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也不知道明天哪個人會被帶走。」霍寧是一家中超俱樂部的投資人，2023年聯賽開始前，和中國足協對接時，他發現工作人員多少帶點情緒。面對錯綜複雜的足球環境，霍寧感到迷茫。
　　最尷尬的一段時期，中國足協高層只剩下分管青訓和女足的副主席和紀委書記等，但要面對大到聯賽規劃、國家隊發展，小至准入名單、賽程編排等一系列迫在眉睫的工作。
　　2023年3月29日，中國足協召開媒體溝通會，公佈新賽季職業聯賽俱樂部准入名單。此時，離預計的中超開幕式日期，不足三週。上一年，准入名單公佈時，距中超開幕式還有兩個月。
　　會議開到一半，大部分人的手機都收到了新聞推送，兩名曾在中國足協任職的官員被帶走，接受調查。一位與會者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會開得很快，也就半小時。」
　　4月初，南方周末記者向一位中國足協員工詢問，中超開幕式能否如期舉行。他笑了笑，「爭取吧。」直至4月7日中超賽程公佈，揭幕戰將準時打響，一切才塵埃落定。
　　這份不確定，源自過去二百多天裡，中國足球掀起的新一輪反腐風暴。
　　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公佈的信息顯示，截至4月13日，此輪足球反腐，中國足協系統（含前任官員）共有10人正接受調查。包括原國家隊主教練李鐵、中國足協主席陳戌源和分管足球的國家體育總局原副局長杜兆才等。其餘接受調查的足協人士也均在核心部門擔任過要職。
　　「足球領域出現行業性系統性腐敗。」4月6日，國家體育總局召開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會議，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體育總局紀檢監察組組長習驊在會上指出。與會的國家體育總局局長、黨組書記高志丹強調，嚴查腐敗問題，堅決整治「靠體吃體」，深入開展全國足球領域教育整頓。
　　經南方周末記者核實，多家職業聯賽俱樂部亦出現有人被帶走接受調查的情況。
　　眼下，足球領域的行業性系統性腐敗，與俱樂部的解散，投資人的徬徨，贊助商的卻步，交織在一起。職業化改革即將迎來三十年之際，中國足壇掀起了一場「刮骨療毒」式的反腐風暴。

「兩面人」王登峰
　　從公開的時間線上，這一輪足壇反腐的起點，來自230餘天前的一則通報。
　　2022年8月30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官網顯示，教育部體育衛生與藝術教育司司長王登峰接受審查調查。作為教育部門的官員，王登峰曾當選過中國足協副主席，長期負責校園足球工作。
　　2023年3月底，王登峰被「雙開」。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信息顯示，王登峰將貫徹落實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的工作職責異化為私人牟利工具，對黨不忠誠不老實，表裡不一，搞兩面派，做兩面人，銷毀證據，對抗組織審查。
　　教育部一位退休官員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通報中談及的「重大決策部署」，指的是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的發展規劃。
　　王銘是教育部校園足球專家委員會委員，從事足球工作幾十年，他也向南方周末記者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公開資料顯示，2009年，為增強學生體質，擴大全國青少年足球人口，啟動了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活動。國家體育總局每年從體彩公益金中撥出4000萬專項資金（2013年起提升至5600萬），用於推廣青少年足球和校園足球。
