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記者愛德格．斯諾的一生與中國緊密相連，他是第一個到陝北採訪毛澤東的外國記者，首先向世界拉開了紅色中國的帷幕，讓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的正面形象走向世人，在全世界產生了重大影響。《西行漫記》一經問世，成為中國現代史和革命史的一部重要著作，且歷久彌新。

神秘的復社
　　愛德格．斯諾《紅星照耀中國》（英文版）問世僅僅4個月後，1938年2月，該書中文版以《西行漫記》為名，在日偽統治時期的上海翻譯出版，出版機構是迄今仍顯神秘的復社。復社遺址——巨鹿路（原名巨籟達路）174號，即今巨鹿路、瑞金一路中德醫院舊址旁，一路之隔便是中共二大會址。此處原系一幢沿街單間三層樓房，前門是巨籟達路174號，後門是福煦路（即現在的延安中路）安樂邨，當年以福煦路為界，路北屬英租界，路南屬法租界，此地正位於英法租界的「三不管」地段，利於隱蔽疏散。同為復社成員的胡愈之、胡仲持兄弟即居住於此。
　　胡愈之為中共黨員，1935年後，他在上海積極參加文化界救亡運動，是救國會發起人之一。救國會「七君子」被捕後，他為營救「七君子」出獄，與宋慶齡、何香凝等發起「救國入獄運動」。抗戰爆發後，胡愈之任上海救亡協會宣傳部副部長，其主要工作之一是向外國記者發佈抗戰新聞，因而與在上海的斯諾相識，並結交成好友。

胡愈之設立秘密出版機構
　　1937年下半年，斯諾在北京完成了《紅星照耀中國》（英文版）的書稿，將它交給英國戈蘭茨公司，於當年10月出版，一時轟動世界。
　　胡愈之在斯諾的寓所，看到剛從倫敦寄來的樣書，翻閱之下認為這是一本難能可貴的好書。他後來遇見八路軍上海辦事處的劉少文，又專門詢問了斯諾的描寫是否可靠，得到了劉的肯定，遂決定組織力量翻譯出版此書。其時上海剛剛淪陷，租界如「孤島」，已搖搖欲墜，日軍虎視眈眈，踏足不過是早晚之間。要尋找一家出版社，出版這麼一部宣傳紅軍蘇區的書談何容易。怎麼辦？胡愈之急中生智，臨時在自己家裡成立了一家出版社，取名「復社」，把底層讓出來作為復社辦公場所，自己和家人都擠住在樓上，印刷則由商務印書館印刷廠工人幫忙。
　　所謂復社，其實大有寓意，含有救亡圖存的意思。早在明末的時候，江南愛國文人志士就組織過一個復社，與魏忠賢的閹黨進行鬥爭，在歷史上起了一定的進步作用。復社就是為了繼承先賢的愛國抗爭精神和凜然正氣。胡愈之任社長，成員額定30人，實際人數約20人，包括胡愈之、鄭振鐸、許廣平、周建人、王任叔、陳鶴琴、張宗麟、沈體蘭、黃幼雄、胡詠騏、馮仲足（馮賓符）和胡仲持等著名文化人，後又增補了陳志皋、周予同、李健吾、吳承禧、孫禮榆等人。復社的日常工作由秘書張宗麟（中共地下黨員）主持，對外稱經理。《西行漫記》即是他們著手進行的第一項工作，後來又出版了600多萬字的《魯迅全集》。
　　據1939年4月1日復社第一屆年會記錄，復社還出版過《列寧選集》，「繼續出版《列寧選集》，在可能範圍內，在今年全部出齊」。其他值得注意的出版項目有：籌辦出版百科全書；計畫翻譯《高爾基全集》，採取每月出書方法，預計一年內出齊；繼續印行正續《西行漫記》；《魯迅全集》再版；世界侵略地圖（帝國主義殖民地的再分割）；其他有關於政治、經濟、文學的巨著至少五部。另據相關人士的回憶，復社可能還秘密出版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單行本。

