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央視網刊登文章認為，一些大學生找不到工作，以「孔乙己」自嘲，是因為他們「放不下讀書人的架子，不願意靠勞動改變自身的處境」「脫不掉那件長衫」。
　　似乎是對這個觀點的回應，3月20日，滿網流傳著「廣州美團騎手已經招滿」「外賣騎手本科率30%」的消息，換句話說，年輕人並不是脫不掉那件長衫，而是脫了以後依然無處可去。畢竟，騎手被公認為「沒有門檻」的體力（短衣幫）工作。
　　早在幾年前，在很多情況下，傳統認知中體力和腦力工作的區別（前者崗位多，收入低）已經悄然變化。

長衫，已經開始脫下
　　此前就有「砸牆的費用震驚了我」這樣的新聞——雖然未見得客觀，一方面重體力活對人的消耗極大，嚴重損害健康，並不是人人都有能力也願意做的，另一方面它更多是機械重複，並不會有職業生涯中所謂的「成長」。但隨著「白領」們漸漸意識到自己每天做的，也不過是毫無價值的「狗屁工作」，「發展成長」似乎也不再是重要的考量了。
　　僅就薪金而言，也一直在變化。1980年代有「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在國外，1960年代出版的英語教材《新概念英語》中，就有一個人每天穿著西裝出門，找個地方換衣服後去做垃圾清運，晚上洗澡換了衣服回家，繼續向妻子裝成「坐辦公室」的故事。
　　所以，在現實情況下，說人們一味抱著那件「長衫」不肯脫，並不客觀。只要收入到位，科研人員也可以去賣茶葉蛋，白領也可以去清運垃圾——哪怕需要一些「偽裝」。
　　但可能更需要注意的一點是，脫了長衫後，我們就能徑直去做那些所謂的「不需要技能」的體力活兒了嗎？

快遞小哥的能力，我不會
　　其實任何一種工作，都需要技能。以公認的托底工作快遞為例，我住在一座高層，有次電梯開門，沒有人出來，卻呼啦啦湧出一堆快件包裹，等電梯的過程中，發現一位小哥從防火梯噔噔噔走下來，抱起地上的包裹，開始送到一家家的門口。這時才想明白，他應該是每隔5層，就從電梯裡推出一些包裹暫放在樓道裡，這樣就可以把包裹送到住戶門口而不必把所有的快件都背在身上。
　　直到現在，我也沒有想出比這更有效率的高層送包裹的方法。而使用這個方法，小哥需要對自己的負重能力、每天平均的包裹量有一個估計，從而確定間隔多少層是最適合的；也需要對這座高樓的居民有所瞭解——居民相對穩定，社區封閉，包裹放在樓道裡不會有人偷。
　　在教育學上，這些都是「基礎能力」，一個人在學校裡學的具體知識，到了畢業時可能會過時（尤其是在高速發展的時代），但「基礎能力」可以幫助他應對現實的變化，處理面臨的各種事務，這些能力包括但不限於獲取資訊、鑒別資訊真假、處理和分類資訊與事務、從回饋中調整自己、終身學習……
　　於是問題就變成，我們的教育，有沒有教授這些能力？
　　答案有些讓人氣餒。

未被注意的問題
　　網上流傳的一個段子在某種程度上揭露了我們教育的本質：當今社會，電影是教育人的、電視劇是教育人的、明星偶像是教育人的，只有教育不是，教育是篩選人的。
　　雖是調侃，的確也說出了幾分道理：娛樂節目擔起本不該負擔的教化功能，而真正應該「給人一些東西」的教育，卻遠離了本來的目標，成為篩選的工具。
　　落到實際中，就是無處不在的學歷崇拜。只有985的學生才能進大廠——雖然進了大廠可能也只是做GPT可以勝任的內容審核；普通的工作要求有碩士博士學位——雖然可能碩博所學完全用不上；即使婚配，也要有985相親局……
　　但是985的、高學歷的學生具有什麼樣的實際能力，在社會和經濟環境變化時如何應對新的挑戰，似乎並沒有太多的人注意。
　　這裡的高學歷，更像曼昆在《經濟學原理》中所說的，起的是信號的作用。「我成功地在千軍萬馬的獨木橋上勝出了，我比其他同齡人更厲害。」
　　我們的教育，似乎更多是讓學生機械重複性刷題，以背出搜尋引擎百萬分之一的信息量，以用幾萬倍的時間手算出計算器的水準，解出那些日後生活工作中永遠不會用到的題目，在評價體系中取得高分為榮——其實也不僅僅是「為榮」，那會有實際的利益，在考試競爭中勝出，把同齡人踩在腳下，從一個不再會變大的蛋糕中，分得比別人多一點的份額。

如何「找到生活的意義」
　　技能之外，還有人生意義的問題。
　　在和兒子的對話《給河馬刷牙》中，龍應台描述了一個類似的情景：她的兒子，正在讀大學的21歲青年安德列，面對的是高懸在頭上的青年失業數字：比利時21.5%；法國20.2%；希臘26.3%；義大利27%；波蘭41%；斯洛伐克32.9%……（聯合國2005年數位），當時的德國已經出現了類似「平成廢宅」這樣40多歲沒有工作沒有自己的家庭、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全職兒女」，而安德列自己，有一對在經濟騰飛時期成功的精英博士父母，並意識到自己的父母可能需要接受一個平庸的兒子。
　　所幸東亞文化出身的母親並沒有一味「雞娃」，她希望兒子可以快樂地工作和生活，「假定說，橫在你眼前的選擇是到華爾街做銀行經理或者到動物園做照顧獅子河馬的管理員，而你是一個喜歡動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認為銀行經理比較有成就，或者獅子河馬的管理員『平庸』」。——當然，為了有選擇「去華爾街做經理」和「去給河馬刷牙」的權利，「找到生活的意義」，讀書用功還是必要的。
　　這更類似於許多教育研究者心目中的教育：讓每個人都能成長為他自己，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教育系統，不管是政府、家庭、社會，都為他長成最好的自己提供更多的資源支持或途徑。當他到了中年的時候，一方面有一份比較好的工作——這個工作可能是很多外在條件決定的，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某種教育賦予他的工作能力和動力，並且在這個工作中，他仍然有繼續學習和成長的意願和能力。
　　在這方面，我們的教育缺席了。
　　在教育理論中，我們說要讓學生有自己搜尋、鑒別和處理資訊的能力，但在實踐中，我們把唯一的答案灌輸給他們，勒令他們背熟直到形成本能的條件反射；在理論中，我們說要鼓勵創新和獨立思考，但在實踐中，我們禁止學生質疑教科書和權威，禁止他們提問；在理論中，我們說要提倡終身學習，但在實踐中，大部分人離開學校後不會再有真正的閱讀和主動的知識更新；在理論中，我們說要培養基礎性的能力以應對將來，但在實踐中，下崗的高速公路收費員哭訴「我除了收費什麼都不會，我以後怎麼活？」以至於十幾年的教育，產生了大量沒有創造力、不能給社會發展提供增量、需要「內卷」去與別人做零和而不是多贏博弈的「教育成果」。
　　與其讓個人反思，為什麼不脫掉長衫，不如想一想，我們的教育，我們的社會，有沒有給我們的孩子以能力，讓他們在脫掉長衫後仍然能自己保持如其他「穿長衫者」一樣的體面且有尊嚴的生活？

（駿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