　　幾年後，校園足球的主導權從國家體育總局過渡至教育部。教育部官網顯示，2014年年底的一場會議上，時任教育部主要領導宣布，教育部將主導校園足球。
　　承擔具體工作的，是教育部體育衛生與藝術教育司（下稱「體衛藝司」）。北京大學畢業的王登峰，30歲破格晉升教授，2006年從北大調至教育部任職。2011年，他開始擔任體衛藝司司長，直至落馬。
　　「王登峰能說會道，講一個東西，可以脫稿說上一兩個小時。」上述教育部退休官員介紹，王登峰給人的最初印象，便是他的口才。
　　2015年，王登峰出任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下稱「全國校足辦」）主任，成為全國校園足球的實際負責人。
　　多位足球業內人士介紹，相比普及工作，王登峰更注重比賽，並搭建了從校內聯賽到縣區、市級、省級、國家級的五級競賽體系。
　　王登峰倡導的校園足球發展思路，即構建競賽體系、設立榮譽激勵機制等舉措，與許多足球專業人士的意見相左。
　　王銘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校園足球的「主戰場」是課堂，應該定位於讓青少年身體素質得到鍛煉，進一步提升足球技術水平，而比賽只是一個槓桿。為此他曾多次向王登峰表達過這一理念，但並未得到認可。
　　中國足協戰略規劃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校園足球專家委員會委員張路，長期關注青少年足球的發展。他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目前校園足球的方向已經偏離，走向了早期專項化訓練，、選拔尖子的模式，越搞機會越小。應該做的是大面積普及，讓青少年愛上足球。
　　2019年年初，第一批校園足球國家集訓隊成立，並組織與三家中超聯賽俱樂部的青訓梯隊比賽，分為不同年齡段，結果校園足球國家集訓隊六戰全勝。
　　不過，賽後人們發現其存在「大打小」的情況，隊員個子更高，身體更壯。南方周末記者找到部分當時比賽照片，發現一些校園足球國家隊隊員，確實比對方高出一截。
　　賽後，全國校足辦在接受采訪時承認，各組別集訓隊和俱樂部梯隊在年齡組別設置上有一定差異，梯隊的參賽隊員有部分年齡更小，幾場友誼賽的結果「並不足以客觀反映中國校園足球的真實水平」。
　　王銘介紹，中國足協負責管理各地青訓工作，「大打小」事件發生後，一度引發足協不滿，還有人找到他提意見。
　　2019年8月，新一屆中國足協領導班子選舉，王登峰卸任中國足協副主席。三年後，王登峰接受調查。截至2023年4月13日，體衛藝司與全國校足辦合用的公眾號，已有半年多未更新信息。

足協被查人士均涉核心部門
　　2022年11月26日，國家男子足球隊原主教練李鐵接受調查，拉開了中國足協反腐的序幕。
　　隨後幾個月，中國足協常務副秘書長兼國管部部長陳永亮、中國足協原秘書長劉奕、中國足協主席陳戌源、中國足協競賽部部長黃松、中國足協紀律委員會主任王小平、中國足協原副主席於洪臣、中超公司原總經理董錚、國家體育總局原副局長杜兆才相繼被帶走接受調查。
　　中國足協官網顯示，其根據法律授權和政府委託，負責管理全國足球事務。中國足協設有秘書處，管理18個職能部門，以及兩家公司。中國足協還成立了多個專門委員會，負責處理專項事務。
　　上述被調查者所屬的國管部、競賽部、中超公司、紀律委員會，都是中國足協的核心部門。其中，國管部負責管理國家隊事宜；競賽部負責各級職業聯賽運行，包括註冊、准入等；紀律委員會有權對球員、球隊、俱樂部官員等進行處罰；中超公司則擁有中超聯賽的商務資源經營權。
　　如果比較他們在中國足協的任職時間，陳戌源與劉奕相對較短，均在2019年入職。此外，兩人此前未有過體育系統的任職經歷。
　　1994年中國足球職業化以來，中國足協主席一職為兼任，實際管理足協工作的是第一副主席，同時擔任國家體育總局足球管理中心（下稱「足管中心」）主任。中國足協與足管中心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直至2017年年初，足管中心撤銷。
