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啟二年（1622年）正月末，廣寧之戰以慘敗告終。
　　說它是一場戰役其實相當勉強，明軍主力被後金軍圍城打援，一觸即潰，不僅一槍未發就丟了大本營廣寧（今錦州北鎮），還放棄了遼西走廊沿線四十餘座城池，狂奔三百多裡直接退進了山海關，把整個遼東拱手送給了努爾哈赤。是時已經獲准辭官返鄉贍養老母的廣寧兵備道參政高邦佐反而留了下來，在錦州以南的松山城慨歎：「松山吾守地，當死此」，遂自縊殉國。
　　四個月後的6月24日，在廣州府香山縣轄內澳門半島東側的另一座松山腳下，由十二艘戰船、一千多人組成的荷英聯合艦隊封鎖了澳門海面。經過前一日一整天的炮擊，荷蘭軍隊即將登陸，對島上約五十名葡萄牙守軍發起總攻。
　　此時的明朝當地政府已無力干預「佛朗機」（明代對葡萄牙的稱呼）與「紅毛番」（明代對荷蘭人的稱呼）在中國領土上開展的這場力量對比懸殊的攻防戰，澳門眼看就要被荷軍攻陷了。

得澳門者得東亞
　　初次來澳門的遊客往往會爬上市中心的一段緩坡，參觀澳門的標誌大三巴和大炮臺。在大炮臺與松山之間有一塊區域叫做荷蘭園，因此地曾作為荷蘭戰俘營而得名，這批荷蘭戰俘便來自於1622年的葡荷澳門戰役。
　　葡萄牙與荷蘭在遠東的爭鬥由來已久。當時的澳門是葡萄牙海上商道（里斯本—果阿—澳門）的重要節點，不僅可以通過京廣大水道進入中國腹地，也是南下麻六甲、北上長崎的交通樞紐，轉口貿易利潤十分豐厚。別的不說，光是每年向明朝出口的紅夷大炮（前膛加農炮）以及向日本戰國各方豪強出口的鐵炮（火繩槍），其主要加工組裝地點就位於澳門，給葡萄牙人帶來了巨額且穩定的現金流。
　　而在十六世紀末擺脫西班牙控制後迅速崛起的荷蘭，當時尚偏居爪哇一隅，如果能夠奪取澳門，就可以切斷葡萄牙海上航道的東亞段，從而壟斷歐洲與中國、日本之間的貿易。荷蘭人從1601年開始用七年時間先後三次對澳門實施武裝偵察，最終由荷屬東印度（今印尼）締造者、時年34歲的庫恩總督（Jan Pieterszoon Coen）於1622年3月26日向荷蘭東印度公司董事會請示：
　　「澳門是一處可以隨便出入的地方，無軍隊把守，只有幾座炮臺和一些工事。我們如果派出1000至1500人的兵力即可輕易奪取……如此一來，我們認為可阻止馬尼拉、澳門、麻六甲、果阿的敵人從事與中國的貿易，從而使我們獲得這項貿易。」
　　此外，由於明朝政府禁止葡萄牙人在澳門修城築堡，半島上當時連城牆都沒有，難以抵擋大軍進攻。
　　荷蘭與葡萄牙不僅在貿易上是對手，在宗教上也是仇敵——西班牙和葡萄牙信仰天主教，荷蘭和英國信仰新教，當時兩教不共戴天，因此庫恩將葡萄牙直接稱為「敵人」。
　　荷蘭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果然批准了這項行動，庫恩遂調兵遣將，盡出荷屬東印度精銳，還從當時的小兄弟英國那裡商借了兩艘戰船，組成荷英聯合艦隊，於兩周後從巴達維亞（今印尼首都雅加達）出兵，要趁葡萄牙護航艦隊遠航日本的間隙攻下孤立無援的澳門半島。
　　這支艦隊在經過越南金蘭灣時順手掃蕩了當地的葡萄牙人據點，士氣大振，進一步認定攻打彈丸之地的澳門不在話下。艦隊司令官雷爾生（Cornelis Reijersz）仔細分析了三面環水的澳門地形，認為東面的劏狗環乃是海濱小丘松山腳下的弧形海灘，在此登陸可以借松山為屏障，躲避守軍炮火。

松山前的三次意外
　　松山大致呈東北——西南走向，如今已被辟為市政公園，可以從其北側山腳的二龍喉公園進入，乘坐澳門唯一的纜車，也是全世界最短的纜車上山，全程只需要一分二十秒。可惜我抵達的那天由於風力較大，纜車停運，只得步行上山——其實如此短的山路，平時倒也不會選擇坐纜車，只是那天是我感染奧密克戎後的第四天，走起路來還有些氣喘，於是便放慢節奏緩步登山，沿途可以俯瞰澳門市民們排隊領取免費退燒藥品包。
