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兩會上,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這一重要議程備受關注。
據新華社報導,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重點是加強科學技術、金融監管、資料管理、鄉村振興、智慧財產權、老齡工作等重點領域的機構職責優化和調整。同時,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人員編制統一按照5%的比例進行精減,收回的編制主要用於加強重點領域和重要工作。對於精減後少數部門超編問題,給予5年過渡期逐步消化。
有輿論認為,這意味著國家在「打破鐵飯碗」,「部委公務員也會被裁」。
事實上,中央政府的精兵簡政並非新鮮事。這一次國家機關人員精簡背後,也釋放了明確信號。
不止中央?
2023年3月10日上午9時許,人民大會堂大禮堂。2900多名全國人大代表按下表決器,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決定,批准了這個方案。
據《時代週報》報導,這是自1998年以來力度最大的一次人員編制精簡,25年後,國務院再次提出了人員精簡的目標。
事實上,在過去多次國務院機構改革中,人員精簡就一直是其中重要一環,而且,地方上的人員精簡,通常也會隨之進行。
1982-1984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國務院部委工作人員從5.1萬減少到3萬,縮減了41%。與此同時,省級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精簡了30%,縣市級精簡了20%;
1988年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沒有精簡編制,而是針對大量人員超編狀況,進行「定編、定崗、定員」的各部門「三定」,力圖將改革前實有的約52300名工作人員精簡到編制規定的42000名,實際減員9700多人;
1993-1995年,國務院精簡了20%編制,全國各級機構精簡了25%;
1998年的國務院改革方案,更是提出機關行政編制精簡50%的設想,最後國務院各部門實際精簡47.5%,省級政府精簡48.2%,市縣鄉各級黨政群機關精簡19.4%。
「相比之下,這次精簡的幅度還是比較小的。」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分析道,方案還寫明「收回的編制主要用於加強重點領域和重要工作」,這代表精簡下的編制可能被用於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等新成立的部門,「這相當於在政府機構內部做一個編制的優化配置。」
在本次中央國家機關人員開始精簡前,地方上,也已經開始推進相關工作。2022年7月底,山西河曲縣宣佈,將36個黨政機構精簡為22個、1964名事業編制核減為659名。青海瑪多縣,黨政機構由改革前的25個精簡為20個,五個領域的執法隊伍由5支精簡為1支,「四人以下局」減少了8個。2021年江蘇無錫市本級事業單位,也由改革前的314家調整為178家,精簡43.3%;事業單位人員編制精簡超過三成。
「我個人認為,中央政府精簡只是第一步,之後省一級可能還會有一些精簡的指標。」汪玉凱說。
為何精簡?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各級政府堅持要過緊日子」「全國財政支出70%以上要用於民生」「過緊日子不是短期的應對措施,而是要長期堅持」。上觀新聞刊文稱,精減人員編制,就是過緊日子原則的重要體現。
中國社科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孫彩紅的《從精兵簡政到簡政放權的轉變邏輯與三元統合》一文,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多次政府精簡進行了梳理。她認為,1949年至21世紀之前的多次政府機構改革,一個共通的原因是緩解經濟和財政壓力。
建國初期,在1950年6月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作了題為《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報告,便把「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作為獲得財政經濟狀況根本好轉的三個重要條件之一。
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關於1993年國務院機構改革的情況回顧也寫道:「臃腫的機構,龐大的隊伍,大大加重了國家財政負擔。1980年全國行政管理經費開支為66.8億元,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5.5%;到1990年,已達333.5億元,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9.7%。」