　　2019年8月，陳戌源成功當選，成為首任專職中國足協主席，也是首位非體育系統出身的中國足協主席。
　　此前，陳戌源曾擔任上港集團董事長。2023年1月，上港集團發布數據顯示，上海港集裝箱吞吐量連續13年排名全球第一。上港集團擁有一支中超俱樂部——上海海港足球俱樂部。2018年，上海海港奪得中超冠軍，打破了廣州恆大（現名廣州隊）對中超冠軍長達7年的壟斷。
　　而擔任中國足協秘書長之前，劉奕曾是足球經紀人，上海巍美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的高級副總裁。該公司的主要業務是體育經紀，曾簽下李娜、谷愛凌、張偉麗、蘇翊鳴等多位知名運動員。
　　陳戌源與劉奕來到中國足協任職，曾遭到多位足球業內人士質疑，缺乏足球管理經驗，又是利益相關方。
　　足協此輪被調查者中，除杜兆才外，其餘均屬於足協「老人」。其中，陳永亮曾經歷起落。
　　張康是一位國際級裁判，曾執法多場中超比賽，與陳永亮有過工作往來。他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2001年左右，陳永亮開始在中國足協負責裁判工作，長達八九年，是實際上的裁判主管官員，「主要負責選派裁判執法比賽，寫明理由後，給領導審批，一般都會通過」。
　　當時，陳永亮的領導是時任中國足協技術部主任李冬生。2010年，公安部偵辦的足球比賽賭博系列案件中，李冬生被帶走接受調查。
　　最高人民檢察院官網刊載的文章顯示，2005年開始，李冬生與陳永亮合謀，以虛開發票的方式，套取公款4.63萬元，兩人私分。
　　李冬生利用技術部組織裁判員培訓的機會，與陳永亮合謀，先後以收取資料費等名義，向每位學員收取100元。後來，陳永亮通過各種名目，將部分培訓款項在足管中心或地方承辦單位的財務賬目中核銷，兩人收取的7.15萬元培訓費私分。
　　然而，公開資料中，沒有陳永亮遭受處罰的信息，李冬生則被判九年有期徒刑。
　　據張康介紹，2011年前後，陳永亮離開技術部，前往中國足協職業聯賽理事會執行局工作。2015年年初，騰訊體育亦曾報導過陳永亮在該部門工作的消息。
　　2010年，於洪臣調任中國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兩年後任中國足協副主席。據中新網報導，成為中國足協副主席後，他分管過中國足協職業聯賽理事會執行局以及中超公司。
　　換言之，於洪臣與陳永亮有過上下級的工作關係。2017年，於洪臣離開中國足協，前往中國田徑運動管理中心任職。
　　中超公司公眾號顯示，2016年陳永亮擔任中超公司副總經理，後接任總經理一職。「當時非常詫異。」趙京曾在中國足協擔任過中層職務，與陳永亮有過多次接觸，他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陳永亮為人低調。
　　工商資料顯示，2018年陳永亮卸下中超公司總經理一職，繼任者便是董錚。中國足協管理著中超公司和福特寶公司，後者擁有中國足協杯賽、中國足協超級杯賽等多項賽事以及活動的商務開發權。
　　2020年12月，福特寶公司微信公眾號顯示，董錚以中國足協市場開發部部長、福特寶公司總經理身份出席活動。2023年4月13日，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顯示，中超公司主要人員名單中，總經理仍為董錚。這意味著，董錚一度身兼三個部門職務。
　　趙京介紹，董錚家境優渥，又曾是國家隊的翻譯，為人相對高調，性格與陳永亮截然不同。
　　然而，董錚接受調查前，已經離開中國足協。2023年3月9日，中國旅遊飯店協會公眾號曾發布一場活動預告，董錚以NBA中國全球合作夥伴高級副總裁身份出現。
　　成都市體育局微信公眾號顯示，2020年8月，陳永亮以中國足協國管部部長身份亮相，與他一同出席的是國管部副部長黃松。陳永亮擔任國管部部長，管理著國家隊事務，又成為李鐵的領導。