　　沿登山道向南爬升，不久即可抵達位於松山東南端的東望洋炮臺，此處海拔93米，乃是整個澳門半島的地理最高點，可以將澳門本島風光盡收眼底。
　　炮臺內最為高大顯眼的建築物是東望洋燈塔，它始建於1865年，是中國沿海第一座現代燈塔，其地理座標被設定為澳門的地理位置。燈塔旁的聖母雪地殿是一座小巧可愛的教堂，始建於1622年，乃是松山上最古老的西式建築；燈塔腳下則保存著一門紅夷大炮，炮口指向東南海面，也就是當年荷軍搶灘登陸的劏狗環方向。
　　這座東望洋炮臺也始建於1622年，但它沒有趕上6月24日的葡荷澳門戰役，而是戰後亡羊補牢的結果。話說澳門當時只有約五十名守軍和不到一百名臨時參加戰鬥的僑民，以及葡萄牙護航艦隊的光杆司令賈羅布（Lobo Sarmento de Carvalho）。賈羅布正確地預料到荷軍將從劏狗環登陸，親自組織人手在松山腳下搭建了一條土牆作為防禦工事。
　　6月24日清晨，荷軍用小船將突擊隊駁運到劏狗環海灘，賈羅布的臨時工事沒能擋住突擊隊的攻勢，但工事中射出的流彈卻意外擊中了身先士卒的荷軍司令官雷爾生，致其早早退出戰鬥，由其部下魯芬（Hans Ruffijin）接替指揮。魯芬率領突擊隊乘勝追擊，沿著松山南麓向澳門城區快速挺進。由於隨身攜帶的彈藥耗盡，突擊隊在山腳稍事停留，後續部隊很快把火藥桶運了上來。正當荷軍準備分發彈藥一鼓作氣攻陷敵陣時，第二次意外發生了：從大三巴方向飛來了一顆炮彈，不偏不倚射中了荷軍的火藥桶。
　　遊人耳熟能詳的「大三巴」其實是聖保祿（Sao Paulo）學院附屬教堂的前臉。聖保祿學院是天主教耶穌會於1594年創辦的遠東地區第一家西式大學，位於澳門半島中部的一座山崗上，其職能是培養教士前往東亞各地傳教。由於遼東戰事吃緊，明朝政府曾多次通過北京的耶穌會從澳門訂購紅夷大炮及招募工匠和炮手，因此聖保祿學院中有不少熟悉火炮技能的教士。
　　隨著荷蘭對澳門的威脅日益加劇，這些傳教士借地利之便，於1617年在校園內自行架設火炮，防範外敵入侵——那便是今日聖保祿大炮臺的前身。在1622年6月24日上午的激烈戰鬥中，荷軍突擊隊快速推進，失去了松山屏障的保護，進入了聖保祿大炮臺的射界。在此緊急關頭，耶穌會教士羅雅谷（Jeronimo Rho）連發數炮，其中一炮正中荷軍火藥桶，造成荷軍大亂。同時守方士氣大振，發起反攻，除了葡軍士兵和僑民外，聖保祿學院的耶穌會教士以及島上的三百名黑奴也拿起武器趕赴戰場（這些黑奴當場獲得了自由），將原本佔據上風的荷軍突擊隊趕回了劏狗環灘頭陣地。
　　此時第三次意外又發生了。荷軍指揮官魯芬見攻勢受挫，決定先佔領松山，將澳門半島的制高點控制在手中，再以此為基地向葡軍發起新一輪進攻。當他親自率部沖到如今的東望洋炮臺所在地時，從當時剛剛落成的聖母雪地殿教堂中射出密集的子彈，將措手不及的荷軍打得落花流水——原來葡方早已在此設下伏兵。魯芬遭到葡軍圍攻，身中數刀當場戰死，荷軍群龍無首，紛紛奪船逃命，葡荷澳門戰役以荷軍徹底失敗而告終。
　　取得澳門保衛戰勝利後，葡萄牙吸取教訓，次年就在澳門委任總督，建立駐軍，並逐步突破明朝禁令，修建城牆和炮臺，東望洋炮臺就是在1622年戰後匆忙興建的；而荷蘭搶奪現成港口的圖謀落空，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轉向北方的澎湖、廈門和臺灣試圖建立軍事要塞和貿易據點——那就是鄭成功收復臺灣島的緣起。
　　然而，新舊殖民者在遠東的競爭最後仍以荷蘭勝出而告終：九年後的1631年，荷蘭艦隊再次從巴達維亞出征，奪取了葡屬麻六甲，切斷了從印度果阿到中國澳門的航道。葡萄牙從此失去了對遠東貿易的壟斷權，荷蘭替代葡萄牙成為中日兩國最大的歐洲交易夥伴，而澳門作為中歐之間的商貿文化樞紐也就此日漸衰落。

「國父」的起點
　　從東望洋炮臺沿松山馬路下山，穿過山腳下得勝花園內的「戰勝荷蘭」紀念碑，馬路斜對面是一座摩爾式三層小樓，那便是澳門「國父紀念館」。
