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身後的革命伴侶

他身後的一位女性
  在茶陵縣城的東南郊,在蜿蜒曲折的洣江河畔,有一個洣江茶場。
  這個茶場,曾經另有一個名稱:湖南省第三勞改管教隊。至今,茶陵監獄仍設於此。
  在監獄圍牆的西側,有一個平緩的山坡,坡上建有很多紅磚平房,至今仍是職工宿舍區。
  在這個山坡的最下方,有一棟小小的紅磚平房。平房坐北朝南,牆上掛了一塊木牌:「潘漢年舊居」。
  這裡曾是職工澡堂,室內約有20餘平米。被改造為潘漢年住房後,隔成兩間,其中一間為灶屋。
  如今門窗緊鎖,室內空空。
  在這棟平房的左前方,有一間小房,掛牌為「四方水塔」。
  在這片建築的前面,是一片普普通通的菜地和田野。
  潘漢年就在這裡度過了人生的最後兩年。
  潘漢年是中國共產黨隱蔽戰線的傑出代表,功績無需贅述。最能吸引人的,是他身後的一位女性。
  1938年9月,潘漢年在延安向組織提出:希望配備一位在香港、上海等地具有廣泛社會關係的助手。
  不久,組織就從延安馬列學院物色到了一位20歲的女學員,她就是董慧。
  董慧,原名董奉然,1918年出生,祖籍廣東,父親董仲維是香港道亨銀行董事長,在香港商界威信很高,擔任過香港總商會會長。
  董慧原本在北京上大學,1935年12月參加了「一二九運動」。七七事變後,董慧和許多熱血青年一樣奔向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第二年1月就入了黨,7月進入延安馬列學院學習。
  1939年4月,董慧隨潘漢年回到香港,在父親的道亨銀行做一名普通職員,實際是在潘漢年領導下從事情報工作,負責保管黨的情報工作經費,同時負責香港與上海之間的情報傳遞。
  1940年,他們結為伴侶。
  此後,潘漢年和董慧輾轉香港、上海等地,在隱蔽戰線上出生入死,甘苦與共。
  1955年4月,潘漢年被捕的消息傳到上海,董慧堅信丈夫無罪。為了促成問題解決,她主動來到北京,找戰友、領導反映情況。
  5月19日,董慧也在北京被捕,能夠成立的理由只有一條:她是潘漢年的戰友和妻子。

雙雙身陷囹圄
  入獄之後,文人出身的潘漢年寫過多首詩歌思念董慧。這裡試選兩首:

  懷妻
  不知生死第五年,
  縱活人間亦可憐;
  莫謂夫妻不到老,
  三生石上訂良緣。

  七律 給董慧
  千里馳書一片心,
  巫山隔絕白雲深。
  朝思暮念夜成夢,
  月暗花愁空斷魂。
  縱死不辭稱所愛,
  此生何時復相親?
  天搖地動倒流水,
  但願冬寒化早春。


  字裡行間,都是思念。
  潘漢年沒有想到,妻子緊隨自己也進了監獄,而且關在同一個地方,先是北京功德林監獄,1960年又第一批入住秦城監獄。
  在關押審查期間,董慧依然正直、樸實、善解人意,審訊者也認為她態度很好。王朝柱在《功臣的悲劇》一文中寫道:她受審查期間的態度真是好極了!事後,沒有一個奉命辦案的執法者不交口稱讚。而在這種交口稱讚的背後,董慧那純樸的心靈又遭受到了何等大的摧殘啊!她心甘情願地接受這種非人的心靈摧殘,除去那個特定的年代留給她的烙印外,她更是為了思念和鍾愛中的潘漢年!
  1962年1月,潘漢年被最高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力終身。2月13日,轉至北京郊外的團河農場(隸屬於北京市公安局)關押。
  下放團河農場之後,潘漢年夫婦的處境寬鬆了很多,被允許進城探親訪友。
  寧靜的生活總是太短。
  1966年5月,文革爆發。5月22日,潘漢年夫婦被帶回秦城監獄重新關押。
  1967年10月,潘漢年被診為肝癌,仍遭受無休無止的審訊。
  1970年,中央專案組第二辦公室提交了《關於內奸分子潘漢年罪行的審查報告》,向中央建議:「將潘漢年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終身剝奪政治權利。」中央予以批准,但未辦理改判的司法手續。
  1975年5月29日,潘漢年被送往湖南洣江茶場,接受勞動改造。
  此時,董慧已到洣江茶場兩個月。

