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參加亞非國家會議的中國代表團乘坐的印度民航「喀什米爾公主號」飛機被炸墜毀。炸機案件發生前後，國共雙方在隱蔽戰線上展開激烈較量，美國、英國、印度的情報機關也參與其中，使得案件的偵破更為曲折複雜，成為引發國際輿論界關注的焦點事件。

臺灣特務積極蓄謀實施暗殺
　　「喀什米爾公主號」爆炸案，是由臺灣「國防部情報局」策劃實施的。
　　臺灣特務機關實施此案，蓄謀已久。1955年1月上旬，臺灣特務機關「中美聯合工作總部」派黃姓和鄧姓兩名特務到香港，同國民黨「保密局」（當年3月改稱「情報局」）在香港的特務組織一起策劃針對中共的破壞行動。這個「中美聯合工作總部」（又稱「中美聯合情報中心」），是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國民黨「保密局」於1950年成立的針對大陸開展破壞行動的特務組織，從派港兩名特務的身份背景來看，他們執行的其實是臺灣與美國情報機關的共同任務。當時的香港，是敵對勢力對新中國進行刺探情報和滲透的前沿，各種反共反華勢力混跡其間。
　　2月10日，中國政府決定接受印尼政府邀請，派出代表團參加4月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國家會議」。這一消息遲至4月初才公開見報，但在2月中旬，臺灣特務機關即通過特殊管道獲知周恩來將率團出席亞非會議。3月中旬，我情報部門偵悉，由蔣介石親自批准，臺灣「國家安全局」局長鄭介民指令毛人鳳策劃在香港、印尼暗殺周恩來。毛人鳳派往香港策劃暗殺行動的是多年從事反共特務活動的趙斌成。
　　趙斌成，河北人，是抗戰期間參加軍統的骨幹特務，1948年4月曾獲得「忠勤勳章」，在國民黨政權崩潰前夕，他擔任過保密局的佈置組組長，專門負責對解放區潛伏佈置工作。此次受命到香港之後，他會同原駐香港的特務，千方百計四處刺探。很快，他們得到中國政府租用印度國際航空公司「喀什米爾公主號」客機的消息，於是決定在中國代表團的飛機上做文章。
　　自「喀什米爾公主號」被炸案發生後，海內外普遍傳說周恩來本打算乘坐該機，因臨時調整行程才倖免遇害。但外交部解密檔案證實，周恩來參加亞非會議，從來就沒有過乘坐「喀什米爾公主號」的安排。根據檔案，當時赴萬隆的中國代表團人員，計畫分三批動身：第一批由代表團秘書長王倬如率領，先期到達萬隆進行相應的準備工作；第二批是一般工作人員和記者，由他們負責押運代表團的物資；第三批是代表團團長周恩來和團員。顯然，由周恩來率領的第三批人員才是代表團的主體。
　　而且，從常理判斷，亞非會議確定召開的日期是4月18日，周恩來並沒有訪問印尼的行程安排，是不可能提前一周就去印尼的。比如在上一年召開的日內瓦會議，會議召開日期定為4月26日，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是4月24日到達日內瓦的。事實上，後來他率領參加亞非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是在4月16日飛抵印尼、4月17日才飛到萬隆的。
　　但是，臺灣特務從周恩來率團前往萬隆，中國政府又租用印航客機給代表團使用的情況，判定周恩來會搭乘從香港出發的「喀什米爾公主號」。這一推測也並非毫無理由，因為就在萬隆會議前不久，3月29日，中國第一個訪日貿易代表團也曾租用過「喀什米爾公主號」從香港飛往日本。這也可以證明，臺灣特務雖然偵知中國代表團租用飛機從香港出發的情報，但從他們認為周恩來會乘坐該機的情況來判斷，這個情報顯然不是來自於我方的核心部門。
