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玲清楚地記得2010年遭受網暴的感受，「好像站在一個小小的孤島上，黑色的浪頭從四面八方不停向我湧來。」
　　彼時，馬玲是國內知名雜誌的文化主筆，受邀參與了某檔著名的綜藝節目。因為馬玲在節目中質疑主持人，天涯論壇上蓋起了高樓，線民指摘馬玲在綜藝中的「小丑」表現，馬玲的同事也在帖子裡留言，編造她的工作細節和私生活。
　　這段經歷給馬玲的生活帶來了長久的餘波，她在同一時期辭職和離婚，隨後在醫院確診了抑鬱焦慮狀態。直到2013年馬玲重新參加工作，生了一個孩子，避免把自己始終放在一個自閉的環境裡，她才逐漸走了出來。
　　十多年裡，越來越多和馬玲類似的人被網路暴力吞噬，這個怪獸也顯現出越來越多新的特徵。網暴事件發酵的時間開始變短，呈現出的形式變得多元化，傳播範圍越來越廣，而網暴發起者挖掘他人隱私和「黑料」變得更加容易，啟動一場網暴的成本不斷降低。相應地，規制網暴的法律法規也在變多。不過，網路暴力的內核仍沒有改變，而那些被網暴傷害的人，仍在艱難地重建生活。

大數據「加持」
　　2010年，互聯網BBS論壇是言論的主要彙集地，新浪微博才上線一年，剛剛開始流行。馬玲參與那一期節目的收視率沖上了同時段第一，而那檔綜藝擁有龐大的粉絲群，他們在天涯論壇裡投入「戰鬥」，反復咀嚼馬玲與主持人的互動。同事隨後的「爆料」讓線民對馬玲的攻擊擁有了更多現實生活的支撐，讓話題越炒越熱。
　　馬玲對《中國新聞週刊》說，起初她想用筆捍衛自己，她在博客上發表了長文章，從自己的角度複盤了錄製節目的前前後後，講述她的話語被曲解的部分，但這篇文章中的個別表達被摘取出來，繼續被曲解和指摘，成為她被攻擊的新素材。她在微博寫下參加這個節目的感受「就像是被人強暴了之後又甩了一耳光」，但有人轉發的時候，卻成了「要讓網友被強暴之後再甩一耳光」。
　　不過，這起12年前的網暴事件沒有蔓延到更廣大的網路空間，線民對於馬玲的攻擊許多都停留在天涯論壇內。馬玲回憶，後來她聯繫過天涯論壇，那條「黑貼」就沒再出現在主頁上。「其實就跟現在在微博買熱搜一樣，只要平台不推，就不會再引流，事情就沉下去了。」她總結道。
　　如今，網暴事件幾乎不可能只停留在一個平台，而是會在多個平台擴散。「女子取快遞遭誹謗」是近幾年一個典型的網暴案例。2020年7月，杭州吳女士在樓下取快遞時，被便利店主偷拍照片和視頻，偷拍者在微信群聊裡編造了「少婦出軌快遞小哥」的聊天內容，這些內容很快被轉發到了多個微信群、微信公眾號，以及微博、抖音等平台，引發多個平台的線民發表侮辱性評論。
　　過去十多年裡，中國互聯網用戶的數量迅速增加。2010年，國家統計局公佈的互聯網用戶數量為4.57億人，人們主要通過寬頻上網。截至2022年6月，隨著智慧手機所攜帶的移動互聯網的普及，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統計的中國互聯網用戶數量已達10.51億人。海量的平台為超過10億互聯網用戶提供著各種細分方向的內容，從文字、圖片到短視頻、長視頻，再到直播。互聯網平台的迅速發展，也為網暴資訊的跨平台傳播提供了基礎。
　　中國傳媒大學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院王四新教授團隊在2022年7月發佈的《網路暴力現象治理報告》指出，網路暴力容易在不同平台間相互跳轉，網路暴力資訊在不同平台之間的跳轉，已經成為網暴事件演化過程中的重要環節。
　　北京師範大學亞太網路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劉德良認為，如果謾駡侮辱的資訊只是在一個群組裡傳播，危害是可以預測的，但是如果這種有害資訊是跨平台傳播，「那麼它造成的後果就是不可預測、不可控制的。」