劫後餘生異鄉重聚
  劫後餘生,異鄉重聚,潘漢年和董慧悲喜交集。來到這偏遠的山鄉,對他們來說不是壞事。
  後來成為著名出版家的鐘叔河先生,1970年因為「污蔑攻擊」文革被判刑十年,也關在澈江茶場。他回憶第一次見到潘漢年:
  我一眼望去,是一個身材矮小、面容清癯、頭髮白多於青而且非常稀朗、穿著一件舊灰色派力司幹部服的老頭,手裡提著一隻小竹籃子。
  在洣江茶場,他們有特殊的待遇:帶了不少書,有錢買魚和蛋吃,可以抽「牡丹牌」一級的好煙,可以訂購公開報刊,享受公費醫療。
  董慧被明確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有通信的自由。當然,她給香港的親人寫信,必須經過茶場領導檢查。
  他們夫婦倆同住在由浴室改成的小平房裡,被允許在茶場範圍內「自由活動」。在初來的頭一年裡,潘漢年同志總是每天五點多鐘起床打太極拳,接著就打掃屋子周圍的衛生。到六隊買柴火,到郵電所取報紙,都是這一年裡的事情。
  鐘叔河反復提到,那時候潘漢年神情安祥、恬靜。
  鐘叔河主動與之搭話,悄悄地說了不少,潘漢年只輕輕回過兩句,一句是「相信人民」,一句是「你還年輕」。
  潘漢年的肝功能本來就有毛病,雖然已被排除癌症,但由於得不到很好的治療,身體一直不太好。
  與潘漢年相比,董慧的身體更差:初到茶場時,她的身體虛弱,說話無力,精神也不太正常;加上腿有殘疾,行走不便,高血壓也越來越重。
  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治療,董慧的身體狀況有所好轉。後來,她的弟弟從香港給她送來了一把輪椅,她經常由潘漢年推著,在場部範圍內轉轉。
  茶場領導為了照顧他們,特地派了一個名叫王芝蘭的職工家屬,每天照料董慧的日常生活。
  但是,湘東山區氣候潮濕,夏暑逼人,冬寒刺骨,畢竟不適宜老人居住。

含冤負屈客死他鄉
  到了1977年2月,潘漢年病情嚴重,而茶場醫院的醫療條件實在太差。經茶場請示省公安廳,省公安廳先後請示公安部、省委,終於批准送他去長沙治病。
  1977年3月24日,潘漢年化名「蕭叔安」,住進了湖南省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今中南大學湘雅附二醫院)14病室,這是一個幹部病室。
  經過檢查,才發現潘漢年不僅早已患了慢性支氣管炎、類風濕性關節炎、貧血,還患有多囊肝合併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病症。雖然採取了一些治療措施,但為時已晚。
  4月6日,潘漢年病情惡化,神志不清,全身浮腫,大小便失禁,嘔吐。
  董慧沒有陪同和看望的權利,只能在茶陵苦盼消息,度日如年。直至潘漢年病危,有關方面才通知董慧去長沙探望。
  4月14日傍晚,董慧終於來到病室。潘漢年睜大眼睛看著妻子,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一說是抱頭痛哭)。
  當晚19時15分,71歲的潘漢年與世長辭。
  潘漢年死後,經董慧同意,醫院做了遺體解剖,發現他的肝部已爛成了豆腐渣。
  4月17日,潘漢年的遺體火化,骨灰安葬在長沙金盆嶺墓地西側的半山坡上。
  董慧要求立碑,有關方面研究同意,但不准刻寫「潘漢年」三字。董慧只好用丈夫使用過的化名立碑:
  蕭叔安之墓
  1977年4月14日病故
  妻董慧立
  回到洣江茶場,董慧給中央寫信,請求給潘漢年平反,也要求組織恢復她的黨籍,因為她只是被「停止黨籍」。可惜,都沒有回音。
  董慧的身體越來越差,生活不能自理,幾年前患過的精神分裂症也間歇性復發。茶場派王芝蘭搬過來,照料她的生活。
  1978年5月,董慧的弟弟董錫輝和妻子到長沙探望姐姐,茶場派專車送董慧到長沙,派王芝蘭全程陪護。董慧與弟弟兩口子在湖南賓館相聚了五天,董錫輝夫婦反復表達多位海外親人的心願,希望她去香港治病或休養。董慧握著親人的手說:
  「親人們的情義我都領會。請你們代我表示感謝。我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富強回到祖國,那時才16歲,今年60歲了!請你們轉告海外親人:老潘的問題還沒弄清楚,我不能走!我也不忍心離開他含冤負屈的骨灰遠走他鄉呀……」
  董錫輝夫婦聞言落淚,也只好放棄勸說。
  洣江茶場的日子仍在繼續。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傳來為彭德懷、陶鑄平反昭雪的消息。董慧受到鼓舞,既高興亢奮,又思想緊張。1979年2月24日凌晨,她因高血壓導致腦溢血,追隨潘漢年而去,享年61歲。

遲來的宣告
  歷史總在艱難地前行。
  1978年底,曾和潘漢年在香港並肩戰鬥過的廖承志率先提出應為潘漢年平反。
  接著,中紀委第一書記陳雲牽頭組織了複查,並親自作證。
  時過境遷。此時複查,已能看到許多文件案,包括1939年至1948年潘漢年向中央請示以及中央回復的全部電報。
  1982年1月,根據中紀委提交的複查報告,最高人民法院做出撤銷原判、宣告潘漢年無罪的裁定。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
  文件同時肯定了董慧:董慧從1939年到上海解放止,在潘漢年領導下從事黨的情報工作,是有成績的。董慧是忠於黨的好黨員。罕見的是,這個文件還告誡全黨:「這個沉痛的歷史教訓,全黨要永遠引為鑒戒。」

(胡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