孫彩紅的文章也指出,21世紀後,中國經濟實力明顯增強,財力條件能夠支撐政府機構人員規模,國務院組成部門數量基本穩定,機構改革「已經從大規模數量性變化轉向結構性優化調整」。
「國家現在對編制的控制都很嚴格,行政編『只減不增』,教師、醫生等以前占事業編的崗位,也在走與編制分離的趨勢。」汪玉凱說。
除了財政壓力原因,政府職能的轉變、對效率提升的要求,也是歷次精簡的重要出發點。
1982年的改革建立完善了黨政機關裡的離退休制度,在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方面取得突破,加快了幹部隊伍年輕化。
此後的歷次改革精簡,則與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下,政府職能的轉變和效率提升密切相關。1993年黨的十四大報告就指出:「目前,黨政機構臃腫,層次重疊,許多單位人浮於事,效率底下,脫離群眾,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1988年、1993年和1998年的改革,都涉及撤銷經濟領域的專業管理部門和綜合部門內的專業機構,將部分專業經濟部門轉變為行業管理機構或經濟實體、將諸多央企進行政企分離。如,解散中國有色金屬工業總公司,組建國家有色金屬工業局。氣象局等部門,則轉為事業單位。
21世紀的多次國務院機構改革,沒有明確按比例進行大規模精簡,但依然是在按簡政放權、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管理型政府」到「服務型政府」轉變的方向邁進。如2013年的改革中,組建了中國鐵路總公司,不再保留鐵道部,實現了鐵路的政企分離。
精簡編制,並非裁退
編制精簡,並非如一些人所理解,是對公務人員進行裁退。
「精簡編制的實操還是比較複雜。以過往經驗來說,我們對被精簡的人員採取了很多辦法,比如讓一些臨近退休年齡的提前離崗,或者通過補償的方式,鼓勵年輕人離開政府、自主創業。還是很難消化的話,則可能會送去進行一段時間的學習、培訓,轉換工作崗位到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這次中央國家機關被精簡的工作人員,也有可能被處置到基層。」汪玉凱解釋,「但它並不是讓這些人失業,也不會將其他部委被精簡的人員送去證監會、金融監管總局新設立的行政編,因為後者需要的是專業性的人才。」
據《法制日報》報導,前述山西河曲縣的改革,雖然只是一個縣,就採取了多種辦法安置相關人員:
對主動退出領導崗位的49名領導幹部優先按規定晉升職級;
對超職數的領導幹部,保留待遇納入「幹部周轉池」管理,承擔鄉村振興、入企幫扶等中心工作;
對因改革超編的903名事業人員,採取到對口黨政部門跟班學習鍛煉、擔任村(社區)「兩委」主幹和綜治網格員等方式,重新調整配備;
對新進人員實行「退休三個補錄一個」,每年拿出一定比例的公務員空編面向現有事業單位人員定向招錄。
「目標就是要用3至5年時間,逐步實現機構、編制、人員大幅度下降。」河曲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縣委編辦主任耶志明說。
《南方週末》2008年的一篇報導,也對1998年那次國務院歷史規模最大的部委撤並和人員分流進行了回顧。報導介紹,這次精簡下的人主要分流到三個方向:一是讓部分老公務員提前退休;二是由政府資助,特批名額進入高校進行碩士或博士的學習,三年期間待遇不變,「哪怕大樓裡分牛羊肉、大米也都有其一份」;三是調到國有企事業單位。
在這篇報導中,接受了採訪的薛劍離開某部人事司後,去到該部委直屬的一家報紙擔任記者,且分到一套北京42平米的兩居室;蔣琦從外交部轉去北大上了研究生,「各定點專業都有一個『國務院班』,都是從各部委通過考試進來的」。
然而,蔣琦後來又回外交部工作了一年,而薛劍則在報社工作三年後,被短暫借調回原單位工作。報導中一位元受訪的財政部公務人員表示:「那次改革的問題是只減了人員,但一些職位的職能沒有發生變化,導致一度缺人手,這也是部分人能夠重新回來的原因之一。」
在過去的人員精簡中,編外人員、借調人員擴張,結果造成「精簡——膨脹」迴圈的事情時有發生。如何避免這種情況出現?汪玉凱表示,根本上還是要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清理官僚作風,這樣才能真正減輕財政負擔、提升機關運行效率。「不該政府管的就要下放給市場、下放給社會,這才叫做釜底抽薪,而不是揚湯止沸。」
「機構調整、精減人員編制往往會觸動多方利益,從來都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必須『啃硬骨頭』,不折不扣地扎實推進。」上觀新聞在其評論中寫道,「當前,我國改革發展面臨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需要應對的風險和挑戰、需要解決的矛盾和問題比以往更加錯綜複雜,必須拿出更大勇氣、更多舉措破除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