　　「喀什米爾公主號」是美國洛克希德公司生產的C－69型軍用運輸機的民用版，稱為星座式客機，其載客量達到100人，但乘坐該機的旅客僅為中國代表團、越南代表團部分工作人員和隨行記者共11人，其中中國代表團成員僅有3人，分別是石志昂（外貿部副局長）、李肇基（外交部新聞司幹部）、鐘步雲（總理司機），此次飛行中該機如此大的載荷其實主要就是用來運送物資，而乘坐該機人員的主要任務則是押送物資。
　　而臺灣特務在知道中國代表團會在香港乘機出發的消息後，即抓緊著手暗殺行動的準備工作。時任臺灣「情報局」澳門站站長的程一鳴（1964年起義回到大陸）回憶，趙斌成等偵獲中國代表團在香港定下了印度民航「喀什米爾公主號」作為專機消息後，便做了一架該機的模型，精心研究怎樣進行破壞；4月5日，「情報局」將4枚定時炸彈交由從基隆開出的「四川號」貨輪上工作的特務張祖順，由他負責隨船帶往香港；到香港後，由特務李益民將炸彈取走交給被收買的啟德機場清潔工周駒（又名周梓銘）……敵特已一切準備就緒，只待飛機到港後就開始行動。

探知敵方動向卻未能阻止飛機被炸
　　而自3月中旬，我方情報部門獲悉臺灣特務機關策劃利用亞非會議暗殺周恩來的情報後，周恩來在住院期間即聽取了情報部門的相關彙報，隨即指示主管情報工作的李克農儘快查明敵特的具體計畫。4月7日，周恩來在離京去雲南前，再次指示李克農等人密切注意在香港的敵特動態。
　　4月9日晚，李克農下屬負責情報整編的幹部黎虹收到一份重要情報，說臺灣國民黨特務機關要破壞我代表團所乘飛機，並備有定時炸彈。黎虹立即報告了李克農的助手、同時也是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的羅青長，羅青長要求黎虹將情報作為特急件送外交部辦公廳主任董越千。與此同時，羅青長打電話向在昆明的周恩來報告。周恩來即指示外交部將此情況火速轉告新華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團先行的工作人員，要他們立即向香港當局提出交涉，並請港方保證我有關人員的安全，同時要外交部在北京向英國代表進行交涉。
　　這份關於敵特行動安排的情報極其重要。目前可以確定該情報的來源是，公安部門和軍隊均從破譯臺灣特務的密電中偵知了同樣的敵情。
　　同一來源的情報，在4月11日下午，再次報到黎虹手中。內容是：蔣特香港情報站已得知周恩來不經過香港，但仍要對中國代表團隨員進行打擊，以削弱中國在亞非會議上的影響。為此，該站下令被蔣特組織收買的啟德機場飛機檢修人員按原計劃進行，但因時間倉促，未將炸彈置入油箱，而是綁在油箱底部，預計下午4時爆炸。這一情報被以急電發給周恩來，但此時飛機已從香港起飛，電報發出不久，即收到路透社發出的飛機失事的消息。
　　原來，臺灣特務在實施爆炸行動前，沒有像往常一樣通過電臺向上報告，因此我方情報部門未能掌握敵特行動的具體安排。事後查明，4月11日上午，被敵特以60萬元收買的機場清潔工周駒攜帶一枚定時炸彈，向領班謊稱是給人帶的一包西藥，將炸彈安放在「喀什米爾公主號」右翼輪艙附近，隨後不等下班就從機場鐵絲網下爬了出去，在兩名特務（即當年1月被派到香港的黃姓和鄧姓特務）接應下，先後躲避到兩間酒店。
　　空難的消息令周恩來十分悲痛，他立即命令外交部報告4月9日接到他的緊急指示後是如何處理的。外交部報告的情況是，當天即告知了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後在此次飛機失事中犧牲），黃作梅分別向港英當局和印航駐香港辦事處進行了提醒；4月10日，由歐非司副司長張越緊急約見英國駐華代辦處參贊艾惕思，告知中國記者一行11人次日上午由香港乘飛機去萬隆採訪亞非會議，「我們獲悉國民黨特務將從中進行阻撓和搗亂，故請轉告香港當局注意，並務必對他們的安全予以照顧」。
