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早年革命生涯中經歷過三次較大的紀律處分，這三次處分都是在中國共產黨尚處在幼年時期受「左」傾錯誤影響下發生的。面對革命生涯中的危局和「不幸遭遇」，毛澤東始終以一個共產黨人嚴明的組織紀律觀念和高尚的人格直面挫折，奮勇前行，為領導幹部加強組織紀律性樹立了榜樣。

井岡山鬥爭時期，被撤銷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誤傳為開除黨籍
　　1927年8月7日，為應對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向共產黨的瘋狂進攻，中國共產黨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當選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會後，毛澤東謝絕了瞿秋白邀請他到上海黨的中央機關工作的機會，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回到湖南做恢復和整頓黨的組織、準備領導秋收暴動等工作。秋收暴動原本計畫在湖南全省舉行，毛澤東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決定將之改為在長沙附近的7個縣發動，並成立了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參加起義的部隊包括：未來得及參加武昌起義的原武昌國民政府警衛團、來自湘鄂兩省的農民武裝以及安源煤礦的工人武裝，總數在5000A左右，起義部隊打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的旗號。後來由於敵強我弱，起義遭遇了失敗。在此情形下，毛澤東等人認為攻打省會長沙、奪取中心城市的計畫已不可行，即率領工農革命軍進軍羅霄山脈中段，開創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從此走上了有別於蘇聯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
　　正當毛澤東及革命軍在井岡山逐漸站穩腳跟之時，1927年11月9日到10日，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開擴大會議，總結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討論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問題。這次會議帶有明顯的「左」傾錯誤傾向。在14日印發的《政治紀律決議案》中，臨時中央政治局批評湖南省委在領導秋收起義過程中，沒有執行黨中央的進攻大城市的策略，把隊伍帶上井岡山是「單純的軍事投機」，對於這種「錯誤」毛澤東應負主要責任，決定「撤銷其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湖南省委委員的職務」。1928年3月，湖南省委派湘南特委代表周魯上井岡山傳達「十一月中央會議」精神以及臨時中央給湖南省委的指示。由於當時革命鬥爭形勢異常嚴峻，隨身攜帶文件十分危險，因此周魯只能靠背誦記憶來傳達上級指示，結果把撤銷毛澤東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湖南省委委員職務的處分錯誤地傳達為「開除黨籍」，並且根據上級指示取消了中共前敵委員會，成立單管軍中黨的機關、不能過問地方黨的師委，毛澤東改任師長。
　　對於這次「處分」，多年後毛澤東仍記憶猶新，在八大預備會上談起此事時，他說，井岡山時期有誤傳消息說中央已開除了我的黨籍，不允許我過正常的組織生活，給我安了一個負責軍事的師長職務，我只好當了一陣師長。後來謠傳得以消除，只是把我開除出政治局，黨籍並沒有開除，「啊呀，我這才松了一口氣！」由此可見，毛澤東十分珍惜自己作為黨員的政治身份，對上級組織的處分決定雖不認同，但作為下級，還是遵守了組織紀律，服從了組織上的安排。
　　儘管被撤銷了職務，處境艱難，但毛澤東並沒有消沉，並在重大問題上一直保持著清醒的政治頭腦，立場鮮明。在奉命率部出擊湘南的過程中，他一方面派弟弟毛澤覃率特務連前往湘南與朱德部取得聯絡，另一方面領導部隊就地整訓，發動當地群眾開展革命鬥爭：在部縣（今湖南省炎陵縣）中村對部隊進行了一周左右的思想政治教育，為士兵們講解當前的政治形勢和中國革命的任務，闡明堅持井岡山鬥爭的重要性，並對危害革命的「左」傾盲動主義進行了批評，指明了中國革命的前途和方向；針對部隊受「左」傾盲動主義影響發生違反紀律的情況，在沙田又集合部隊進行紀律教育，首次完整地宣佈和解釋工農革命軍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這一時期，毛澤東一方面和朱德、陳毅一起開展反「會剿」鬥爭，一方面重建紅色政權，發展黨的組織，對於重大政治原則性問題如中國革命道路問題進行了嚴肅的實踐和思考。1928年10月50，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決議案對於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及中國革命政權的實質進行了精闢的闡釋，總結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設的經驗教訓，首次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重要思想。11月25日，在給中央寫的報告中，毛澤東進一步總結井岡山革命鬥爭的經驗，再一次陳述了工農武裝割據及其建黨、建軍、建政的原則，這些思想受到周恩來、李立三等當時中央負責人的肯定。

