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德國總理朔爾茨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他是中共二十大後首位訪華的歐盟國家領導人，一同來訪的還有從百餘家大企業中遴選出來的12家德國重要企業代表組成的商業領袖代表團。表面上看，朔爾茨的中國之行經濟意味濃厚。
　　俄烏戰爭引發的能源危機下，對俄羅斯廉價能源依賴嚴重的德國經濟遭受重創。儘管在9月份已經儲備了民用天然氣所需的90%，德國依然遏抑不住屢創歷史新高的通脹。在10月份，德國CPI同比達到10.4%，其中能源價格漲幅更是高達43.0%。今年8月德國季調後貿易順差僅為12億歐元，處於2000年以來的最低水準。德國政府近期已將2022年經濟增速預期從2.2%下調至1.4%，2023年更是從2.5%大幅下調至-0.4%。
　　德國經濟陷入衰退已是大概率事件。正因為如此，不少西方媒體認為，經濟原因是促使這個「歐盟雙引擎」之一的製造業大國「向東看」的重要原因。不過，如果僅從經濟「救急」的角度來理解朔爾茨訪華，那無疑是對大國外交的誤讀。地緣政治劇烈變動的當下，即便是著眼於經濟的外交行為，其影響也絕不會只局限於經濟領域。在美國清晰定義戰略競爭時，徳國在引導歐盟拓展「戰略模糊」空間。

大西洋裂痕
　　當地時間11月8日，美國中期選舉開始，由於此前民調一直傾向於認為民主黨失去對參議院和眾議院的控制，外界普遍認為，主張「美國優先」的前總統特朗普支持的候選人，也許會對拜登政府製造強大壓力。
　　儘管美國輿論推測的「紅色海嘯」並沒出現，對歐態度相對「友善」的民主黨也保住了參議院多數席位，大西洋彼岸的歐盟卻依然被嚇出一身冷汗。
　　歐盟政治觀察者亞歷珊德拉．博日羅佐夫斯基認為，自從2016年後，歐洲各國特別是歐盟權力機構開始出現了一種「特朗普恐懼症」的現象。用博日羅佐夫斯基的話說，歐盟領導人頭頂懸著的最大一把劍，就是特朗普在4年後的「班師回朝」；相當部分的歐盟決策者擔憂，拜登的執政，只是美國背離全球化大趨勢下的「小陽春」。
　　事實上，即使是拜登執掌白宮，美國出臺的多項政策也在延續特朗普的逆全球化思路，這讓歐盟感到如芒在背。2022年8月，拜登在白宮簽署了《通脹削減法案》（IRA）。該法案的核心部分是確保美國自身的能源安全，並且對新能源、基建交通、環保和農業等行業的企業提供巨額補貼，開出的貸款和投資總額是4000億美元，補助週期長達10年。
　　同時，該法案規定，在北美進行最終組裝的、電池主要來源於北美地區的電動汽車，可以獲得7500美元的稅收抵免。用白宮官方網站的話說，IRA法案能夠「幫助美國留住製造業，構建美國本土的新能源供應鏈，加強美國製造業根基，支持美國工人以及為美國本土新能源產業創造高薪職位」。
　　這份法案，遭到了歐盟多國的強烈批評。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羅伯特．哈貝克，指責拜登政府推出此法案是為了「準備再次打貿易戰」，並且揚言要在歐盟層面與美國進行交涉。德國經濟部長最大的顧慮，是美國豐厚的補貼將會奪走大量德國乃至歐洲的投資機會。本來由於能源價格受衝擊的德國汽車製造業，很有可能由於美國IRA法案的高額補貼，面臨大量新能源企業離開德國或者歐洲，讓該行業遭遇滅頂之災。
　　法國經濟部長布魯諾．勒．梅爾也贊同德國立場，主張歐盟應該採取統一立場，反擊美國的IRA法案。法國總統馬克龍則宣稱，歐洲也要通過一部《歐洲購買法案》，留住歐洲的新能源供應鏈。歐盟負責內部市場的專員蒂埃裡．佈雷頓則認為，到了必要的時候，可能會在WTO層面就這部法案與美國對峙。
　　儘管白宮主人已經不是喜怒無常的特朗普，但拜登沿襲的「美國優先」政策，給了歐盟決策者們這樣一個信號：無論是誰入主白宮，過去那種對歐洲盟友有所遷就的美國已經不存在了。