　　中方通報情況的內容成為英國官方推卸責任的藉口，後來始終不承認港英當局安保工作存在問題，港督葛量洪在自己的回憶錄中為己方未盡到職責開脫：「墜機事件發生之後，中國當局給予我們一些情報，告訴我們他們所懷疑的人物，如果他們通知我們新聞從業員來港時就把情報告訴我們——那時他們已經掌握了情報——我們會採取必要的保安措施，也就不會發生災難了。」但事實上，我方在案件發生前，也僅是探明敵特擬對飛機進行破壞，正如我國政府多次重申的，當時「不知何人、用何種方法進行破壞」，葛量洪所謂的全知全能的「情報」並不存在。
　　4月12日，新華社發出題為《由於美蔣特務破壞我出席亞非會議代表團人員座機失事》的電訊稿，在敘述飛機失事和機上人員情況後，寫明：「在代表團人員和新聞記者起程前，我國政府即已獲悉美國和蔣介石匪幫的特務機關正積極佈置對我國代表團所包用的印度飛機進行破壞，以實現其準備已久的殺害我國以周恩來總理為首的參加亞非會議的代表團人員和破壞亞非會議的陰謀。」從當時我方掌握情報和事後調查結果看，電訊稿中對兇手的判定是準確的。
　　4月14日，周恩來與中國代表團一行26人由昆明乘坐印航「空中霸王號」包機直飛緬甸仰光。同日，中央給周恩來發來由劉少奇簽發的電報，指出：「關於飛機失事問題，我們認為可以告訴尼赫魯、吳奴[努]等人，我們確有證據，證明此次事件是美蔣特務機關的蓄意謀殺。」
　　按照這一要求，第二天，周恩來在與印度總理尼赫魯討論「喀什米爾公主號」事件時強調：我們對「特務的陰謀早有所聞，並在事前通知英國代辦轉告香港當局，新華社香港分社也曾預先通知印度航空公司。但我們不知何人、用何種方法進行破壞，香港當局採取的措施顯然是不充分的」。周恩來表示，希望尼赫魯致電英國首相艾登轉告中國方面的意見，即英國政府對此事件的處理上，應同中國和印度政府採取合作態度。尼赫魯表示同意。
　　4月26日，亞非會議期間，根據我方充分的情報，周恩來告訴尼赫魯：蔣特是利用香港機場的地勤人員破壞飛機的，香港當局應從機場地勤人員中查明兇手。當晚，尼赫魯函告周恩來，他指派調查案件的R·N·Kao（當時譯為高氏）已到雅加達，即將去香港；4月22日，英國首相艾登回復他的信中說，要想讓在香港的調查進行得有效，「有必要由有關各方提供他們關於墜機事件的情況所獲得的全部情報」。
　　印度政府派來的調查人員高氏，後來在與中方合作調查中做了許多工作，他當時的公開身份為印度政府和尼赫魯的代表，實際上他是印度情報局（英文簡稱IB）副局長。艾登提出的由有關各方提供全部情報，主要還是針對的中方。我方確實在案發後通過各種管道獲取了許多確切的情報，如這樣的情報提供給港英方面，雖有助於破案，但對我方的工作勢必會有所影響。周恩來很快作出了決斷，第二天，他會見尼赫魯和高氏，重申：如果英國政府真有破案的決心，中國政府準備提供艾登信中所要求的材料。

我方派員前往香港查清案件真相
　　周恩來參加完亞非會議回到北京後，於5月9日主持召開了外交部黨組擴大會議，討論「喀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制定了「爭取破案」的方針。他指出：「破案的關鍵在於爭取英國與我合作。如英表示願與我合作，則我可向他提供有關情報；否則，供給他情報不但無益，反而可能使兇手跑掉。」
　　此時，高氏已來到北京。5月10日，按照周恩來的指示要求，我情報部門起草了一份臺灣特務機關策劃「喀什米爾公主號」爆炸案的情報材料，由李克農定名為《向香港當局提供的第一份情報》，詳細列舉了參與該案的敵特人員的分工及他們在香港的住址，特別強調「以上情報是完全確實可靠的」。5月12日，周恩來親自把這份材料的中文本和英文本交給了高氏。
