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胡申生看來，相識幾十年的劉達臨是一位有悲劇色彩的性學家。
　　這些年來，劉達臨關於性文化的研究和藏品始終有「牆內開花牆外香」之感。在國外，他被視為「中國的金西」，曾獲頒這一行業最受重視的「赫希菲爾德國際性學大獎」。美國《時代》週刊將他作為「引導中國進入幸福的21世紀」的六個代表性人物之一加以報導，題為《性的民意調查專家》。而在國內，無數的非議伴隨了他一路，使他不但難以收穫鮮花和掌聲，還飽受風言風語，承受著經濟和精神上的雙重壓力。
　　2022年12月17日，劉達臨因腦溢血搶救無效去世。
　　胡申生說，隨著劉達臨的去世，這個本就不太被看好的學術領地更加冷清了。但他相信，劉達臨的遺產終有一天會被後人更充分地瞭解，只是那一天的到來可能還會很久。

突破禁區
　　在中國性學史上，1985年是有特殊紀念意義的一年。
　　這一年，阮芳斌主編的《性知識手冊》出版，中國人民大學教師潘綏銘開設了中國第一堂性學公開課，作家張賢亮發表了大膽描寫性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從西方引進的性學書籍和文章開始在國內公開出版。
　　上海大學文學院主辦的《社會》雜誌也察覺到了這一變化。在編輯部例會上，有人提出要觸及新的社會問題，比如性問題。副主編劉達臨表態贊成，此時他在社會學和家庭婚姻研究領域已小有名氣。
　　做性學研究是劉達臨在80年代初就萌發的念頭。那時他從讀者來信和社會調查中發現，離婚案件有三分之一主要起因是性生活不協調。另外青少年早熟、婚前性行為、婚外戀、性犯罪等問題都很多，強姦問題也大幅上升。他意識到性問題的重要性，但那時對性的討論在中國還屬禁忌。
　　《社會》編輯部決定公開舉辦「現代社會中的性問題」系列講座，每週一講，一共十講，由劉達臨主持。這是中國第一次公開舉辦這樣的講座。
　　1985年3月21日，經過兩個多月的準備，劉達臨在上海牛莊路的中國劇場開講。講座反響驚人，三層樓的劇場很快人滿為患，很多聽眾來信向他們表示感謝。
　　第一槍打響後，編輯部決定擴大戰果，於當年夏季在上海中醫學院舉辦了全國第一屆性教育講習班。來自18個城市的八十多位大學教師、醫生、科研人員和計劃生育幹部等參加了講習班，被戲稱為「黃埔一期」，後來都成了推行性教育的基本骨幹。
　　在這個講習班的基礎上，中國第一個性學團體——上海性教育研究會在1986年6月成立。上海市教育衛生辦公室副主任黃榮魁任會長，劉達臨和洪嘉禾、蔣蘊芬、孫予、朱維炳擔任副會長。當時將性教育和計劃生育這一基本國策相結合，名正言順，公眾易接受，領導部門也容易通過。
　　那是人們開始對性科學和性教育產生濃厚興趣的時期，性學書籍供不應求，性學講座場場爆滿。劉達臨一邊自學充電，一邊出版大量專著，頻頻受邀講課。
　　但是很快，他就感受到了一些涼意。
　　1985年的系列講座結束後，他應山東人民出版社之約撰寫了同名書稿。這本書是大熱門，一下子征訂了幾十萬冊。但有關部門提出看大樣，看後的意見是「建議緩出」。同時，有新規規定有關性教育、性科學的書只能由北京和上海的兩家醫藥、科技出版社出版。編輯建議把書名改為《性社會學》，作為學術著作納入山東人民出版社的「社會學叢書「出版，雙方同意不再大規模宣傳。雖然是「悄悄地征訂」，但還是征訂了四萬冊。
　　1987年初，書印好，卻被禁止發行。正當劉達臨以為書只能躺在倉庫裡了，卻又峰迴路轉。經中宣部審查，國家新聞出版署批准，積壓了10個月的《性社會學》終於獲准發行，幾周內銷售一空，《人民日報》還發表了短評《借重科學驅愚昧》。
