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製造是否超過中國製造的話題，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被拿出來討論。
　　相同的人口大國屬性，相似的發展中國家身份，共有的龐大的市場與勞動力供給的特性，使得兩國總是逃不過被比較的命運。而長久以來，人們的討論多停留在「印度製造尚無法對中國製造造成實質威脅」。
　　但在去年發生的一些事，讓這個話題的討論開始變得不同。
　　2022年10月，蘋果公司宣佈計畫在印度生產其最新型號的手機。緊接著，蘋果迅速開始轉移中國的產能至印度，年底的產能已占到iPhone整體產能的10%-15%。而這個數字，在未來很可能還要擴增3倍，在五年內達到與中國持平的狀態。
　　相較於中小型勞動密集型企業的轉移，蘋果產能的轉移意義非凡。它的背後，很可能是數百家「果鏈」大供應商的集體搬遷，數十萬就業崗位的消失，數百億出口外匯的減少以及未來技術外溢效應的走弱。在未來的時點回頭看，蘋果的轉移很可能是標誌性的。
　　隨著人口紅利的消退、生產成本的上升，中國的部分產業轉向相對落後的印度、東南亞地區，客觀上符合經濟規律。儘管中國的全球供應鏈地位尚未被取代，但在接下來的日子，中國也勢必面臨著這些國家更為激烈的訂單爭奪。這很吃力，但也不完全是壞事。

蘋果的故事
　　鄭州的產能問題，是蘋果去年轉移生產鏈的導火索。
　　由於疫情與防控等原因，鄭州富士康園區一度出現用工荒，最終導致了這個全球最大的蘋果手機製造基地無法完成既定生產任務。iPhone14Pro兩款機型的產能下滑，讓蘋果出現了近兩個月的缺貨狀態，直至去年底才逐漸恢復正常。
　　富士康組裝了大約70%的iPhone，鄭州工廠則生產了包括iPhone14Pro在內的大部分高端機型。出現了如此嚴重的交付問題，對於向來供應鏈管理極為苛刻的蘋果來說是難以接受的。於是乎，「中國加一」（China plus one）的策略應運而生。
　　事實上，尋找備胎來保障供應鏈安全，一直是包括蘋果在內大多數製造業企業都會做的事。蘋果之前一直在和富士康、和碩、緯創等主要製造合作夥伴評估供應鏈轉移的可行性，涉及的國家包括印度、墨西哥、印尼、越南等。
　　雖說以中國占蘋果零部件的生產比重之重，全球還沒有地方可以在短期內承接大規模的轉移，但從發展趨勢來看，人口紅利尚未完全釋放、製造業又蒸蒸日上的印度，是眼下最有可能接過中國「衣缽」的。
　　印度的國內生產總值在亞洲排第三位，居中國及日本之後。而從世界來看，印度剛剛超過英國，成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
　　1990-2020年，印度的年均經濟增速為7.72%。這一增速在2014年趕上中國，2015年首次超過中國，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經濟體。
　　在1991年推行全面改革之前幾十年間，印度追隨蘇聯式經濟政策，側重國有制、重工業及進口替代，未能為輕工消費品建立起強大及高效的生產基礎。這與中國跟隨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的步伐，採取出口導向型政策，崛起為世界工廠形成鮮明對比。
　　2013年，新興市場泡沫破滅，印度的經濟增長率降到10年來最低，使得印度幾乎走到嚴重的經濟衰退邊緣。
　　印度的變化，與領導人莫迪的政策有著密切聯繫。2014年9月，莫迪上臺不久就推出了「印度製造」計畫，宣佈要將印度打造成為全球製造業中心。2015年7月，莫迪政府又提出「數字印度」倡議，聚焦於加強網路基礎設施建設，發展互聯網經濟。2020年5月，莫迪又提出了「自給印度」倡議，在經濟上自力更生。
　　在「自給印度」的倡議中，有一項「對華產業替代」政策。該計畫重在通過財政激勵手段，優先鼓勵印企以及外來資本在嚴重依賴「中國製造」的產業領域，加強印度自主生產能力建設。可以說，從這個時候印度已明確將中國樹成了競爭對手。
　　莫迪政府頒佈了多次「生產掛鉤激勵計畫」，涉及汽車零部件與汽車、無人機、化學產品、電子設備、食品加工、醫療設備、金屬礦物等。這與中國的主要出口貨物，存在高度重合。
　　可以說，印度謀求的是借助「印太戰略」框架，特別是在美日印澳的「四國機制」下，抓住一些國家對中國的偏見，爭取發達經濟體的更多投資，打造更為豐富強大的供應鏈，進一步取代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
　　相較於中國所面臨的複雜外交局勢，印度顯然正處在一個得天獨厚的環境裡。

