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向暉,中共情報工作史上最具傳奇色彩的人物,被毛澤東譽為「一個人能頂幾個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在周恩來總理親自領導下繼續奮鬥在外交戰線上,和總理有著很深厚的交情。本文摘自熊向暉所著的《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深切緬了他與病重時的周總理的三個「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陪總理進餐
1974年5月20日下午3時許,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打電話通知我,總理今晚7時宴請黃春谷夫婦,命我參加。青長同志讓我提前半小時到達北京飯店西一樓會客室。
黃春谷夫婦是美籍華人,不久前到北京旅遊。1913年到1917年,黃春谷在天津南開學校讀書時和周恩來是同學,那時周恩來還有個名字叫周翔宇。如果方便,總理想見見這位老同學。
我不理解,病中的周恩來總理為什麼要宴請黃春谷夫婦。
當晚6時半,我到了北京飯店,和青長同志剛交談幾句,總理進來了——比預計的時間早20多分鐘。
我已有一段時間沒見到總理了。他更顯得清灌,臉上的老年斑也似乎增多了。但他握手時仍然那麼有力,雙目仍然那麼炯炯。
總理說:本來不打算見黃春谷,看到他寫給我的問候信,叫我「翔宇吾弟」,是老同學的口氣,不落俗套,我很欣賞,決定還是見見他。如果他在信裡叫我「總理」,寫些恭維話,我就不見了。
總理詢問美國、英國、西德的政局,青長同志作了簡要回答,我也補充了幾句。總理說:經濟是基礎,對西方國家的經濟情況應該認真研究,近來冒出一個「石油危機」,西方國家惶惶不可終日。它們離不開石油,都向中東產油國插手,環繞石油問題的鬥爭錯綜複雜,將來很可能在中東爆發一場石油大戰,你們要注意。
總理問:墨西哥的石油是不是很豐富?我說:儲量大約五六十億噸。總理又問:前不久墨西哥總統的兒子來北京,你見了他沒有?我說:外交部沒有安排,大概因為我已不在外交部工作。總理說:不在外交部工作為什麼不可以見見?過去你同他們一家人那麼熟,不見不好,是我忽略了,事先沒有提醒外交部。
這時,陪同人員引導黃春谷走進會客室。總理迎上去握手致意。他對黃春谷說:老同學!57年不見了!我們都老了!又對黃春谷的夫人說:春谷兄比我大幾歲,我怎麼稱呼你呢?就叫你黃大嫂吧。
在進餐過程中,總理向黃春谷夫婦提出一些他們熟悉的也是總理希望瞭解的問題,氣氛輕鬆愉快。
餐畢,總理對黃春谷夫婦說:你們明天一早去長城,今天晚上要好好休息,就不多留你們了。現在我們一起照個相,洗出來送給你們作紀念。
總理同黃春谷夫婦握別後,又對青長同志講了幾位因病住院的黨外人士的名字,要青長同志一一探望,希望他們安心治療。
沒有想到,這竟是我最後一次陪同總理進餐,最後一次當面聆聽總理的談話和指示。當時「沒有想到」,是因為從這次接觸中,我感到總理精神很好,看不出病容。
最後一次見到總理的身容
1974年6月中旬,葉劍英副主席找我談話時,我問他:最近總理在做什麼?葉帥表情沉重地說:兩年前已發現總理有病,但總理堅持工作,現在撐不住了,毛主席、黨中央決定讓他住院治療。6月1日,總理搬到305醫院,醫生盡心盡責,總理身體的底子再好,但他畢竟是76歲的人了。葉帥沒有講總理患的什麼病,我也不好詢問,但我意識到,總理的病情很重。
7月6日,我赴滬就醫,又被診斷患急性肝炎,短期難以痊癒。我每天看報,每天都希望看到總理復出的消息,但每天我都失望。