　　周恩來決定派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熊向暉會同高氏前往香港調查，5月15日夜，他向熊向暉當面交待了任務。周恩來說：這個案子非常複雜，不但涉及蔣介石集團，而且涉及英國和美國，所以我們一定要聯合印度，共同促使英國破案。行前，熊向暉閱讀了我方情報部門掌握的資料。
　　5月18日，熊向暉與高氏一行到達香港。他們剛過羅湖橋，就見到了前來迎接的香港員警政治部主任威爾考。香港員警政治部（英文簡稱SB）是個特殊機構，名義上是港警的一部分，實際上自成立起，即是受英國秘密保安局（即軍情五處）操縱的特務機關，該機構包庇縱容各類反華組織在港活動，使香港長期成為國際反華勢力對新中國進行滲透破壞的前沿基地。「喀什米爾公主號」案件在香港的偵破工作就是由這樣一個機構來負責的。
　　威爾考主動提出，為保障熊向暉與內地的聯繫，已指定電報局的英籍報務員負責他的來往電報收發，同時，由電報局安排專人來遞送電報，並要求如熊向暉外出需提前告訴他，以便派員保護。熊向暉對這一安排沒有表示異議。實際上，港英當局這樣「周到」的安排隱含著多層意思。威爾考提出收發電報的安排，是變相在提醒對方作為官方人員應該使用電報局，不要使用秘密電臺，同時，實際上也是企圖對熊向暉來往電報進行控制，因為香港就有英國在遠東地區最大的無線電監聽站；而熊向暉自接到任務起，就按上級要求帶來了譯電員和密碼，說明我方對港英當局的窺探企圖早有準備。至於威爾考提出在外出時派員保護熊向暉，這個「保護」其實就是監視；而熊向暉根本就沒有在香港開展秘密活動的打算，還是在途經廣州的時候，他就告訴高氏自己住在新華社香港分社的招待所，並且不準備外出。後來，熊向暉在香港期間居所外邊有香港員警警戒，他也的確沒有外出。
　　高氏抵港當日下午就將中方提供的情報材料親自交給了港督葛量洪。當天晚間，香港員警根據中方開列的12人姓名地址進行搜捕，但還是有幾人沒有抓到。特別是案件的直接執行者周駒，竟是於當天上午10時悄然搭乘香港飛臺灣的民航班機離開了香港。港英當局在獲知周駒逃脫後，通過高氏轉告熊向暉，要求中國政府暫時不要公佈消息，以利案件偵破；同時，請求中國政府繼續提供情報，「深信中國必有可靠的情報來源」。
　　熊向暉將這些情況報告了北京。周恩來覆電，要求通過高氏轉告港英當局，只要香港政府繼續合作破案，中方將繼續提供有關情報，周駒逃台的消息可暫不公開，但要求港方將周駒引渡回港法辦。中方信守了這個承諾，沒有對外公開周駒逃台的消息，但印度與印尼的新聞媒體持續跟蹤報導此案偵破過程，披露了許多案件的細節和周駒逃台的消息。
　　5月27日，香港政府新聞處發佈公報，指出「看來最有可能的，爆炸物事實上是當飛機在香港停留的時候被安放在飛機上的」，並表示他們將以最大努力進行偵查，以使肇事者歸案法辦。葛量洪在回憶錄中也承認：「很快便證實陰謀破壞是墜機的原因，還證實了香港是唯一可以進行破壞的地方。檢查飛機殘骸證實機翼上裝上了計時炸彈，一定是飛機停留在啟德機場時可以走近飛機的人裝置了炸彈，陰謀組織者很可能以為周恩來在飛機上，不過，他沿別的路線到萬隆去了。」
　　中方繼續向承諾偵破此案的港英當局提供了有關情報。5月28日，熊向暉接到北京電報，印度駐聯合國代表梅農訪問北京後前往香港，周恩來囑託梅農面告葛量洪重要情報。這份情報的主要內容是：香港員警政治部國民黨調查組幫辦李福基，系臺灣重要特務，多次洩漏港方取締國民黨特務非法活動的行動情報；李福基將中、印官員秘密抵港事報告臺灣，還唆使周駒偷渡潛逃，警方的搜捕情況也被他通知其他臺灣特務；李福基最近向臺灣報告，他利用審理此案，暗囑涉案人員堅不吐實，並銷毀罪證材料，還建議由美方出面疏通港方將案犯遞解臺灣。