　　90年代初，上海東方廣播電臺「蔚藍夜話」節目設立了「劉達臨信箱」。劉達臨每週開講一次性教育問題，還要及時回答聽眾來信。
　　他曾接到一封信，是一個25歲的男青年寫來的。男青年在父親去世後與年長十歲的繼母產生了感情，發生了性關係，繼母提出結婚的要求，男青年也想這樣做，但又不敢，他來信問：「我們這種做法算不算亂倫，法律能允許嗎？」
　　劉達臨讀了這封信，內心是理解男青年的，但事關重大，他不敢在直播中僅憑自己的認識答覆。他打電話問上海市婦聯一位研究人員，對方說：「依我看，這件事總歸不大好。」他又打電話問上海市司法局一位朋友，對方的答覆也模棱兩可。他又找到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會理事繆林鳳律師，對方明確回答此事不存在法律障礙。
　　於是他放心地在電臺公開答覆：第一，只要雙方自願，可以結婚，法律上沒有障礙；第二，發生婚前性行為不好，應該警惕；第三，法律上雖無障礙，但親友中傳統觀念的阻力是很大的，結婚要有足夠的心理承受能力。
　　1993年，劉達臨從上海大學退休。但他沒有閑下來，一直應邀在社會上講課，重點講性文明。他說，人類的性具有兩種屬性：一是自然性，即本能；二是社會性，即社會的制約與控制。性的自然性要求自由、開放，而性的社會性要求要遵守一定的規則。健康的自由和合理的控制相結合，這就是性文明。

「中國的金西報告」
　　1988年的一天，劉達臨收到廈門大學教師張小金的來信。張小金想搞一個3000例的性調查，要申請經費，希望劉達臨作為推薦人在信中所附的科硏經費申請書上簽個名。
　　這封信一下子點燃了劉達臨長期以來做大規模全國性調查的願望。
　　20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金西教授用十年時間進行了18000例性調查。在調查過程中，他曾多次被人趕出門去，經濟也一度遇到極大困難，但他克服了重重困難，發表了著名的「金西報告」，轟動世界，在國際上奠定了性社會學的基礎。
　　一個多月裡，劉達臨不斷和上海以及外地的性學同行討論，大家都很支持，說只要劉達臨牽頭，他們就幹。
　　反對的聲音也不是沒有。北京一位同行來信，指出調查存在政治上、經濟上和傳統觀念上的三大阻力，認為目前時機不成熟，貿然搞這麼大的調查非失敗不可。劉達臨承認他說得有道理，但表示會盡力而為，即使失敗了也可以給後人留下經驗。
　　胡申生回憶，劉達臨平日裡不是看書寫文章，就是編稿子，人情往來很少，他沒想到這位文弱書生能克服如此大的困難咬著牙把這件事堅持做下去。
　　為了解決以什麼名義來進行調查的問題，在上海大學文學院黨委書記李慶雲的支持下，劉達臨1988年12月主持成立了上海性社會學研究中心，作為上海市社會學學會（李慶雲擔任常務副會長）下的二級學會，他擔任研究中心主任。
　　參與組織這項調查的上海大學文學院社會學系系主任仇立平是一位調查統計專家，他建議先搞試點調查。他們首先在上海郊區金山、嘉定、青浦和松江四個縣的農村婦女中進行了400例試點調查，因為性調查在農村尤其是農村婦女中的難度是最大的。試點調查由這幾個縣的婦聯具體組織，結果問巻回收率達到99%，合格率97.5%，相當成功。
　　在此基礎上，1989年5月，為期三天的全國「性文明調查工作會議「開幕，全國15個省市、24個地區的44人參會，很多人都是1985年夏全國首次性教育講習班的學員。
　　會議決定，分中學生、大學生、城鄉夫妻和性罪犯四個組設計問卷，組織500人的隊伍參與調查，並決定將原計劃的12000例調查對象擴大為2萬例。
　　德國性學權威、曾擔任世界性學大會主席的黑伯樂教授也風塵僕僕從柏林專程趕來參會，他以所領導的德國社會科學與性研究中心的名義與上海性社會學研究中心簽訂了合作協定。
