝珠耳機、故宮口紅、宮門箱包乃至高清字畫等文創衍生品，在傳播傳統文化、滿足大衆現實生活需求、形成故宮IP以及讓文物活起來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從文化遺產深度意涵角度來看，這些文創產品還停留於符號運用與傳播層面，如何讓故宮文創產品在更深刻層面體現中國傳統造物智慧、美學精神和生活趣味，以及如何以更具現代感的方式傳遞古代文化精粹，幷從建構當代中國本土設計體系角度確立頂層戰略思維，還需要持續不斷的探尋和努力。這要求立足本土文化，深刻把握優秀傳統文化內涵與美學精髓，根據時代需要進行再挖掘和再創造，實現符號傳播到形態重塑、基因傳承到精神延展的轉化升級，使「舊的東西和新的東西」「結合成某種更富有生氣的有效的東西」。文化遺產資源的深度轉化，一方面要致力於運用文藝創作手段對遺產相關符號與元素進行再創造，塑造接續傳統文脉且深入人心的新形象、新角色，形成新的文化傳統和遺產IP；另一方面要弄懂悟透傳統造物文化和生活美學的東方精髓，運用新材料、新工藝和現代生產方式達到賡續傳統的目的，實現造物文化的現代性轉化，幷在人工智能時代積極探索和構建中國本土智能設計體系。
　　從本體保護到綜合利用
　　中國文化遺產類型豐富、形態多樣，包括古建築群、古遺址、古代石窟、古代橋梁水利工程、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傳統村落、歷史文化街區、傳統民居、歷史建築、名人故居、農業遺產、工業遺產等，以及大量世界級和國家、地方各級文化遺產，在保護政策、法律制度、規劃舉措日益完善的情况下，這些遺產本體得到越來越妥善的保護與利用。遺產發掘方面，不僅在文藝創作、文創產品、工業設計上得到廣泛利用，而且與國家戰略相聯繫、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對接，呈現出綜合利用的顯著特點。
　　完善的遺產保護使文化多樣性得以實現，這不僅有助於促進文化產業發展、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軟實力，而且能在國家頂層制度設計下被納入城市文化品牌、文化惠民、產業轉型、鄉村振興、精准抉貧、生態文明，以及「一帶一路」建設、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國家戰略的宏大目標之中，在跨領域的綜合性運用中實現價值的立體呈現。現代設計、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科技革命爲文化遺產在專業技術層面拓展發展空間提供了全新的時代條件；文化與科技融合所釋放的價值能量則爲國家相關戰略實施提供有力支撑，使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的意義超越本體視域和範式局限，爲全方位建構中國國際話語體系打下堅實基礎，也爲人類文化遺產保護利用提供中國經驗。
（李倩、管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