德國模式
　　在當前北約的框架下，幾乎整個歐盟都處於美國的核保護傘下。從價值觀、基本制度到生活方式，歐盟和美國有不少共同語言，但兩者在安全議題上的差異卻顯而易見：美國有著歐洲國家難以望其項背的軍事實力，面臨的地緣安全壓力卻遠比歐洲小；歐洲國家的地緣政治壓力大，軍事上卻要依賴美國。
　　這種地緣安全關切上的錯位，也體現在大西洋兩岸的民意中。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在2020年的調查資料，德國和美國的受訪者儘管在信任度上大致相互認可，但在地緣安全議題上存在著重大的分歧。其中在「當俄羅斯入侵一個北約鄰國時，你是否贊成應該動武干預」的這個問題上，有60%的美國受訪者認為應該出兵，而德國受訪者持相同意見的只有34%。但在這些受訪者中，又有63%的德國受訪者相信，美國願意在必要的時候出兵保護徳國的安全。
　　這份在俄烏戰爭爆發前發佈的週研，也許折射出德國民眾的一個心態，即在美國繼續提供核保護傘的前提下，德國人不大願意過問地緣政治。在冷戰結束後，特別是默克爾時代，德國人不過問地緣政治並且全面擁抱經濟全球化，在一段時間內收穫頗豐。
　　從2000年到2021年，德國GDP從1.95萬億美元增加到4.22萬億美元，這增幅在發達國家中算得上佼佼者。把地緣政治與經貿往來分開，是柏林決策者最希望達到的理想狀態。學術界的一個基本共識是，作為世界第三大出口國的德國，一直以來遵循的是「能源依賴俄羅斯+市場依賴中國+安全依賴美國」的模式，搭了一趟全球化的便車。然而這段好日子，在默克爾執政晩期，已經顯露出難以為繼的跡象。隨著俄烏衝突的爆發，這種模式面臨更多嚴峻挑戰。
　　特朗普上臺後，發表過諸多針對德國特別是時任總理默克爾的負面言論，指責德國一邊從俄羅斯進口天然氣，一邊又把德國汽車銷往美國的「投機」行為。某種程度上說，這折射出不少美國政治精英的不滿情緒。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彼得．澤安，曾用輕蔑的語氣形容戰後德國是「從沒有過地緣政治人才」的國家，並且認為德國戰後的一整套經濟和政治制度，都是「盟國給它安排的」，因此德國看起來超級穩定，卻從沒有過「地緣戰略眼光」。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和國際關係學教授斯蒂芬．科特金則認為，德國抱有的是過時的地緣戰略。「在1970年代西德社民黨政府主導的’東方政策’指引下，德國與當時以蘇聯為首的東歐陣營達成了某種程度的諒解，此後又開始了一系列與俄羅斯延續到開戰前的能源貿易合作。」
　　在科特金看來，德國在冷戰結束後繼續打著「和解」的旗號，實際上是與俄羅斯劃定了各自的勢力範圍，而這與19世紀德國首次統一後與沙俄帝國瓜分波蘭、劃分東歐勢力範圍如出一轍。「在德國與俄羅斯達成某種默契的狀態下，通常波蘭和冷戰後出現的烏克蘭就會成為犧牲品。」言下之意，這位美國學者也把如今俄烏戰爭爆發的局面，部分歸罪於德國沿襲自社民黨執政時代的「東方政策」。
　　「德國的未來是『綠』（綠黨代表的顏色）而不是『紅』（社民黨代表的顏色）。終有一天綠黨將取代社民黨成為德國（左翼）的主要力量。」科特金認為，綠黨取代「東方政策」遺產濃厚的社民黨成為左翼主要政黨，將扯掉德國和俄羅斯奠基在能源輸送上的紐帶，而這正中美國下懷。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德國之變是否會如美國所願不得而知，下結論還為時尚早。

戰略模糊
　　在美國依然有實力對德國戴上「戰略緊箍咒」的階段，德國不得不在地緣政治巨變的情況下，尋求微妙的戰略平衡。這一點，在對中美兩國的態度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在某些學者看來，德國事實上在拉動整個歐盟製造某種「戰略模糊空間」。對於德國乃至歐盟來說，維持戰略模糊空間，不被完全拉入美國的戰略軌道，就是要在美國之外找到新的戰略支撐點。
　　在10月21日的歐盟峰會上，27個成員國的政府首腦舉行了長達3小時的閉門會議，專門討論關於中國的問題。據媒體事後報導，之所以有這麼長的討論時間，是為了界定雙方競爭和合作的領域和界線。荷蘭首相馬克．魯特在會上表示，歐盟應該在美國以外以第三極的姿態與中國展開競爭和合作關係。
　　針對過去中國和16個中東歐國家發起的「16+1」框架，一些歐盟政府首腦認為，可以順勢轉變成為「27+1」框架，以27個成員國的整體與中國進行對話。根據《柏林國際政治季刊》在9月29日對曾經擔任奧巴馬政府副國家安全顧問的本．羅德的專訪，他認為，相比起美國，歐盟與中國對話的意願大得多，而且也更加樂於維持雙邊經貿關係。
　　「我覺得，特別是德國會對美國（的對華）態度有所不適。在制裁議題和某些政治議題上，（德方）不願意說得太直白，因為這被認為是沒有效果的。」這位美國前官員並不否認美國和德國乃至歐洲在對華問題上，從奧巴馬時期開始拉開距離。
　　本．羅德認為，到了拜登時期，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變成了「民主與專制對決」，這種非黑即白的方式是難以執行下去的，特別是拜登訪問沙特後，這種外交原則實際上已經破產。民主與專制對決’的意味，甚至更加適用於美國國內，或者是一些歐洲國家的內政。」羅德的觀點，事實上道出了德國人的擔憂，即美國國內政治的撕裂、外交邏輯的混亂，沒法讓歐洲產生確定性。
　　「向東看」能找到確定性。朔爾茨在與習近平主席會晤時說：「中國是德國和歐洲的重要經貿夥伴，德方堅定支持貿易自由化，支持經濟全球化，反對『脫鉤』，願同中方繼續深化經貿合作，支援兩國企業相互赴對方開展投資合作。德方也願同中方就雙方立場不一致的問題交換意見，增進瞭解和互信，努力穩定、鞏固和發展德中關係。」
　　某種程度上說，目前德國的「戰略模糊」，是在尚未完全實現戰略自主的情況下，對外戰略處於過渡期的表現。這個過渡期持續多久尚難預料，但方向是較為清晰的。正如朔爾茨所說：「世界需要一個多極化的格局，新興國家的作用和影響值得重視，德方反對搞陣營對抗，政治家有必要為此負起責任。德方願為推動歐中關係發展發揮應有作用。」

（何任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