　　然而，調查剛開始，壞消息就接踵而至。負責中學生調查的教育工作者劉文利來信，說她本已聯繫好的幾個中學都變了卦，拒絕接受調查。同濟大學婦女委員會主任、第一個在大學生中開設性教育課的周銘孝聯繫了10所大學，10次碰壁。在蘇州一所監獄所進行的調查，服刑人員不配合，亂填一氣，導致調查問巻根本不能用。
　　更大的打擊還在後頭。1989年8月，劉達臨收到黑伯樂來信，說因為德國政府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他代為聯繫的外國公司原先答應資助的經費不能給了，協議無法履行。此外，福州三家企業答應贊助的3萬元也泡湯了。國外的「大頭」沒了，國內的「小頭」也沒了。
　　萬般無奈之下，劉達臨親自上陣，到處拉贊助。最終，《民主與法制》雜誌資助了2.5萬，上海市計生委科研處負責人張德瑋從自己的科研經費中擠出了3000元給他，上海大學文學院科研處支援了1700元，還有21家企業共贊助22500元。
　　但最大的一筆29000元，則來自於他自己的「毀家紓難」。劉達臨稱自己在知識份子中「較為富有」，這是因為，他一直筆耕不輟，得到了不少稿費，同時他又具備收藏眼光，將稿費大多用來買舊紅木傢俱和古玩了。如1978年前後他拿到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的20元稿費後買了兩隻紅木蛋圓凳，這兩隻凳子後來漲到了幾千塊。
　　調查總算堅持到了最後。1989年10月底，調查問卷收齊。經社會學家仇立平審查，發出問卷21500份，回收20712份，回收率為96.3%，其中有效問卷為19559份，合格率為94.4%。
　　調查資料整理完後，劉達臨帶領著團隊開始寫調查報告。他給大家打氣說，我們剛剛當了「高級叫花子」，到處要錢，現在又要當「鐵匠」：打鐵沒有樣，邊打邊成樣。
　　劉達臨1949年秋考入燕京大學新聞系，但唯讀了一年半就報名參軍離開了大學，在軍隊和工廠工作多年，從未受過嚴格的社會學訓練。他約請香港大學教授、香港性教育促進會會長吳敏倫為報告審稿。
　　1990年12月初，吳敏倫在深圳蛇口與劉達臨見面，談了對初稿的審稿意見。他退回的調查報告上批註得密密麻麻，如「此段分析不科學」「觀點有偏」。他告訴劉達臨，這樣的報告是拿不到國際上的，如果這麼發表，會受到許多攻擊和批評。他還說：「如果就這麼發表，請不要把我的名字寫上去，否則人家會說，吳敏倫看過了還是這個樣子，吳怎麼這麼不負責任？」
　　劉達臨聽了很不是滋味，想不到自己出版了幾十本書，現在人家竟以把名字印在他寫的書上為恥了。但他知道，不正視批評不行，現在只能改，改十遍也要改，要改到山窮水盡、無計可施為止。
　　他去上海鐵路印刷廠印了2萬張稿紙，可以寫600萬字。半年多時間裡，他拼了，夜以繼日地寫。仇立平也拼了，每天晚上把一條條長長的電腦資料紙鋪在地上核對，熬得眼睛通紅。
　　1991年8月底，吳敏倫來上海出差，劉達臨懷著小學生交考巻的心情交出了第四稿。終於，吳敏倫說：「現在真和過去大不相同了，這個稿子拿得出去了。」
　　就在劉達臨的書交稿後，華東師範大學心理學博士耿文秀來看他，與他交流了很久。與劉達臨的調查幾乎同步，耿文秀單槍匹馬完成了4130例性調查。劉達臨看了她的調查報告後發現，雙方的一些調查資料十分近似。例如男女大學生的自慰發生率，劉達臨的調查資料分別是59%和16.5%，耿文秀的資料則是51.9%和16.8%。此前國外有人認為他們的資料偏低，因為西方大學生的自慰發生率要高得多，國內有些人又認為他們的調查資料太高了，與耿文秀的資料相互印證後，劉達臨感到更有底了。