紅四軍七大上，受到嚴重警告，落選前委書記一職
　　1929年，紅軍開始轉戰贛南閩西。在如何領導軍隊問題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些同志傾向於軍隊集中權力和嚴格管理，而以朱德為代表的一些同志則堅持軍隊分權和保障民主管理。毛澤東認為，在當時極端險惡的鬥爭環境中，要「一切行動聽指揮」，反對單純的軍事觀點、流寇思想和軍隊極端民主化現象，主張紅軍不僅是戰鬥隊，而且還是政治宣傳隊，只有這樣，紅軍才能夠在極端險惡的環境下生存和發展。這些觀點對於鞏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提高紅軍的戰鬥力無疑是至關重要的。朱德則更看重紅軍中的平等和民主，傾向於通過部隊各級組織中的士兵委員會來實行民主化管理。紅軍中的平等和民主雖然一定程度上能夠起到激發幹部、戰士主動性的作用，但這種民主精神如果最終發展為極端民主化的傾向，在殘酷的戰爭時期會帶來不容忽視的弊端甚至危險，歷史上的「八月失敗」就是這種極端民主化的突出體現。兩種觀點雖在治軍方略上不同，但目標卻都是一致的，即都為了提高紅軍的凝聚力和戰鬥力，毛澤東和朱德也都是站在如何治軍更有利的立場上闡明各自治軍方略的。
　　朱毛在認識上的分歧更由於從蘇聯回國並擔任臨時軍委書記的劉安恭的介入而日益公開化，而兩種觀點最後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前委和軍委的關係處理上。1929年5月底，在永定縣湖雷鎮召開的中共紅四軍前委會議上，針對個人領導和黨的領導、前委和軍委分權等問題，一種意見是：既然成立了紅四軍就應該有軍委，而目前前委對軍事頗多干涉，權力過分集中在了前委，批評毛澤東有「家長制」的傾向；另一種意見認為：目前工作的重心仍是軍事問題，軍隊的指揮需要的是集中而又迅速的行動，不能過分「分權」，前委的直接領導和指揮作戰是必要的，再設軍委已無必要。由於意見未能統一，實際上前委的民主集中制領導原則已無法貫徹實行，前委書記難以繼續工作。有鑑於此，6月8日，在福建上杭白砂召開的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書面申請「請求馬上調換書記，讓我離開前委」。鑒於劉安恭剛到紅四軍就挑起爭論、破壞團結的做法，白砂會議決定取消臨時軍委，劉安恭自動免職。
　　6月22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龍岩城內的公民小學召開，以此來徹底解決朱毛之爭的問題。會議由政治部主任陳毅主持，前委的同志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會議通過了《紅軍第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決議否定了前委下再設軍委的意見，對於朱毛之爭，陳毅在工作報告中對毛澤東、朱德二人均提出諸多批評意見，但由於毛澤東當時任前委書記，因此要負主要責任，故給予毛澤東「嚴重警告」處分，給予朱德「書面警告」處分。大會改選了紅四軍黨的前敵委員會，在選舉前委書記時，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當選，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對於這個結果，毛澤東是保留個人意見的，他在最後的發言中再一次強調加強黨對軍隊領導的必要性以及紅軍的任務不單純是打仗的觀點，並堅信自己的主張是正確的。會後，毛澤東服從了會議的決定，被迫離開紅四軍前委的領導崗位，到上杭蛟洋養病，同時指導閩西特委開展工作。
　　1929年8月29日，陳毅從蘇區來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詳細彙報了紅四軍的黨內問題。根據陳毅的彙報和政治局所掌握的情況，此時由李立三、周恩來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顯然是支援毛澤東的，在由陳毅執筆起草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史稱「九月來信」）中，嚴肅批評了紅四軍中的極端民主化傾向，肯定並支持毛澤東在紅四軍的地位和作用。12月28日，根據「九月來信」精神，紅四軍召開第九次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毛澤東得以恢復前委書記一職。

在中央蘇區，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離開部隊
　　毛澤東第三次受大的紀律處分是在中央蘇區。此時，在中國革命如何取得勝利這一根本問題上，中央的意見仍是以佔領中心城市為主，以實現革命在一省乃至數省的首先勝利。而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堅持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他因此成為王明教條主義排擠與打擊的對象，長期處於「靠邊站」的境地。這次遭挫折，歷時最長，對毛澤東的影響也最大。
　　自從古田會議後，由於廣泛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也由於毛澤東等人在軍事指揮上採取正確的戰略戰術，工農紅軍取得了三次反「圍剿」鬥爭的勝利，紅軍和根據地規模不斷發展壯大。與此同時，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於1931年1月在上海召開，這次會議標誌著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開始了對中共中央長達4年的統治。