　　平台用以吸引用戶的技術手段，也在某種程度上促使網路暴力的發生。
　　進入社交媒體時代，在技術支援下，平台得以計算每個人的喜好，再據此分發推薦內容，這種「投其所好」的內容可以增加使用者黏性，但也造就了「資訊繭房」——使用者不斷接受與自己觀點一致的內容，難以被其他觀點喚醒。其後遺症是固化偏見，加劇對立。
　　而大數據加持的精准推送真正在實踐中大規模應用，是近幾年的事情。此前的推送邏輯是「給你我想給你的」，而不是「給你你想要的」。兩者在網暴上帶來的不同是，相比以前，當下的網暴相關資訊，更容易推給那些容易實施網暴的人，而以前推給的那些人，很可能對網暴無動於衷，這會造成網暴烈度的巨大差異。
　　紫茄在2019年遭遇了一場意想不到的網暴。那一年，曾被確診患有雙相情感障礙的他因為工作與家庭的雙重壓力，「心裡那根繃得特別緊的弦斷掉了。」那年2月的某個下午，紫茄吞下了300多粒安眠藥，躺在床上等待的過程中，紫茄拿起手機，發了條微博，只有兩個字「再見」，發完微博後，他就失去了意識。紫茄的朋友看到了他的微博，報警之後，還轉發了紫茄的微博，微博被轉了幾千次，上了熱搜。紫茄很快被送到了醫院。一個星期後，紫茄辦理出院，再度登錄微博，卻發現微博充滿了謾駡的留言。甚至有人給紫茄打電話，「電話裡那個人告訴我，如果要死，就不要佔用公共資源，真正想死的人都是沉默地離開，我這樣子明顯就是作秀。」
　　紫茄說，那段時間網路上有許多新聞反轉事件，如果在網上直播自殺的人被挽救，關於作秀的質疑也會層出不窮。紫茄認為，別人可能也對他做了這樣的判斷。
　　現在回憶起那段經歷，紫茄開始做一些理性的總結。他如今供職於互聯網企業，瞭解推薦演算法背後的邏輯，「有的時候，和流量比起來，價值觀不那麼重要。」紫茄說，線民很容易被第一眼看到的資訊帶著走，形成主觀偏見，而有的平台喜歡推薦聳動的內容吸引使用者，當使用者帶著偏見去搜索時，系統又會給他推薦更多相似的內容，加深偏見。「最後使用者在同種類型的資訊裡走不出來了，這就叫資訊『繭房』。」
　　互聯網平台的快速發展和平台技術的不斷更新，讓網暴事件得以更快地發酵，傳播得更廣。
　　不過，無論是十年前還是現在，互聯網平台作為網路暴力產生的溫床，有些特性始終是不變的。
　　北京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副教授侯玉波在《中國線民網路暴力的動機與影響因素分析》一文中寫道，網路的匿名性和虛擬性導致網路發言者可以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其次，由於網路發言的門檻低、資訊魚龍混雜且真假難辨等因素，加之線民素質良莠不齊，鮮有線民理性地對網路事件的真偽進行調查，或進行批判性地思考，造成線民肆無忌憚的人身攻擊。
　　同時，網路群功能又會導致負面情緒在同質性群體中的大肆蔓延，受到情緒感染的人們又在相互影響中不斷強化，產生心理學上的廣場效應，並進一步導致網路暴力的產生。

網暴的成本越來越低
　　自2000年初出現的人肉搜索，被許多學者認為是網路暴力的重要表現形式。人肉搜索意味著通過對被搜索人資訊的披露，實現對被搜索人的懲罰。而相比十年前，獲取個人資訊的難度已經顯著降低了。
　　2013年被稱為中國的「大數據元年」。隨著大數據技術的應用，個人信訊不斷地被收集、挖掘、分析、傳輸，個人資訊洩露的風險隨之增加，而人們實際上無法左右別人收集和使用自己資訊的行為。
　　中國政法大學網路法學研究所所長李懷勝表示，在大數據時代，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智慧穿戴設備的廣泛適用，特別是全網用戶實名制的推行，個人資訊的搜集更加頻繁和密集，「實名制導致的一個副作用就是，許多國家機關、商業機構和網路平台都掌握著海量的公民個人資訊，而這些機構一旦發生資訊洩露事件，其造成的社會影響和危害後果都是非常巨大的。」