　　按照公佈的被帶走調查時間來看，先後是李鐵、陳永亮、劉奕、陳戌源、黃松、王小平、董錚、於洪臣，他們均擔任過核心部門要職。根據各級紀檢監察部門官網，他們均在湖北接受調查。
　　此外，王登峰在山東接受紀檢監察機構調查。國家體育總局原副局長杜兆才在何處接受調查，則尚未明確公佈。

有人失聯，有人闢謠
　　李鐵接受調查後，多個足球俱樂部相繼出現球員或工作人員被帶走的情況。
　　其中，深圳隊門將張鷺是較早被帶走的球員之一。據財新報導，2022年11月29日，張鷺被湖北紀檢監察部門帶走。此前，張鷺與李鐵曾是遼寧宏遠隊的隊友。李鐵擔任國家隊主教練後，張鷺亦進入過國足集訓名單。
　　除了球員，深圳隊多名工作人員也被帶走。經南方周末記者多方核實，目前，深圳隊總經理丁勇、前任總經理丁冬梅和李小剛均被湖北紀檢監察部門帶走，接受調查。
　　三人之中，丁冬梅和李小剛從深圳隊背後的佳兆業集團（01638.HK）調任而來，沒有足球管理經驗。加入深圳隊前，丁勇曾在天津權健足球俱樂部擔任高管，當時，權健集團董事長束昱輝兼任俱樂部總經理。2016-2019賽季，張鷺曾在天津權健當過門將。
　　2018年年底，權健集團爆出「傳銷門」後，天津公安機關以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逮捕了束昱輝，公司資金被凍結。旗下天津權健足球俱樂部，無力繼續運營。2019年年初，據《新民晚報》報導，天津市足協開始託管球隊，並更名天津天海足球俱樂部。2020年，球隊解散。
　　工商資料顯示，2020年3月，深圳足球俱樂部總經理變更為丁勇。
　　2023年1月4日，丁勇發了一條朋友圈，圖片裡是人的背部，文上了黑色的鳥類圖案，佔據了半個背部。丁勇配上了兩個字：鳳凰。此後，他的朋友圈再無更新。
　　一位接近深圳隊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丁勇前一天還在開會，第二天就被帶走。2023年，湖北紀檢監察機關的工作人員，曾在深圳停留過一段時間，多位工作人員被叫去協助調查，但都回來了，「有人甚至提前想好了會被問到什麼問題，把證明材料和交易記錄都打印了出來」。
　　過去幾個月，時不時有球員和俱樂部高管傳出失聯消息，也有人想盡辦法闢謠。
　　2023年1月，一位足球記者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當時有位國腳傳出了出國跑路的消息。該國腳向他諮詢了一個小時要如何闢謠。通話過程中，他還讓自己的妻子過來接電話，打了兩句招呼，以示清白。
　　同月，南方周末記者與一位擔任過多家足球俱樂部高管的人士見面。過去一段時間，他曾經工作的俱樂部出現了球員被帶走的情況。採訪期間，他陸續接到足球圈內人士電話，詢問近況，或是其他人的現狀。
　　「孩子不放心，有一次回到家裡，質問起來，讓我交個底，說清楚自己有沒有問題。」他回覆「絕對沒有」。如今，他依舊關注著中國足球，但已經沒有了回足球俱樂部工作的打算。
　　此外，2023年2月14日晚，華夏幸福（600340.SH）發佈公告稱，近日接到湖北省咸寧市崇陽縣監察委員會通知，公司董事兼聯席總裁孟驚因涉嫌違法犯罪對其實施留置。2015年-2016年，李鐵加入華夏幸福足球俱樂部，身兼多職，擔任常務副總經理、體育總監、中方教練組組長。
　　據南方周末記者核實，2023年以來，上一賽季曾在上海申花隊效力的朱建榮、孫世傑、秦升，以及四川九牛足球俱樂部球員耿曉順、李浩傑均被警方帶走接受調查。據財新報導，3月17日，山東泰山隊球員金敬道在上海被警方帶走。
　　一位曾在四川九牛隊擔任高管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3月初的一天，天亮前後，警方衝進了該隊訓練基地的宿舍，帶走了上述兩位球員。目前，並未有公開信息顯示具體是哪裡的警方帶走了前述多位球員，亦無從知曉他們因為什麼事情被帶走，相互之間有無關聯。

「人還沒到賽區，就有電話打過來」
　　1994年中國足球職業化以來，主要分成甲A、甲B和乙級聯賽。2004年改制後，變為中超、中甲、中乙聯賽。