　　1992年，《中國當代性文化一國兩萬例性文明調査報告》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美國《時代》週刊稱之為「中國的金西報告」。在胡申生看來，這次大規模性調查奠定了劉達臨的學術地位，促使他越走越遠。
　　黑伯樂為該書做序。他寫道，劉達臨作出的獨特貢獻是開始向人們顯示，「他的同胞們在性問題上和其他國家的人是非常相像的」，對此無需驚奇，因為中國人也具有人類的同樣需求、同樣問題。「劉教授開闢了一條道路，使中國人能進行發自內心深處的、多角度多層次的對話，得以瞭解一些有關自身的過去所不瞭解的事情，同時從中審視他們的價值、希望、理想和歡樂。」
　　劉達臨雄心勃勃，想乘勝追擊，再組織同性戀者、軍人、老年人和殘疾人等幾仲殊人群的性調查。他原想首先在六個地區搞600例同性戀者調查，可是幾個月就進行不下去了，因為很多人都不承認自己是同性戀者，百般努力後只收S256張問巻。但這些問卷還是頗能反映出一些問題。

「世界上最好的性博物館」
　　完成全國兩萬例性文明調查後，劉達臨將自己的賽道轉向了中國古代性文化。因為他在調查中發現，中國人的性觀念受到傳統文化的很大影響，「如果不瞭解中國的昨天，就不能更好地瞭解中國的今天和明天」。
　　他開始以搶救的心態搜集中國古代性文物。胡申生說，他一發不可收拾，看中的文物不惜代價也要買到，並著書介紹，近乎強迫症。
　　那些年，劉達臨為搜集性文物花了上百萬的錢。1993年，他買性文物的錢不夠，不得不忍痛割愛把家中收藏的大銅馬賣了2600元錢；還不夠，又以2萬元賣掉了英國鐵錨牌落地大鐘。
　　30多年的搜救途中，有兩件事讓他最為心痛。
　　1991年，上海市一部門掃黃掃出兩蛇皮袋「古代黃色淫穢物品」，邀請劉達臨等專家去做鑒定。在90年代初，這類物品一般會被集中銷毀。
　　劉達臨仔細辨認後，發現其中有二十多本春宮畫冊，全是明清著名畫家仇英、改琦、馬相舜等畫的，還有一些精美絕倫的瓷器，如一套9只清代官窯的薄胎瓷碗，上面畫滿了精美的性愛圖畫。他說這些都是文化遺產，萬萬銷毀不得，對方說對於這個問題確實存在不同意見。
　　但最終，這批東西還是被銷毀了。萬般無奈之下，劉達臨爭取到為這批物品拍照留影。這些文物葬身火海後，照片就成了絕本。
　　另一件事發生在1995年。香港著名導演李翰祥酷愛收藏性文物，看到劉達臨搜救性文物的報導後去上海拜訪，兩人相談甚歡，說好要一起拍關於性文物的宣傳片和電影。沒想到李翰祥突然離世，家人認為家中性文物陰氣太重，就將他的畢生收藏付之一炬，大火燒了兩天兩夜。
　　後來劉達臨在演講時多次說到這件事，每次都會淚流滿面。他還在祭文中寫道：「余聞此訊，如雷擊頂，長歌當哭，夜不能寐。嗚呼，斯人已去，斯物已毀，其志未酬……」
　　1995年，劉達臨在上海郊區青浦買了一座小房子，用於展出他收集的性文物，但僅供內部開放。1999年，中國性文化博物館遷至上海南京路，開始向民眾開放，轟動一時。博物館收藏了新石器時代到民國期間的4000多件性文化藏品，展出1600多件。
　　博物館從建立之初起就飽受非議。劉達臨把費孝通、吳階平兩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題詞放在顯眼的地方壓陣，把國內外巡迴展覽的圖片和自己出版的幾十本性文化著作都陳列在第一展室以表明展覽的文化檔次。比較暴露的春宮畫被陳列在一個單獨的房間裡，門上掛著「本室僅供專業工作者參觀」的牌子。在展覽的每個部分還掛出一些思考題，進行「正面引導」。
　　不過，雖然南京路上人流如織，位於支弄裡的博物館客流量還是十分稀少，以致合作施早解約。
　　2001年6月18日，博物館被迫遷址至冷清的上海武定路，以月租3萬元的價格租了一棟800平方米的房子。這裡的上級單位領導允許掛牌，但因地處偏僻，觀眾稀少，博物館經營連月虧損。
