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主席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指出，「要把握好原則性和靈活性的關係，善於把方針政策的原則性和對策舉措的靈活性結合起來，既站穩政治立場、堅守政治底線，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注重工作方式方法。」
　　習近平主席強調的「要把握好原則性和靈活性的關係」，對於對港澳的統戰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能不能畫出「最大同心圓」，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精準把握。
　　在堅持「原則性」方面，經過近幾年來的與內外反對勢力勾連發動的各種「顏色革命」進行堅決的鬥爭，尤其是在全面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及完善選舉制度，強調「愛國者治港/治澳」之後，相信已經能夠掌握得較好。
　　而在「靈活性」方面，則有待進一步提高，尤其是根據歷史經驗，每逢較為強調「原則性」之時，可能往往會忽略「靈活性」，甚至會有寧「左」勿右的情況出現。因而必須注意防止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在繼續堅守「原則性」底線的同時，具體的工作方法應該更靈活。具體運用在港澳地區，就是要根據「一國兩制」方針決定了港澳地區實行有別於內地的制度的特點，港澳地區的實際情況，不搞與內地的做法「一刀切」。
　　遺憾的是，目前在某些領域，中央政府原本給予港澳的優惠，有正在淡化甚至消失的情況出現。就以對港澳地區的統戰工作為例，似乎是在某些指標方面，對港澳的設限正與內地「看齊」，使得港澳地區失去「兩制」的優勢，甚至還低於回歸之前。這主要是反映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邀請港澳居民出任全國及地方政協的委員的名額，有所收縮。二是對邀請港澳居民出任全國及地方政協的委員的年齡上限，逐步收縮，現在已經收縮到與內地委員基本「平盤」，未能體現對港澳地區的「優惠待遇」。三是指令某些地方的政協取消了「特聘委員」。四嚴格限制廣東省和福建省以外的省區市的地級政協，邀請港澳居民出任其委員。五是連當地的工商聯、青聯、婦聯、科協、社科聯等人民團體，也被嚴格限制邀請港澳居民出任其成員。
　　比如，在政協委員的年齡上限方面，歷來對港澳居民都有放寬若干歲的優惠。在一九九八年全國政協換屆時，本來打算收縮，但香港的「徐大炮」帶頭「發炮」，痛訴「香港回歸後反被剝奪參政議政權利」，李瑞環主席作出「港、澳區超齡委員仍可連任，但下不為例」的決定，使年已八十的幾位委員仍可繼續留任，後來即使是有所收縮，但上限仍然放寬到七十二歲或以上。而在本屆的換屆，港澳居民的年齡上限，基本與內地一樣，在全國一級是六十八歲，亦即沒有「兩制」的區別。
　　據說，這是基於清查賄選人大代表及買賣政協委員的現象的需要。而小道消息也傳說，是在中共「十九大」籌劃中央領導層換屆時，中央本來是規劃王岐山留任，但有與王岐山同齡的原中央領導人，以此為由也要求留任，中央只好「忍痛」讓王岐山離開中央領導層，在翌年的全國人大當選為國家副主席，繼續弼輔習近平主席。受此影響，「連累」到港澳居民出任各級政協委員的年齡上限也被收縮了。
　　在香港、澳門特區的社會政治生活中，全國及地方各級政協的委員，積極響應習近平主席的號召，並在中聯辦的指導下，旗幟鮮明地維護「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治澳、依法施政、依法行政，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的利益，維護長期保持香港、澳門繁榮穩定的利益，反對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香港、澳門的行為，與抵觸和反對「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人和事作堅決鬥爭，為「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順利實施「保駕護航」。就此而言，應當是繼續向港澳實施比內地較為優惠的政策，讓更多的港澳居民參與各級政協，以及各種人民團體的工作，以壯大「愛國愛港」、「愛國愛澳」的隊伍，才是正確的做法。
　　但目前的情況正好相反，因而對個別人形成「打擊積極性」的效應。實際上，香港有一位原任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的全國政協委員，此前積極投入批判反對派的鬥爭，每天都在香港的主流媒體上發表評論文章。但在換屆時，只因年齡只差幾個月就被「涮」了下來，此後就鮮見他再發表評論文章了，香港的批判反對派的事業，「啞」了一門犀利的「大砲」。
　　其實，相關性措施，對於促進台灣居民的心靈契合，反對「台獨」的鬥爭，也不會產生正面的效果。實際上，本來是有不少在大陸的台商，是希望能夠參加政協工作的，並曾向當時仍在台上的馬英九提出訴求。後來國民黨政權經過研究，發現台灣居民出任政協委員，可能會違反《兩岸關係條例》，而馬政府為了滿足大陸台商的意願，作出他們若被邀請出任享有提案權、發言權視察權和考察權，沒有表決權和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的各級政協的「特聘委員」，則不視為抵觸《兩岸關係條例》的決定（即使是現在的民進黨當局，也是如此詮釋）。但就在台灣地區已經「改朝換代」，蔡政府千方百計破壞兩岸交流及融合之時，內地的各級政協卻「奉令」取消「特聘委員」，連已經出任的台商也要退出。這在客觀上，是「配合」了蔡政府的「反統抗陸」政策。
　　因此，在包括人大代表選舉和政協委員遴選領域在內的反貪賄鬥爭已經取得壓倒性勝利，及「王岐山現象」也已取得效果之後，對港澳的統戰工作，適宜展現最大的「靈活性」。一是適當增加全國及地方各地政協的港澳委員的名額；二是恢復全國及地方政協聘請港澳居民出任其委員的年齡上限的適當放寬待遇，尤其是對那些向反對派作鬥爭立場鮮明的人員；三是恢復地方各級政協單位設立並聘請「特聘委員」的做法，以這種不佔名額，不受年齡限制，不受戶籍地法律限制（如台商）的方式，聘請那些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熱愛人民政協工作，有社會責任感，能廣泛聯繫港澳鄉親的港澳居民，或是本專業的領軍人物，有較強的參政議政能力和文字水準，具備政協委員條件，但因各種原因而未能安排的港澳兩特區中的港澳居民，及關心和支持當地建設的港澳居民，出任全國或地方政協的特聘委員；四是開放地級市政協以至是縣區一級政協邀請港澳居民出任其委員；五是開放更多的工商聯、青聯、婦聯、僑聯、科協、文聯等人民團體，吸收港澳居民成為其會員，並當選為領導機構成員。這樣，使得「愛國愛港愛澳」的隊伍更為壯大，就像彭麗媛的一首名曲所唱的那樣，「我們的隊伍越走越長」。
　　而且在具體做法上，既要扶持那些在各項活動中都積極表態，熱心參與各項愛國愛港/愛澳活動的人士，也要不能忽略冷落那些處於偏遠冷僻位置，不擅於造勢為自己作宣傳，但卻腳踏實地，埋頭苦幹，做出一定成績甚至是別人不可替代貢獻的人物。
　　實際上，人民政協的其中一項職能任務，就是當好黨和國家的智囊。這比善於「抄報紙表態」的積極者，更需要獨特的思維。而港澳委員長期生活在與內地有別的環境中，可能會提出有別於內地委員的真知灼見。當然，不能老是叫喊「開水喉」要「著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