　　2001年10月7日，中國隊1：0擊敗阿曼隊，提前鎖定世界杯出線權，創造歷史。同一時期，甲B聯賽的最後兩輪，發生了連續假球事件。涉事五支球隊（浙江綠城、四川綿陽、成都五牛、長春亞泰、江蘇舜天）因而被稱為「甲B五鼠」。時至今日，它也是中國足球史上最著名的假球案之一。
　　事件發生後，中國足協公佈，除已晉級的上海中遠外，取消當年度另一個升上甲A的資格。五支球隊中，部分球員第二年的註冊資格被取消，球隊的引援和轉會受到限制。四川綿陽隊被降入乙級聯賽。
　　新華社報導，杭州綠城董事長宋衛平把當時收受杭州綠城「黑錢」的裁判名單和受賄細節，交給了新華社。這份名單最終未公開。2002年，裁判龔建平被刑期十年，2000年至2001年他在擔任甲級隊A、B組主裁判期間受賄共計37萬元。
　　2004年，43歲的龔建平在醫院去世，許多疑團至今沒有答案。在中國足球歷史上，他是第一個因受賄被判入獄的裁判，也是「甲B五鼠」事件中唯一被判入獄的足球從業者。
　　一位曾在甲級聯賽執法的裁判，向南方周末記者描述當時裁判的困境，「2000年左右，有些比賽，我人還沒到賽區，就有電話就打過來（說情），里外裡把話都說了，人就像木偶一樣，根本沒法幹，這怎麼搞？」過了兩年，他就不再從事職業聯賽的裁判工作。
　　2004年，第一屆中超聯賽開幕。新的聯賽體系吸引了很多關注，也包括地下賭球莊家。
　　「當時澳門博彩開始對中超開盤，賭球、操縱比賽等情況就多了起來。」一位曾在中超元年踢過球的球員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之前大家都不知道是怎麼個玩法，慢慢才反應過來。
　　2008年底，新加坡警方發出紅色通緝令全球通緝王鑫。王鑫曾是遼寧廣原隊總經理。據《三聯生活周刊》報導，2007年在參加新加坡職業足球聯賽期間，遼寧廣原隊「踢假球」，王鑫參與操縱比賽。次年，7名球員在新加坡受審。王鑫繳納了8萬元新幣的保釋金後，回到中國。
　　2010年4月，公安部在瀋陽將王鑫抓獲，發現新加坡假球事件外，他還在中國通過商業賄賂等手段，操縱個別場次比賽。隨後，多位俱樂部工作人員接受調查。
　　同年，多位中國足協官員也被帶走調查，包括時任足管中心主任、中國足協副主席南勇，時任中國足協副主席楊一民，中國足協原副主席謝亞龍等。
　　根據各類公告，當時足協系統共計有13名官員涉案，至少有9人被判刑，主要涉及貪污罪和受賄罪。刑期從兩年至十五年不等。
　　據南方周末記者統計，上述事件中，接受調查的足球從業者至少還有4名裁判、6名教練員、20名球員，以及20名俱樂部工作人員。加上足協系統官員，多達60餘人。
　　龔建平之後，2012年，陸俊、黃俊傑、周偉新、萬大雪四位裁判，均被判刑。
　　黃俊傑被帶走之後，曾穿著囚服流淚接受采訪：「對不起球迷，對不起父母，我唯一對得起的就是中國足協這幫官員。」
　　在2022年開始的本輪足球反腐中，還未出現裁判被帶走的消息。

管辦分離為何艱難？
　　2023年3月27日，全國巡視工作會議強調，「深入查找、推動解決體育領域，特別是足球領域腐敗問題和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
　　在多位足球業內人士看來，解決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的首要任務，便是中國足協真正做到管辦分離。
　　長期以來，中國足協負責辦賽的同時，又負責管理職業聯賽。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權力與利益糾葛在一起。
　　南勇被帶走接受調查後，面對鏡頭，將原因歸到了自己身上：「終究還是個人的問題，還是自己沒有把握好。」
　　而接替南勇成為足管中心主任、中國足協副主席的韋迪，在2010年做客一檔電視節目時直言：「今後中國足協要杜絕管辦不分，要完成有效監管，我們足協的工作主要就是監管。」
　　早在2004年，就有俱樂部提出中國足協要「政企分開，管辦分離」。2012年，韋迪推動了足球職業聯賽「管辦分離」，設立了新的機構負責辦賽，辦賽與商務也進行了分離，但效果不大。