　　在大數據時代，因個人資訊洩露導致或加劇的網路暴力事件層出不窮。2020年12月，成都公佈了3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其中趙女士的活動軌跡很快引起了線民的注意——近14天內，她前往過多個酒吧，也去過公園、美甲店、麻辣燙店。有關趙女士活動軌跡的微博評論區，充滿「轉場皇后」「一人之力，幹翻整個成都」等嘲諷性回復，趙女士的身份證號、居住地、工作單位等個人資訊很快也被扒了出來，線民對她的私生活展開了猛烈的攻擊。
　　個人資訊洩露對於網路暴力的助長，還體現在一些不易被察覺的聯繫上。
　　李懷勝長期研究網路犯罪，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說，網路黑灰產業的源頭實際上就是個人資訊洩露，不法分子可以利用個人資訊做很多事情，例如水軍公司就會大量收購個人資訊，用個人資訊批量註冊帳號，這些帳號外表上看不出什麼問題，但它們都是網路水軍，一旦得到指令，就能有組織地左右話題的方向，煽動大眾情緒。
　　實際上，十多年前的網暴事件就已經有水軍推波助瀾的痕跡，但由於缺少大數據的加持，水軍產業鏈不完善，水軍所能造成的影響相比當下要小得多，也很容易滅火。
　　馬玲記得，2010年經歷網暴時，最初她認為事情是線民自發推動的，但後來就覺得不對勁了。她說，當時有組織的水軍與「散兵游勇」不同，後者基本只是單純的謾駡，而有組織的網路水軍是有導向的，既有歪曲抹黑的話術，也有層出不窮的攻擊點，看起來很有章法。後來，馬玲找了一位在電影圈經常組織水軍的「大牛」，請對方交涉，果然令天涯的蓋樓速度緩和了下來。
　　不過，無論網暴發起者挖掘他人隱私的方式和引導話題走向的工具發生了什麼變化，唯一不變的是網路暴民藉以攻擊他人的話術。
　　馬玲說，在被網暴時，她發現網友的謾駡中浮現了許多謠言，她的同事披著「馬甲」出現在網上，披露她的工作和生活細節，並進行攻擊。「說我在單位裡人緣不好，還造謠我工作上收受賄賂，編的數位足夠讓我蹲進去了。」
　　馬玲認為，網路空間對男性的攻擊多從政治、金錢和性醜聞出發，但是由於社會對女性的行為規範比男性多，所以當女性遭遇惡意的評點時，會被攻擊的方面更多。」
　　從2010年的馬玲，再到2020年的成都趙女士和杭州吳女士，網暴者攻擊她們的話術幾乎一脈相承——羞辱外貌、貶低能力、人品辱沒，統一使用的手段是「造黃謠」。這些話術和手段總是能夠奏效，引發暴力的狂歡，讓她們遭遇「社會性死亡」。
　　十多年來，不變的話術源自於網暴施暴者始終不變的道德判斷。在《道德心理的輿論張力：網路謠言向網路暴力的演化模式及其影響因素研究》一文中，東北師範大學傳媒科學學院副教授劉績宏通過調查研究指出，線民在依據網路謠言進行道德判斷時，調用的道德標準水準越高，越可能實施網路暴力。
　　劉績宏還發現，線民在消極輿論中有明顯的道德審判和道德偽善傾向，而道德判斷和道德推脫在網路謠言向網路暴力的演化過程中，也具有顯著的仲介作用。

立法不斷完善，但維權仍然困難
　　2010年的網暴風波過後，馬玲曾想過起訴，但先前打官司的經歷，讓她認為令網暴者承擔法律責任十分困難，加上考慮到起訴要消耗時間和精力，她最終放棄了通過司法手段維權。
　　浙江京衡律師事務所律師鄭晶晶是「女子取快遞被誹謗案」被害人的代理律師，她代理了許多與網路暴力相關的案件。她對《中國新聞週刊》說，網路暴力只是對侵權行為的現象描述，並不是一個法律概念，在法律層面，會根據網路暴力表現形式的不同將其認定為誹謗或是名譽侵權等。