　　1931年3月，黨中央派代表團來到中央蘇區，傳達六屆四中全會精神，同時加強對中央蘇區工作的指導。中央代表團參加了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對毛澤東為書記的紅四軍前委的工作還是肯定的，甚至在任彌時的支持下，中共中央一度同意由毛澤東擔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但由幹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不斷蔓延，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及蘇區中央局的分歧還是不可避免地日益凸顯出來。首先是在土地改革問題上，蘇區中央局對於毛澤東提出的平均分配土地並不認同，認為這是「不正確的，是非階級的」，在《關於土地問題的決議案》中強調，地主豪紳及其家屬根本無權分得土地，即所謂的「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8月30日，中共中央在《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中，指責中央蘇區在鞏固根據地和紅軍問題、分配土地問題、蘇維埃政權建設問題、工人運動與反帝鬥爭問題，以及在黨內和群眾中開展思想鬥爭等方面，都存在「嚴重錯誤」。
　　在1931年11月初舉行的中國共產黨中央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史稱「贛南會議」）上，毛澤東的”狹隘經驗論」和「事務主義」受到更嚴厲的批判：在土地革命問題上，存在「富農路線」的錯誤，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階級鬥爭；在根據地問題上，對發展根據地右傾保守；在軍事問題上，所宣導的保持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是「黨包辦一切」。會議決議認為，要「集中火力反對黨內目前的主要危險右傾」，其對象所指，昭然若揭。會議還根據中共臨時中央的指示，設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朱德為主席。在此情況下，毛澤東所擔任的紅軍總前委書記一職被解除，僅為15人組成的委員會成員之一。儘管如此，此時的中共臨時中央仍認為贛南會議未達到預期效果。1932年10月初，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小源召開全體會議（史稱「寧都會議」），會上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鬥爭」。針對前線的作戰方針問題，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方針被說成是「守株待兔」「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而且，將毛澤東正當的辯解斥責為「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在這種情況下，有人提出把毛澤東召回後方只負責政府日常工作，由周恩來負戰爭領導的總責。經過周恩來、朱德、王稼祥的努力爭取，會議最終決定撤銷毛澤東的原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仍留前方助理」，同時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會後，毛澤東尊重了集體決定，嚴格遵守黨的組織紀律，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他對王稼祥說：「算了吧，我們是少數，還是服從多數吧！」並對前來送別的周恩來表示：「前方軍事急需，何時電召便何時來。」就這樣，毛澤東被迫離開了紅軍領導崗位。離開了紅軍之後，他首先到福建長汀的福音醫院進行休養，並同傷癒即將出院的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進行交談，主張福建亦要開展廣泛的遊擊戰爭。羅明返回閩西後貫徹了毛澤東的指示精神，這成為後來黨中央錯誤地發動反對鄧、毛、謝、古的所謂「羅明路線」鬥爭的導火索。
　　據李維漢回憶，雖然遭受排擠，身處逆境，毛澤東並沒有氣餒，他堅持三條：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些工作。這一時期，他做的主要工作有：領導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力抓中央蘇區的政權建設；領導開展中央蘇區的查田運動；領導中央蘇區的反貪立法工作；仍然時刻關注著第五次反「圍剿」戰局的發展，不斷提出軍事建議。在養病期間，許多幹部、戰士常去探望他，但是，毛澤東在他們面前緘口不談黨內鬥爭。聶榮臻回憶說，第四次反「圍剿」前後，他和林彪從前線回來看望毛澤東，曾詢問毛澤東對黨內鬥爭的看法，毛澤東避開話題，帶他們去參觀瞿秋白創辦的紅色書店。當被問到「紅軍要到哪裡去」時，毛澤東回答說：「到命令你們去的地方去。」我們不得不感慨毛澤東組織紀律意識之牢固。
　　從毛澤東面臨的三次處分及其應對，我們可以看到，即使自己的正確主張被錯誤的否定，甚至被罷免了職務，毛澤東卻始終服從組織決定，恪守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務上級的組織紀律，服從組織決定，委曲自己，顧全大局，維護了黨和軍隊的團結統一，表現出一個共產黨人高度的組織紀律性。

（孫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