　　2015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方案寫道，改變中國足球協會與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組織構架，中國足球協會與體育總局脫鈎。
　　接下來，中國足協在內部機構設置、工作計劃制定、財務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等方面擁有自主權。2017年1月5日，國家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正式註銷。
　　這意味著，中國足協「管辦分離」真正邁出了第一步。
　　「管辦分離」是中國足球協會改革的核心。2016年，時任中國足協副主席李毓毅解釋，「管辦分離」就是將以往政府賦予的行政管轄權力，轉變為通過規則來實現。
　　這在國外早有先例。比如，英足總（相當於英國足協）與負責英超聯賽的英超聯盟，處於相對平等的地位。
　　2017年，《體育科研雜誌》刊載的一篇文章介紹了兩者的定位和關係。英足總作為英超聯盟的特殊股東，只在主席和首席執行官的任免等重要決策上，享有一票否決權。此外，只有決策違背英足總的章程以及法律法規時，才能行使一票否決權。
　　英超聯盟收入主要來源於門票、電視轉播、贊助費、海外電視合同與特許經營等。英足總不參與這些利潤的分成，把所有收入全部分給20家俱樂部。
　　相較之下，中國足協除了國家隊的工作外，對職業聯賽的運轉仍有較大的決定權。以負責中超聯賽轉播的中超公司為例，中國足協持有36%的股份，其餘16支隊伍，每支4%。
　　多位足球業內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管辦分離」的一個關鍵問題，在於是否放權。
　　2016年，中國足協曾計劃推動中國職業足球聯盟成立，但遲遲未能成功。
　　2019年10月，據《人民日報》報導，中國足協在一場會議上宣布，因為組建了中國職業聯盟籌備組，下個賽季開始，中國足協不再參與中超聯賽的日常運營，只行使監督權。
　　時任中國足協秘書長劉奕表示，職業聯盟成立後，中國足協將退出中超公司，不再擁有股權。未來，中國足協僅對中超擁有產權和監督權，而剩下的管理權、經營權、權益分配權將交給職業聯盟。
　　然而，這一規劃沒能實現，中國足協也沒有做出解釋。2023年3月29日，中國足協召開的媒體溝通會上，有記者問，中國足球職業聯盟何時能成立？中國足協方面回覆，「沒有一個明確的時間表。」
　　對利益糾葛較少的地方足協而言，「管辦分離」的痛點來自沒有錢，以及得不到認可。
　　楊杰曾在南方某省擔任過省足協副主席，他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脫鈎後，找教育局，教育局不理你；要場地找規劃局，不理你，說你是社會組織；找財政局，說你不是體系裡的機構。」
　　楊杰解釋，沒有撥款，就得自己想辦法賺錢。一般是組織比賽向體育局申報專項經費，或組織裁判員等培訓，收培訓費，「現在搞得好的地方足協，都是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2021年，新華社曾對地方足協「脫鈎」一事進行報導。該報導披露，廣州市足協管辦分離的成功主要得益於政府的積極扶持，將物業資產和球場的經營權交給足協，每年可獲得1800多萬元收入。
　　2023年4月12日，針對中國足協「管辦分離」以及反腐等情況，南方周末記者向中國足協媒體聯絡郵箱發送了採訪函。隨後，郵件狀態顯示為已讀。但截至發稿，未獲回應。
　　4月15日，中超聯賽開幕式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看台上的宣傳橫幅，沿用了去年中超聯賽的口號：「共創新未來」。

（吳超、賈夢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