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動腦了。」過去半年，社交網路上的年輕人開始發出這樣的感慨。
　　因工作陷入的無意義感，坐在電腦前頭暈目眩、腦子發脹的感覺，席捲了他們。為了逃離內耗，很多人開始行動。
　　2023年，影視策劃張萌離開她待了十多年的北京，回了南方妹妹的家。
　　春節後，她找了份便利店的工作。每天5時半起床，給趕時間的人煮關東煮、夾包子，回復「謝謝光臨」。
　　時薪22元的體力活兒，讓她下班後倒頭便睡，但她感到滿意。幹體力活兒時，「特別知道每一步在幹嗎」，比寫不出東西而焦躁的情況好太多。
　　中國社會科學院碩士生何成，近日也因為做送外賣的工作，上了微博熱搜。高學歷者送外賣，戳中了很多人內心隱秘的擔憂。
　　許多人勸何成，還是該找一個公司上班。校友給他介紹了高校輔導員工作。知名婚戀節目也找上門，想給他相親、提高知名度。
　　他都拒絕了。
　　面對已經失去意義或者失去尊嚴的工作，有人脫下「孔乙己的長衫」，幹起了報酬不高的體力活兒。
　　但詩意的生活，大概率只是停在想像中。人們擺脫不了面對抉擇和平衡自己的時刻。

停止內耗
　　不同於白領等於光鮮亮麗「人上大」的傳統印象，「90後」「00後」年輕人開始將這類工作形容成「狗屁」。
　　我的一位在影視公司做宣傳的大學同學，一年前辭了這份需要經常通宵的工作。
　　她後來進了一家做元宇宙的公司。沒過試用期她又辭了職，現在在家做手串。
　　每天，她的大致程式是把晶瑩剔透的珠子按照教程串到一起。紅的白的藍的，把它們變成五彩斑斕的戒指、閃閃發亮的手環；再掛到二手交易平臺上，「變賣勞動力」，一單50~200元不等。
　　她說，這種需要時間和耐心的手工活兒，比起工作要面對的無理要求，「舒適太多了」。
　　上班時，除了耗費腦力的煎熬，更讓她感到難以忍受的，是付出與收入的不對等。
　　加班沒有加班費，熬夜剪完片子不能調休。即使偶爾一個月獲得項目補貼，工資仍不過萬。
　　「這X班，不上也罷。」兩次聚會時，她都如此感歎。一眾同學連連點頭，心照不宣地感受到疲倦。
　　文科碩士何成，也因為腦力工作感到被消耗，而選擇了幹體力活兒。
　　2019年研究生畢業，他回老家找了份培訓機構教師的工作。他想試試看，如果自己喜歡當教師，今後就考個教師編，安心在河南信陽縣城生活。
　　這份月薪3000的工作卻讓何成倍感折磨。老闆喜歡看所有人都閑不下來的樣子。但所謂的忙碌，在何成眼裡「完全沒有必要」。比如，「白天不開會，過了下班時間他把你拉過來開會」。
　　工作不滿一年，他辭了職。
　　除了投簡歷，大部分時間他都獨自在家待著，「好像什麼也沒幹」。
　　持續幾個月「家裡蹲」後，何成開始精神崩潰。
　　恰好，父親在那段時間不聽他勸阻，購買了傳銷組織銷售的保健品。與親人之間的拉扯，令他第一次感到精神被擊垮。
　　「我得從這個環境中走出去」，何成想，「換一個地方生活」。
　　他很快買了一張離家的車票，目的地長沙。這是他刷抖音時關注的工廠博主推薦的工作，蘋果手機的代工廠。
　　明知活兒可能不輕鬆，但何成一門心思尋求精神解脫，向工廠出發了。
　　北京的大四學生常荔枝，也因為想擺脫迷茫，報名了美團買菜的兼職員工。
　　經歷畢業季，她的生活剩下「混亂」二字。前三年因為疫情上網課，她總乖乖待在家，哪裡也沒去。「我像從大一直接就變成了大四，你問我未來要怎麼做，我從來沒有想過。」
　　對於理想工作，她深受互聯網思潮的影響：不卷、不加班、朝九晚五。
　　她對薪資要求不高，但希望這是一份辦公地點離住處近的工作，免去通勤壓力。「每次在北京地鐵被擠成餡餅的時候，我就覺得我們圖什麼？尊嚴都被碾碎了。」
　　可是，如今看微博、小紅書的帖子，她接收到的資訊都與工作難找、大廠裁員、「最卷求職季」有關。
　　「我現在意識到，在北京好像沒有這種工作。」
　　找不到理想工作帶給她更多的不是焦慮，而是「躺平」。
　　「既然這麼多人想學一份（白領）工作，那我不如試一試別的。」