　　孫中山與澳門淵源極深。1892年，26歲的孫中山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負笈五年的香港西醫書院（今香港大學醫學院），獲得行醫執照。起初他希望回國報效，由英國駐華公使通過李鴻章的關係向其長兄、時任兩廣總督李翰章引見，但並未受到重視。體制內求職受挫，孫中山遂前往其故鄉香山縣所轄的澳門，進入鏡湖醫院行醫，成為澳門首位華人西醫師。由於他醫術高明，而且醫德高尚，經常為貧苦患者提供免費診療與藥物，因此很快就聲名鵲起，當年年底便貸款兩千銀元開設了澳門首家華人經營的西藥房——中西藥局，次年又在廣州開設分號東西藥局。
　　到了1893年夏天，也就是孫中山畢業工作後不滿一年，他已輾轉於澳門和廣州之間，同時在兩地行醫，其中僅廣州一處的月收入就超過了一千銀元。
　　然而，孫中山並沒有止步於埋頭當醫師、悶聲發大財，而是篤信救國重於救人，積極投身革命事業，與陸皓東、陳少白等同道知己籌畫組建革命團體。1894年，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提出政治革新主張，遭到拒絕，孫遂放棄了澳、穗兩地風生水起的醫療事業，遠走美國檀香山，成立了我國第一個現代革命團體——興中會，並於1895年籌畫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連夜逃往澳門，再取道香港流亡日本，從此走上了職業革命家道路。
　　孫中山與澳門的第二段緣分則與這座澳門「國父紀念館」有關：孫的原配夫人盧慕貞就在這棟小樓中度過了後半生。
　　盧慕貞是孫中山的香山同鄉，其父盧耀顯曾在檀香山經商，與孫中山長兄孫眉相熟，孫中山在檀香山讀中學時也受到過這位未來岳父的提點。孫中山回國後與盧慕貞於1885年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盧慕貞先後誕下一子二女，即長子孫科、長女孫娫與次女孫婉。
　　孫中山投身革命後，全家遭到清廷迫害緝捕，盧慕貞奉公婆攜子女赴檀香山投奔孫眉，後來又輾轉香港、檳榔嶼（今馬來西亞檳城），與丈夫聚少離多，直到辛亥革命勝利後才回到故土，不久後又因袁世凱篡奪革命果實而逃往澳門，再次投奔長兄孫眉。
　　孫、盧兩人系包辦婚姻，原本缺乏感情基礎，加之教育學識迥異，盧深感難以擔當第一夫人的角色協助丈夫治理國事。在1915年孫中山提出協議離婚後，這位元常年操持家務的傳統婦女對前來傳信的侍衛長鄭卓說：「我學識不夠，更不懂英文，我又纏腳，行走也不方便，我怎樣可以幫助先生呢！」針對國民黨黨內反對孫中山離婚再娶的意見，她又慨然表示：「孫先生為革命奔走海外……既然現有人願意照料他的生活，我願意成全其美，與先生離婚。」在盧慕貞的大度配合之下，孫中山方於當年十月與宋慶齡在東京友人梅屋莊吉家成婚。
　　離婚後的盧慕貞回到了澳門，仍然住在孫眉家——這也體現了盧雖然不再是孫中山的夫人，但仍是孫家的媳婦。孫眉當年病故，死前專門撥出一筆資金為這位前弟媳置地建房，於1918年竣工，也就是眼前這座「國父紀念館」的前身。
　　1931年因東望洋炮臺腳下的軍火庫發生爆炸引發大火，孫家宅院也被燒毀，重建後遂成為今天的古樸小洋樓模樣。
　　紀念館占地約一畝，坐西朝東，南樓北園，花園中豎立著一尊孫中山先生的銅像，背景是「天下為公」四個大字——這尊銅像就是由那位為孫中山提供婚房的日本友人梅屋莊吉在他身後敬獻的，一共鑄了四尊，另外三尊分別位於中山陵、黃埔軍校和中山大學。