9月29日下午4時許,我接到羅青長同志從北京打來的長途電話。青長同志告訴我,鄧穎超大姐轉達總理的指示,今年是新中國成立25周年。國慶招待會的規模比往年大,總理要我同醫生商量,能不能請幾天假回北京,過了國慶日再回上海繼續治療。不參加,名字不見報,可能引起猜疑或誤解。究竟行不行,由醫生決定。
我心情萬分激動,接完電話已熱淚盈眶。我知道總理不只是關心我,他還在關心其他許多老幹部,關心出席國慶招待會的所有名單。他是作為政治問題來關心的,因為那時人們常從報上出現的名單觀察中國的政治動態。
我向醫生講了青長同志電話的內容,醫生說:你的肝炎還沒有治好,不能離開醫院,為了不使總理失望,破例給你5天假。他向我交代了必須注意的事項。經詢問接洽,當晚我乘飛機回到北京。
9月30日上午,我收到請柬。我於晚上6時45分到達人民大會堂宴會廳,10人一桌的圓桌幾乎擺滿,絕大部分人已經就座,不到晚上7時就到齊了。我聽到許多人在議論:總理今晚來不來?有的說:總理身體不好,不會來。有的說:請柬是以總理的名義印發的,他一定來。
宴會廳東側入口處的帷幕拉開,水銀燈亮了,軍樂隊奏起迎賓曲。入口處附近的座位上先響起了掌聲,發出「總理來了,總理來了」的歡呼聲。人們自動站起,一面鼓掌,一面踮起腳尖看。後面的人,包括許多外國人,站在椅子上鼓掌。看到的人也相繼發出「總理來了,總理來了」的歡呼,夾雜著「總理瘦了,瘦多了」的感歎。
我看到了總理,他還是穿著那套灰色中山服。他瘦了,瘦多了。他的步履比過去緩慢,鼓掌的節奏也比過去緩慢,但他仍然展現著特有的魅力和風采。總理走到主賓席中間,掌聲更加熱烈,許多人含著眼淚在鼓掌。
軍樂隊高奏國歌,人們暫時安靜下來,但還有許多人拿著相機對準總理拍照。總理在聲振屋瓦的掌聲中緩步走上講壇,人們的眼睛盯住他。總理開始致祝酒詞,他每講完一句,就響起一陣暴風雨般的掌聲。他的祝酒詞不到400字,人們鼓掌的時間超過他致辭的時間。當總理請大家為中國各民族大團結、為世界各國人民大團結乾杯時,會場的情緒達到最高潮。人們舉著酒杯目送總理回到主賓席的座位上,遙向總理祝酒,祝願總理健康。
當司儀宣佈招待會結束後,我隨著人們蜂擁著往前擠,想再看看總理,多看看總理。
總理頻頻揮手,陪著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緩步離去。
這是我最後一次參加總理主持的國慶招待會,最後一次親耳聽到總理的講話,最後一次親眼看到總理的身容。
最後一次見到總理批示
1975年9月5日下午,羅青長同志給我看總理對一份材料的批示。這份材料是香港一家雜誌所載一篇文章的摘要,文中分析蔣介石逝世後的臺灣局勢,介紹蔣經國的經歷以及他的若干情況。
總理的批示很短:請約王昆侖、屈武一談。緊接著是4個字「托、托、托、托」。總理的批示是用鉛筆寫的,有些筆劃顯得彎曲,看得出來總理寫的時候,手在發抖。
我看後忍不住哭了。問青長同志:總理的病究竟怎麼樣?
青長同志流著眼淚說:3年前就發現總理患膀胱癌,癌細胞已經擴散,由吳階平大夫領導的醫療小組盡了最大努力,現在只能儘量延長生命、減少痛苦。青長同志囑我保密。
9月8日下午,青長同志在政協禮堂第一會議室約請王昆侖、屈武兩位同志座談,總理辦公室的錢嘉東、趙茂豐同志,中央統戰部的李金德同志和我參加。
事後,我和幾位同志搜集蔣經國發表過的文章,加以摘要,擬分10輯,用大字鉛印,陸續送總理便於病中參閱。出到第4輯,總理逝世了。
「托、托、托、托」是我最後一次看到的總理的批示。
周總理逝世多年,祖國統一大業尚未完成。祖國統一是海峽兩岸所有中國人的共同願望。
我認為,「托、托、托、托」不是總理「托」給哪一個人的,而是「托」給所有的中國人的。
臺灣當局和臺灣同胞也該不負這一重「托」一一這是周恩來總理為了所有炎黃子孫千秋萬代的利益所做的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