　　中國立法對於網路暴力的規制力度在不斷增強，其中，2013年是一個重要的節點。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利用資訊網路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發佈，這份「兩高」司法解釋出台後，全國公安機關集中開展「清網」專項行動，抓捕了「秦火火」「立二拆四」等網路推手。這些網路推手都有「大V」身份，是社交媒體上的「意見領袖」，但有時利用其影響力傳播謠言。
　　隨著立法的完善，越來越多網暴受害者開始尋求司法的救濟。2018年，在被網路放大的辱駡聲中，四川德陽的安醫生自殺了，肇事者因侮辱罪獲刑。2020年的「女子取快遞被造謠案」，在檢察院介入下，誹謗的刑事自訴轉為公訴，造謠者承受了刑罰。
　　鄭晶晶說，在刑事罪名中，侮辱罪和誹謗罪是自訴案件，即需要受害人向法院直接提起訴訟，之所以立法如此設置，是因為對於侮辱和誹謗行為，需由受害人自己評估傷害究竟有多大，「每個人心理承受能力不一樣，」這是作為協力廠商的公安機關沒法判斷的。另外，許多侮辱誹謗的行為發生在熟人之間，甚至是親朋好友，也需要被害人自己決定要不要提起訴訟。
　　但如今，在針對個體的「網路暴力」中，通過刑事自訴維權獲得立案的仍是少數，大多數是通過民事訴訟起訴對方侵害名譽權。鄭晶晶說，如今線民加強了通過法律維權的意識，也令一些侮辱誹謗行為有了新的變化。「改變了表達方式。」她說，由於謾駡者意識到語言過激會承擔侵權責任，因此在謾駡時開始使用「黑話」，這是某些小圈子內部才知道的表達，或是使用反諷和嘲諷的表達方式，「這種時候就比較難認定，或者說認定了，侵權責任非常輕微。」
　　2021年，正是看到「女子取快遞被誹謗案」的報導之後，陳軍找到鄭晶晶，委託她代為維權。陳軍是地產公司高管，2020年5月，他的下屬張女士的丈夫史先生在微博發佈舉報信，實名舉報陳軍與張女士「不正當男女關係以及經濟違紀」，並附上了一段錄音。據陳軍說，張女士在2019年底入職公司，2020年1月調入他分管的部門，至事發時張屬於下屬部門的運營專員，「差好幾個層級，沒什麼交集」。
　　最初看到網上的指控，陳軍並沒有放在心上，但很快事態發酵，上了熱搜，公司啟動調查。
　　後來，張女士在微博上回應，稱自己是為了和史先生離婚，編造了許多事實。2021年7月，事隔一年後，張女士又出具了手寫的《情況說明》，標明「與上司陳軍僅工作關係，未有過任何不正當關係」。但在輿論的壓力下，公司人事找他，要他承認此事，並解除勞動關係。「我是迫於壓力簽字，我背鍋了。」
　　2022年1月，陳軍將材料遞交給上海普陀區法院，要求追究史先生誹謗罪的刑事責任。
　　不過，即便相關立法不斷完善，網暴發起者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例越來越多，現在，網暴受害人利用法律武器維權的難度仍然不低。
　　陳軍的維權已經遇到了瓶頸。由於法院聯繫不到史先生，立案陷入停滯。「也不出裁定，也不予回復。」鄭晶晶認為，法院聯繫不上史先生，就認定他「下落不明」，這可能令受害人的權益無法得到保護。她得知，史先生和張女士的離婚訴訟案件近期開庭，雖然是雙方律師出庭，但這意味著兩人並非下落不明。「我覺得要重新審視下，是下落不明還是惡意逃避？如果不接聽法院電話，就可以逃脫刑事自訴的制裁，那麼刑事自訴的相關法律規定就成了一紙空文了。」
　　鄭晶晶說，公訴案件可以通緝，民事案件還可以缺席判決，但自訴案件聯繫不到被告人，看起來就毫無辦法，這樣刑事自訴制度成為了沒有牙齒的紙老虎，有違立法初衷。
　　但積極的信號也在出現，「女子取快遞被誹謗案」就作為誹謗的刑事自訴轉為公訴的案件。鄭晶晶說，根據相關司法解釋，當自訴案件損害國家利益或者損害社會公共秩序時，是可以轉為公訴處理的。

（張馨予、苑蘇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