　　熊向暉奉命將這一情報也通報給高氏，高氏表示此事極為嚴重，他除面告港督外，還以縝密方式報告印度總理尼赫魯。但是，面對中方提供的如此翔實的重要情報，葛量洪仍極力作出港方的解釋：李福基不是案件主審，不知此案全貌，案件材料都由英籍高級警官保管，他無從銷毀；港方不知李福基與臺灣方面保持關係，將認真調查此事；港方從未將中方提供的情報材料透露給華籍職員，但下層具體執行行動的都是華員，無法保密，今後只在具體工作中使用他們。葛量洪還表示，美國未就此案與港方有過任何接觸。
　　但是，據我方情報部門調查，李福基被從案件審理的崗位上調開後，港警政治部安排接替他工作的李洛夫，竟是更為資深的國民黨特務，每天都與臺灣特務曾漢元聯繫，向臺灣特務組織提供更多的此案情報。這一情況，由周恩來在北京面告印度駐華大使賴嘉文，並提出務必希望港督採取措施。港英當局並未照辦，事實上是後來更為信任和重用李洛夫。
　　在此期間，尼赫魯派印度情報局局長馬利克來港。6月2日，馬利克前往熊向暉住所談話，主要是談了印度對此案的一些觀點，並問如港方在審訊此案時，中方官員願否列席旁聽。當日，熊向暉即向北京報告了馬利克來談話的情況，並提出建議：目前列席旁聽審訊應以婉拒為宜，以防港方一旦不能破案藉此推卸責任。北京覆電同意熊向暉的意見。
　　港英方面卻沒有邀請熊向暉參加案件審訊，而且從這時開始，通過高氏傳回來的消息全是案件偵破工作沒有取得進展。直到8月15日熊向暉奉命返回內地，港英官方回饋回來的消息仍是案件沒有進展。
　　據熊向暉回憶，他在港期間，受命一共向港英方面提供了與該案有關的40個人的材料，這40個人都住在香港政府的轄區，都是直接或間接與破壞「喀什米爾公主號」有關的特務或其代理人或者是知道內情的人，其中包括主使者趙斌成，直接指揮者金建夫，參與籌畫者沈齊平，運藏炸彈者張祖順，具體執行破壞任務者周駒，與周駒同受破壞訓練者李瑞元，發放這一破壞活動的經費及獎金者蔡渭清等。根據香港當局回饋回來的捕獲人員名單，其中的沈齊平、張祖順、李瑞元、蔡渭清等均在內。
　　據英國駐華代辦歐念儒在9月2日遞交給中國外交部的《關於喀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破壞案的員警調查綜合報告》，香港警方在案發後調查了68名曾接觸飛機和接觸行李的人員，其中就有香港警方在事件發生後調查主犯周駒的詳細過程，但沒有得到任何有價值的線索。直到5月18日，中國政府代表到達香港後，提供了部分4月11日至5月10日間搜集到的情報，香港警方依據這些情報才使案件偵破有了具體的進展。
　　我方情報部門繼續密切關注案件兇犯們的動向。據外交部檔案館藏《李克農報告「喀什米爾公主號」首犯的動態》，9月6日，我方通知英國方面，趙斌成「改乘飛機逃台」，由於懷疑港英當局內部有人暗中通風報信，李克農特別提醒英方注意保密，「以防該犯逃脫」。至此時，經過我方情報部門的積極工作，案件的真相已大白於天下。
　　案件後續的處理仍在繼續。1956年1月、6月，英國代辦處兩次照會我外交部，稱港英已將逮捕的31人和13人分兩批驅逐出境，送往臺灣。這些人被判定「曾在香港進行國民黨的情報活動」，但「不能提出有關破壞事件的控告」。周恩來以外長名義照會英國代辦處，對港英釋放重大嫌疑犯提出嚴重抗議，並再次鄭重聲明，此案尚未破獲，「英國政府仍然負有不可推卸的國際責任」。
　　但是，兇手們卻始終逍遙法外。據知悉此案內情的臺灣高級特務谷正文講，毛人鳳因此案而晉升中將，成為保密局有史以來第一位活著就升任中將的局長。「喀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第二年，毛人鳳在臺灣病死；趙斌成、周駒則於20世紀90年代死於臺灣。

（金志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