印度的「大躍進」？
　　印度的措施有成效嗎？
　　從以蘋果為代表的電子製造業來看，印度的進步是顯著的。
　　2020年12月30日，印度電子工業協會曾公開表示，到2025年印度電子製造業預計達到1520億美元的產值。
　　當時印度電子製造業的產值尚不足330億美元，占全球的比例不足3%，1520億美元意味著要在5年內增長至全球的14%，這顯然是一種「大躍進」式的口號。
　　然而兩年不到，印度就更改了它的目標，非但沒有降低，反而又提升了一大步——到2026年使印度成為價值3000億美元的電子製造中心。
　　這背後與美國、日本、韓國以及中國方面的積極投資，都有很大關係。蘋果、微軟、亞馬遜、索尼、本田、三星、小米、OPPO，vivo等科技巨頭，都在近十年間早早佈局了印度。
　　這樣的速度再次提升，則與2022年中國的疫情及防控形勢有關。印度鼓勵那些供應鏈受到影響的企業將基地從中國轉移到印度，並提供相應的優惠政策，絲毫沒有遮掩自己在疫情下瓜分中國供應鏈的想法。
　　春江水暖鴨先知，在印度最先感受到「技術外溢」的，應該就是那些很早就投資印度的中國手機廠商們。根據印度中國商會和印度中資手機企業協會資料，截至2021年，中國手機企業在印度工廠已經超過200家，貿易公司達500多家，投資額達到30多億美元。
　　但在眼下的印度，小米、OPPO，vivo等手機品牌們，由於政策方面的考量，大多都從原來的「Made in China」變成了「Made in India」。借助中國廠商的投資建廠印度逐漸實現了手機製造的主要供應鏈覆蓋，達成了當地語系化生產。
　　與手機製造類似的，是印度的汽車產業。
　　2022年印度汽車的總銷量達到425萬輛，超過日本的420萬輛，史上首次進入全球汽車銷量前三。
　　這個資料只是開始，2021年只有8.5%的印度家庭擁有乘用車，市場滲透率很低。而印度即將於2023年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且該國人口增長將持續至本世紀60年代初。
　　「在印度製造，在印度銷售，以及從印度出口」，印度政府有意效仿中國汽車工業的發展路徑，給出了一攬子產業政策，有意吸引外資、扶持本土汽車產業鏈條。
　　這條路中國死磕了幾十年，直到新能源時代才終於看到彎道超車的曙光。在這片同樣本土製造情結濃郁的南亞大陸上，雖然前路尚不明朗，暫時只有塔塔和馬恆達支撐，但誰也無法料到，在不久的將來是否會誕生一大批的印度版「蔚小理」。

當務之急
　　以市場換技術的路，中國走了一遍，印度現在要再走一遍。但對比中國扎實的工業基礎，坦白來說，印度的路還有很長一段距離。
　　多數國家的產業結構升級的一般規律是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順次遞進。
　　但印度的產業結構直接從第一產業過渡到第三產業，軟體外包、電子通信等行業異常發達，呈現出典型的「跨工業化」特徵。第二產業主要是不需要太多人工的製藥、化工等資本密集型產業。
　　脫離了工業基礎支撐的服務業，發展相對孤立，未與國內其他產業形成一條完整的產業鏈條，也沒有吸納足夠的就業，失業和貧困依然是印度民眾的日常現實。
　　產業鏈的轉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對於基礎設施建設薄弱的印度，尤其是。解決物流的低效和水電的不穩定供給，對於印度來說就是一個大問題。此外，印度的產品供應鏈很不完善，核心機械和電子配件需要大量從中國進口。
　　從空間上看，世界三大生產網路是歐洲、北美、東亞，印度遠離其中任何一極。雖然印度與東亞生產網路稍近，但與東亞核心區域的國家相比，印度的交通運輸成本也顯著偏高。中國之外的周邊鄰國，也難以對印度的生產體系形成有力支撐，印度要支撐起世界第四大生產網路恐怕難度較大。
　　此外，印度要實現真正的崛起，除了經濟和政治、外交上的政策外，恐怕也需要從宗教面、文化面進行深刻革命。
　　在半導體、光伏、電子設備、製藥、醫療器械、汽車等關鍵行業，印度製造未來也會面臨著和中國一樣的問題——如何不停留在下游的低級組裝，走到更有價值的上游？
　　雁行理論所描繪的經濟規律，終究是發達地區的落後產能向欠發達地區轉移，雖然短時間內就業等方面會受到影響，但從長遠看這並不一定是一件壞事。
　　與印度類似，近年間越南通過簡化法律和整肅官僚體系，創造了更好的投資環境，對國內外投資者的吸引力顯著上升。
　　規模各異的產業轉移，是人類進入工業化社會以來的必然存在；隨著原材料、能源、人力成本、產業集群等因素的變遷，製造業總是流向利益最大化的方向，這也是利於全人類利益的。
　　印度承接中國的低端產業，也會不斷擴大中印製造業的聯動，形成多層次的產業紐帶，客觀上也會促進中印關係的改善。
　　儘管逆全球化趨勢、不斷上升的勞動力成本、地緣政治及貿易摩擦以及別國的產業政策可能會加劇產業競爭和出口替代，但受益於豐厚的資本存量、較好的營商環境、完備的產業鏈以及優質的人力資本，中國的產業升級基礎明顯。
　　如何鞏固中國的產業的核心優勢，如何在淘汰落後產能的同時進一步加速產業轉型，是要解決的當務之急。

（胡萬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