第二夢想
　　體力活兒是常荔枝內心的第二夢想。
　　和同學在北京街頭行走時，她經常看到超市的招聘廣告——收銀員薪資五六千元。她猜想，此類工作的下班，是徹底的下班。
　　刷招聘平臺時，她錨定了適合社恐的分揀員工作。
　　「機器上出一個單子，就把東西裝袋子裡面，往指定地點一放，配送員拿走。不用和任何人接觸。」
　　大四的下半學期，她還在為是否繼續考研而糾結。2022年第一次考研時，她沒能在470餘萬考生中擠上岸。
　　如果幹一份體力活兒，她想像，既不至於脫離社會，又可以兼顧複習。
　　「北漂」張萌也對體力活兒有著嚮往。在北京混影視圈、寫策劃的日子，她感到自己被困住了。回憶起來，生活裡只有寫作，和寫不出來稿子的焦慮。
　　沉浸式的狀態給她帶來巨大的痛苦，「就像房裡頭放了一堆鏡子，每天只能把眼睛放在自己身上，看到自己的各種問題，怎麼這個不行？怎麼這也寫不出來？」
　　長期熬夜、日夜顛倒地工作，張萌有段時間出現了耳鳴。她開始感受不到外界。一年中，只有空氣中的燒烤味或獨屬於冬天的寒潮襲擊，才能讓她意識到四季更迭。
　　創作做到後面，她發現自己寫的人物也是離地的，夢幻浪漫，但是「假」。
　　幹體力活兒，對於希望真正感受生活的張萌而言，一直是內心的渴望。
　　2023年離開北京後，她到南方的便利店做兼職店員。
　　工作時間從早上6時到下午2時。這是張萌故意挑的時間段。其間吃早餐、午飯的人多，「這個過程時間利用得特別充分」。
　　她不用再經歷被人比下去的心碎。
　　北漂的10年，她沒能成名。「有一段時間會覺得全世界都在奔跑，連樹都在跑，怎麼就自己原地不動。」
　　幹具體的事，讓張萌感到踏實。「人沒有時間想別的，幹活兒就好。」
　　離開「舒適圈」，來到長沙，何成被派了一份加工手機玻璃的體力活兒。
　　進廠不能帶手機，每天工作12個小時，中間一個半小時休息。
　　工作內容大致是，把手推車裡堆積成山的玻璃拿出來，擦拭乾淨，再放在機器上，等待機器加工成標準大小的玻璃。
　　加工一次耗時3—5分鐘。因此，每個工友面前都有10—15台機器。這台開好了，人又走到另一台機器，搬玻璃、擦玻璃。
　　反正周圍沒有椅子，人不能坐下來休息。
　　何成形容，這個活兒沒有太高技術含量，人力的成本比自動化的機器低。
　　即使如此，在工廠拿的工資也比老師3000的月薪高，「一個月五六千，多的時候有七八千」。
　　而他竟能感受到比在教培機構時更強的掌控感。「至少它對人的腦力沒有影響。沒人再給你洗腦。」
　　「工廠主管的訓話更多是一種表演。說白了，嚇唬一下人。」他又補充說。

硬幣的另一面
　　如果不是要熬夜，何成在工廠可以幹得更久。
　　成為工友後，他發現，「兩班倒」是工廠的常規操作。
　　「反正都是從8時到8時」。白班（早8時—晚8時），夜班（晚8時—早8時），每月輪一次。
　　第一個月上夜班時，何成還老實遵守著規矩，等到夜裡零點的休息時間，吃飯補充體力。
　　後面他才摸索出來，寶貴的一個半小時「當然不能用來吃東西」。此後，他上班前往兜裡揣幾根火腿腸，幹活兒餓的時候偷偷吃上幾口。碰上大段休息時間倒頭就睡。
　　這樣的工作強度堅持到第六個月，身體發出了信號。那是他通宵工作的第三個月，「生物鐘」被打亂，「白天回家已經睡不著了」。
　　身體的平衡被打破，讓何成倍感煎熬。他才從其他工友口中得知，很多人因為熬夜，肝出現損傷。肝的指標會影響此後找工作，「大工廠、大公司不要肝不好的人」。
　　他果斷地從工廠辭職，像當初離開家鄉一樣，再度換了個城市。
　　這個選擇在外人看來匪夷所思。沒有工作的何成，去了重慶，沒有親友依靠，從頭再來。
　　英語本科、民族文學碩士的教育經歷，沒給他帶來加成。簡歷像投入大海一樣，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
　　「做老師？做外貿？」他帶著猜想的語氣，試圖告訴我英語專業對口的工作。
　　他對自己的未來迷茫。唯一明確的便是，讓肝損傷的工廠他再也不去了。
　　曾對體力活兒抱有想像的常荔枝，在工作的第一天就感受到了格外的不順。最初，她經過協力廠商平臺，順利被選中當分揀員。
　　到達美團買菜網站的第一天，店長並沒有安排她幹分揀員理貨，而是給商品掃碼。儀器會顯示貨架上應出現的商品，人按照指示來整理。
　　枯燥的工作，讓常荔枝感到自己是「掃碼流水線工人」。不大的場地裡，她站著整理4個貨架，把商品一一歸位。而原先應聘的分揀工就在她面前，像蜜蜂似的朝四處跑。
　　後來她才知道，每個分揀員面前有機器，「提示你要在幾分鐘內完成，目前還有多少商品沒有拿」。
　　一上午的工作結束，她和其他員工到大廈地下停車場的食堂吃飯。在不透光的地下，常荔枝感到人群如螞蟻般大小。
　　「外面都是高樓大廈，整潔的街道，正在匆忙通行的白領。但在看不見的地方，聚集著大量的體力勞動者，密密麻麻地擠在一起。」
　　只工作了一上午，店長讓幾位兼職者先回家，「回去等通知上班」。
　　對體力活兒的重新認知，讓常荔枝無所適從。
　　她曾以為體力工作不用內耗，工資甚至比一些白領還高。但僅僅體驗了半天，她就明確心之所向，「不太想過這種生活」。
　　「幻想都破滅了。」她這樣告訴我結論。