一經出版引起轟動
　　為抓緊出版《西行漫記》，全書被拆分成12章，每人一章，分別交由王廠青、林淡秋、陳仲逸、章育武、吳景崧、胡仲持、許達、傅東華、邵宗漢、倪文宙、梅益、馮賓符翻譯，其中陳仲逸為胡愈之化名，由他統稿校訂。
　　本書原名《紅星照耀中國》，由於上海當時環境險惡，譯者之一的倪文宙提出，將原書名改為比較隱晦的《西行漫記》，「局外人以為這是本小說或是遊記書，不容易一下認出這是一本‘紅色’的歌頌解放區的書，容易在社會上通過」。
　　當時著名記者范長江寫的《中國的西北角》一書，真實記載了中國共產黨在西北的情況，頗受讀者歡迎，因此「西」或「西北」就成了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所在地的代稱，這樣既避免了敵偽的注意，又會使讀者心有靈犀，胡愈之和眾人均贊同，胡後來回憶說，「在當時的情況下當然不能照譯」。
　　不到一個月，此書已經完成翻譯工作，計分「探尋紅色的中國」「到紅色首都去的路上」「在保安」「一個共產黨員的由來」「長征」「西北的紅星」「在前線的路上」「同紅軍在一起」「同紅軍在一起（續）」「戰爭與和平」「回到保安」「又是白色世界」12章。1938年2月，中文版在上海出版，章節內容略有調整。斯諾撰寫了序言，增加了許多新照片，從英文版的16張增加到51張。胡愈之不知道斯諾本來有中文名字施樂，音譯為愛特伽．斯諾後印在書上。
　　《西行漫記》一經問世便引起轟動，不少年輕的知識份子閱讀這本書後深受震撼，受其影響秘密奔赴延安者不在少數。

《西行漫記》是「紅色偽裝書」
　　《西行漫記》出版後，一直被日偽當局和國民黨政府禁止印行和出版，但這本「禁書」的廣泛流傳程度遠遠超過其他紅色書籍。這固然是因為該書本身的吸引力，亦與該書是一本「紅色偽裝書」有關。
　　偽裝書這一概念屬於版本學研究的範疇，「紅色偽裝書」是指在白色恐怖時期，我黨大量使用各式偽裝所出版的出版物，如毛澤東著作《新民主主義論》被偽裝成「熱情小說」《滿園春色》，封面畫有一個妖嬈的舞女，翻過封面，保留了小說全文，但內中夾印了《新民主主義論》。《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大會議決案》封面被印成《新出繪圖國色天香》，但翻開封面，該書扉頁上可見目錄，版權頁卻無出版者，也無出版時間。粗略一看，很難看出屬於「禁書」。紅色刊物的偽裝則更複雜，因為刊物是連續出版物，開本也較大，除使用假名、偽裝封面外，為了更好掩護，常常縮小刊物開本，與書籍大小一致。至於出版社地址、作者名字也是偽裝的重點。
　　復社出版《紅星照耀中國》，書名換成了《西行漫記》，而出版《西行漫記》的復社，位址雖設在胡氏兄弟家裡，該書的版權頁上是見不到的，僅標復社印行（藏版）寥寥數字。後來復社的地址標為香港九龍路或皇后大道某某號，更讓敵人無從下手。這與不少「紅色偽裝書」的做法異曲同工。
　　儘管這本書的出版、包裝已經煞費苦心，但出版前後仍遭到日偽、租界當局和國民黨政府嚴厲查禁，歸入「禁書」之列，蔣介石還親自下令追究該書出版處，可見《西行漫記》的影響不容小覷。
　　復社雖然只存在了短短的4年時間，何須說其他事業，只要提及它出版的《西行漫記》《魯迅全集》兩書，便足以在近代上海留下不朽的紅色印記了。

（刑建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