　　紀念館共三層，底層和二層向公眾開放，基本保留了住宅原貌，藏品以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時期以及在廣東籌畫革命時期的物品、照片、書信真跡為主，還有不少香山翠亨村孫氏祖宅的物件，在抗日戰爭爆發後也轉移到了澳門妥善保管。其中我看到盧慕貞與孫中山離婚後的書信，孫先生就像今天的小夫妻彼此稱呼「娃爸」「娃媽」一樣，將盧慕貞稱為「科母」，意為孫科之母，自稱「科父」——離異後的夫妻倆通過兒子又建立起了另一種親情。
　　盧慕貞在這裡度過晚年，於1952年9月7日逝世，享年85歲。而這座小樓則於1958年被辟為「國父紀念館」，目前由臺灣陸委會管理。

名將歸隱，壯心未已
　　從「國父紀念館」出來，向西北走不多遠經過盧廉若公園，再走一條街，馬路對面有一座刷成奶黃色的小院。院角種著一棵榕樹，如傘蓋般開枝散葉伸出圍牆，為過往路人遮蔽烈日風雨——這裡也是名將葉挺一家生活十年、開枝散葉的地方。
　　葉挺故居是葉挺夫人李秀文的嫁妝。李家祖籍東莞長安鎮，後遷居澳門成為富紳。1924年，葉挺在孫中山大元帥府擔任憲兵部隊參謀長時，其上司憲兵司令李章達與澳門李家是同鄉同族，因而介紹當時還是澳門執信女中學生的李秀文與其同僚葉挺相識。
　　兩人一見鍾情，但李父提出條件，要等到葉挺升任團長、李秀文中學畢業方可談婚論嫁。這一年葉挺被孫中山派往蘇聯學習，次年歸國後就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獨立團團長，李秀文也從執信女中畢業，兩人遂於獨立團駐地廣東肇慶的閱江樓舉辦婚禮，當時李家的陪嫁就是松山腳下的這棟兩層西式花園洋房。
　　婚後不久，葉挺就率領獨立團踏上北伐征程，這支部隊勇猛善戰，屢建奇功，被譽為「鐵軍」；大革命失敗後，葉挺又先後參與領導了八一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
　　廣州起義失敗後，葉挺堅持斷後，掩護部隊撤退。此後他經香港流亡海外，旅歐五年後回到澳門隱居，在太太的家鄉安頓下來，度過了他人生中一段難得的寧靜時光。他的七子二女中有七位誕生在這裡，葉挺本人也將澳門稱為「我的第二故鄉」。
　　抗日戰爭爆發後，葉挺應毛澤東之邀訪問延安，並於1938年1月作為國共雙方均認可的人選擔任新組建的新四軍軍長，就此離開了澳門。妻子李秀文為了照顧丈夫，也隨行前往皖南山區駐地，並動用娘家積蓄購買了一批軍火支援新四軍，兒女們則交給留在澳門的岳父母撫養。我曾在安徽涇縣的新四軍軍部舊址看到過李秀文隨軍時期的照片，她衣著樸素而氣質優雅，宛如深谷幽蘭，靜靜地綻放於雲嶺深處。
　　皖南事變後，葉挺遭到長達五年的監禁，先後被關押、軟禁於上饒、重慶、恩施、桂林等地。李秀文於1942年攜帶兒女們離開澳門，來到抗戰方殷戰火紛飛的祖國大陸，想方設法與葉挺生活在一起。我曾參觀位於恩施南郊的葉挺將軍囚居舊址，史料顯示，葉挺夫妻倆相濡以沫，李秀文到菜市場買菜，孩子們在河裡捉田雞，葉挺則下廚展示客家菜手藝，一家人苦中作樂，其樂融融。當時兼任湖北省主席駐節恩施的好友陳誠曾派自己的廚師帶著魚翅海參前往葉挺住處為他服務，結果被葉將軍拒之門外。
　　1946年4月，經中共斡旋出獄的葉挺夫婦偕一子一女在前往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而雙雙遇難身亡——他們再也沒能回到澳門的家。這座院落在1950年代以後成為澳門左派社團開展公益活動的場所，曾充當過托兒所、學生聯合會，2013年經過修繕，重新還原為葉挺故居向公眾開放。
　　故居二樓有一張超大的床，因為葉家子女眾多，所以需要這樣一張大床供全家人樂也融融地睡在一起。如今站在葉挺故居的榕樹下，我不禁浮想聯翩：葉挺將軍究竟是更願意隱居鬧市享受嬌妻愛子環繞的優裕生活呢，還是更願意與家人們為了堅持正義和信仰而在荒郊田園簞食瓢飲呢？
　　其實早在抗戰爆發的1937年，他就已經做出了選擇。

（王在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