尋找的答案
　　在豆瓣，有一個「輕體力活探索聯盟」小組。這裡聚集的3萬多人，都是像常荔枝一樣，希望探索非白領工作方式的人們。
　　他們的一個口號是：「人生有許多可能性。我們讀書，學習知識，不是為了做到什麼了不起的職位，恰恰是有勇氣去接受更多可能性。」
　　我在裡面認識了月嫂、民宿管家、寵物洗澡師。她們都如文中人物一樣，親歷過辦公室工作的苦，開始探索新的路。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下一站在哪裡。
　　大多數人逐漸發現，體力活兒不是那個一勞永逸的答案。耗體力的工作，擺脫不了年齡、養老焦慮。只有在勞動中找到畢生所愛的事業，才是更多人掙扎尋求的答案。
　　2022年7月，何成在重慶找不到工作的第四個月，他決定送外賣。想法很簡單，先讓身體在路上，找個謀生手段過渡。
　　但他有自己的堅持：不做全職騎手，只做眾包，原因是時間自由。
　　他總結，想送外賣賺錢，無非就是搶時間。比起工廠一天12小時「勻速的累」，送外賣的累「不勻速」。
　　「需要抓住黃金送餐時間，即使已經很累了也要往前沖。」
　　騎車送單的生活，遠沒有想像的詩意和容易。
　　「外賣員是一個高危職業。」工作半年後，何成得出結論。
　　2023年初，因為害怕超時，他闖紅燈被汽車撞倒在地。雖然只受皮外傷，但何成感受到的心理衝擊，與在工廠時聽聞工友肝損傷如出一轍。
　　春節後，他把電瓶車賣了，也不續租電池了。這時他發現，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工作，越來越多年輕人跑來當眾包騎手。

能分到的羹越來越少。
　　如今，他不願再拼命送外賣。
　　他只在雨天送，那時候單子多，單價也高。其餘時間，他在家刷抖音，看書。
　　年過30的張萌，也不再願意為了工作犧牲自我。過往的工作經驗，要求她迎合市場，創作市場愛看的題材。
　　但她如今認為，真正的表達和創作應該是紮根生活。「寫東西這事太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去生活，生活其實就是創作。」
　　便利店的工作是她遵從內心的選擇。在這份工作裡，她觀察每一個細微的人——那些到便利店慢悠悠吃早餐的人、匆匆離開的上班族——再記錄其中的思考。
　　每天下班，她把感受寫下來，作為創作的素材。她下定決心只遵從內心，不向資本妥協。
　　這背後的代價是，在深圳聳立的高樓生活，她時薪22元，沒有社保。
　　「貧窮是我最後的底氣。」她說，自己和多數人不同，因為不在乎金錢，人生可以不被單一的成功敘事框住。
　　何成說，他不認為自己是失敗者。「一個人來世界活幾十年，不能用成功或失敗概括人生。」
　　他不知道自己下一站去哪裡，本來想通過送外賣攢錢做生意，後來因承受不了風險放棄。
　　只有一樣是堅定的。
　　他不會跟著同學們的主流選擇，考編、申博、做學術。這些他都不喜歡。
　　他想繼續顫顫巍巍地找自己的路。
　　「我現在想做既能幫助人又能賺錢的工作。不過問題是，真有這樣的工作嗎？」

（朱秋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