　　2004年4月，博物館遷至江蘇同裡古鎮。當地政府出資300萬裝修，免費出借10年，博物館終於不再虧損經營，暫時卸下了經濟重壓。黑伯樂參觀後對劉達臨說：「你這裡是世界上最好的性博物館。」
　　參觀博物館的觀眾以三種類型居多，一是有較高受教育水準的白領，二是一些中老年人，三是外國人。很多人看了展覽後說：「真想不到中國古人的性生活這麼豐富，這麼生動活潑、多姿多彩啊還有人感歎：「我覺得我一輩子白活了。」劉達臨聽後很感慨，覺得這是「白首之歎」，一些人沒有得到很好的性滿足，這是一大悲劇。
　　這段時間，劉達臨開始考慮後事。他覺得自己的事業要歸攏一點，接連出了多本著作，「封筆之作」是90歲前和胡宏霞合著的《人這一輩子：探索生命文化密碼》。
　　劉達臨常說，他的書都是「遺憾的書」，他這個人是「遺憾的人」。他說，自己在1991年之前出版的幾十本書早已完成了歷史使命，如今看來價值不大了，後來出的幾本大部頭書也有不少地方需要改進。他認為自己學術水準不高，「昨天為前天難為情，今天又為昨天難為情」，但有兩本書，他是滿意的。一本是2016年出版的《風雨情天——一個社會學家、性學家的傳奇人生》，這是他的第四本自傳；一本是2017年出版的《劉達臨談性文明》，這是他一生研究的理論總結。
　　他覺得自己的一生有些不一般：出身書香門第，家庭條件優越，在政治運動的年代雖也歷盡曲折，幸而都有驚無險，全身而過，50歲後才有了讓「一生沒有白過」的事業，開始了性科學和性文化研究。在他所處的時代，性是容易使人身敗名裂的，但他卻一個坎一個坎地邁過來了。這些經歷讓他懂得了什麼是人世間最重要的，什麼是真正的愛情，什麼是必須懸崖止步的。
　　「現代的性學家們接受諮詢、辦講座，往往是解剖別人而從來不解剖自己，其實他們的涉性之事可能比一般人更多，也應該敢於解剖，敢於把自己放上心靈的解剖台，以身析性，就從我開始做起吧。」他說。
　　性文化博物館是他晚年最殫精竭慮的事。
　　2002年，武漢企業家黃永階得知劉達臨創辦的性文化博物館生存不易，提出在武漢辦分館。劉達臨告訴他，自己在國內辦過12家性文化博物館，但都很艱難很「短命」。
　　不過，見黃永階熱忱滿滿，劉達臨還是將700多件性文物送來武漢，其中一隻印有春宮圖的碗是他花了1.2萬法郎拍賣而來。
　　黃永階說，登記註冊性學博物館沒有相關法律依據，這是劉達臨辦館面臨困難的重要原因之一。武漢同樣面臨這個問題，黃永階為此採取迂回辦法，在工商部門註冊了一家文化展覽公司，性文物展覽屬於公司下屬的一個項目。
　　2002年8月18日，武漢達臨性學博物館正式開館，黃永階擔任館長。開館後，媒體報導很多，去參觀的人很少。前三年每年僅上千人參觀，有時一天一個人都沒有。
　　如今，武漢達臨性學博物館的運轉逐漸走上正軌，這也是劉達臨晚年最滿意的一家博物館。博物館每年會在社區、學校、廣場多次舉辦展覽和科普等公益活動，武漢市政府和市民對此的接受程度越來越高，湖北省科協和武漢市科協還授予博物館「科普教育基地」稱號。
　　2013年，劉達臨在海南建立的海口達臨性文化博物館開館。2016年底，他又在江蘇常州建立了中華性文化博物館。此後，他的藏品基本收藏在武漢、海口和常州三處分館中（與同裡的協定2014年到期）。2016年，海南性博物館受強颱風襲擊，文物損失600餘件，讓他十分痛心。
　　他生前一直有個心事，不知如何了卻。兩個女兒對他的事業不感興趣，他也沒有學生可以繼承衣缽，那些他最牽掛的藏品不知該交到誰的手上。如今，這段心事只能隨風而逝了。

（宋春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