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31日上午，最後一位原中顧委委員、原成都軍區政委萬海峰在臥床休息時安靜離世，享年103歲。
　　萬海峰是開國大校，1988年實行新軍銜制後成為首批上將，這是新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最高軍銜。
　　他去世後，與他同批授銜的17位上將中，僅遲浩田一人健在了。他的去世，也為紅28軍的歷史畫上了句號。兩屆共372名委員組成的中顧委的歷史，也翻過了最後一頁。

處理歷史遺留問題
　　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開，時任北京軍區副政委萬海峰當選為中央委員。不久後，他被中央軍委任命為成都軍區政委。
　　深秋時節，萬海峰輕裝赴任。到任後，他首先面對的是軍區內部積累已久的矛盾。
　　成都軍區機關是「文革」中的「重災區」，形成了錯綜複雜的派性矛盾。粉碎「四人幫」後，在清查工作中又打擊了一批人，機關內部團結出現嚴重裂痕。成都軍區已有11年未召開黨代會，這在各大軍區是絕無僅有的。
　　萬海峰上任不久就收到各級幹部要求落實政策的大量申訴信。他與十二大後同時到任的成都軍區司令員王誠漢取得共識，成立了調查小組，要求有錯必糾，錯多少改多少。一些人擔心這會否定那段時期的工作，萬海峰提出：「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首先要勇於否定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
　　全軍區共為「文革」中受迫害的5300人平反，為被錯劃為「右派」的近千人作了改正，對2300件歷史遺留案件中的1700餘件改變了原結論或處分。1983年11月，中共成都軍區第五次代表大會順利召開，選舉萬海峰為軍區黨委書記，王誠漢為副書記。
　　萬海峰面臨的另一個歷史遺留問題是，「文革」中軍隊執行的「三支兩軍」損害了軍地關係，這在民族關係複雜的西南地區尤其嚴重，其中矛盾最突出的是軍隊佔用地方土地和房屋的問題。
　　改革開放後，鄧小平指出，軍隊要自覺地服從和服務於國家經濟建設的大局，要在這個大局下面行動。因此，上任伊始萬海峰就提出，要積極主動解決軍地關係問題。
　　成都軍區和四川省政府聯合成立了退房領導小組。萬海峰多次主持會議，逐一研究重大案子的解決方案。他強調，要尊重地方政府，絕不能與民爭利。
　　陸軍47醫院與新都寶光寺有地產爭議，雖然產權屬於軍方，但軍區從宗教政策和支持地方發展旅遊業出發，將5200平方米的地產和房屋無償移交給了寶光寺。軍區三局駐地當年多佔用了無主荒山坡200多畝，軍區主動把190畝好地和能耕種的坡地退給了群眾。南充軍用機場長期閒置未用，萬海峰指示駐軍將宿舍的平房改為樓房，收縮營區，騰出大片良田交給當地農民。
　　至1983年底，軍區處理了259件較大的遺留問題，其中僅一個軍就清退房屋56600多平方米、土地1680多畝，賠償現金609萬元。

「成昆之變」
　　進入1985年，醞釀已久的百萬大裁軍腳步漸近。
　　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幾次談起，世界大戰一二十年內打不起來。他說：「我們既然看准了這一點，就犯不著花更多的錢用於國防開支，要騰出更多的錢來搞建設。可以下這個決心。」他反復說，軍隊要「消腫」。「腫」在哪裡，主要是腫在各級領導機關，再就是大軍區。
　　按照總參謀部初步擬定的精簡整編方案，三總部機關人員編制將精簡一半，原來的11個大軍區合併成7個。
　　1985年3月，消息傳來，成都軍區將被撤掉，合併到昆明軍區中去。4月，全軍各大單位參謀長會議在京召開，討論後的方案仍是如此。這很自然，因為當時昆明軍區是全軍唯一有作戰任務的大軍區，鄧小平曾三次通令嘉獎參戰部隊，胡耀邦曾親臨前線視察，還題詞「國威軍威看西南」。
　　這一消息在位於北較場的成都軍區大院中引起了巨大的波動。在建的現代化通訊情報中心大樓，挖好的地基三次填平，又三次重新動工，足見其波動之劇。萬海峰和王誠漢盡力安定人心，確保各項工作有序進行，同時也在組織人力，對保留成都軍區的合理性收集論據。
　　昆明軍區政委謝振華形容，在定案公佈之前，一種「到底鹿死誰手還很難說」的想法仍在大家腦中縈繞。
　　1985年5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方案就要最後「定盤子」了。
　　萬海峰和王誠漢召集一起來參會的成都軍區軍務部部長劉國斌、幹部部部長程功明、幹部部處長李德義開會，商定在軍委做出最後決定前按正當程式向軍委反映意見。李德義執筆，連夜起草了《關於昆明、成都軍區合併後定點問題的幾點想法》的建議信。
　　信中提出，大軍區定點要有利於作戰指揮，便於組織部隊向其他戰區機動，因此設置上應具有一定的彈性和穩定性，不宜過於靠前。信中強調，成都到昆明、西藏的交通和通信設施比較完善，特別是成都到拉薩一線經過30多年建設，公路、通訊、倉庫、兵站等都比較完善，而僅僅新開通昆明到拉薩的通訊線路一項就需要投資上億元。
　　信寫好後，以萬海峰和王誠漢的名義，分送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以及軍委副秘書長楊得志、餘秋裡、張愛萍和洪學智。在軍委擴大會議分組討論會上，萬海峰和王誠漢又根據這封信的內容作了聯名發言，得到不少人的回應。
　　總參謀長楊得志徵求擬在昆明、成都軍區合併後出任新司令員的第一軍軍長傅全有的意見，傅全有說，領率機關駐地應該從長遠考慮，雲南邊境的戰事是階段性、局部的，不是永遠的戰場，一旦戰爭結束，昆明偏於一角，對於整個軍區部隊建設和管控西藏方向都是不利的，定點成都更有利。副總參謀長何政文兼任軍委精簡整編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最初支援定點昆明，這時也改變了看法，向軍委提出了定點成都的建議。
　　6月3日下午，方案將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全體會議上公佈，成為定局。當天中午，成都軍區的人比其他人早兩小時得到消息：「定了！變了？？？？」
　　新組建的成都軍區包括雲、貴、川、藏三省一區。6月5日，中央軍委任命了新的軍區領導班子。65歲的萬海峰擔任政委，是原昆明軍區和成都軍區班子中唯一留任的，新組建的軍區黨委共8位常委，除他之外都是從軍級領導職務上提升上來的，新班子平均年齡54歲，比過去老班子年輕10歲。
　　在萬海峰的帶領下，新班子在「擇優任用、一視同仁」的前提下，在幹部調配中大體做到原成都、昆明兩個軍區各一半。機關住房緊張，萬海峰動員原成都軍區機關幹部優先照顧來自原昆明軍區的幹部，並把一幢剛建成的宿舍樓全部讓給由昆明來的機關幹部及其家屬居住。
　　8月23日，在新落成的成都軍區大禮堂召開了歡迎昆明軍區機關幹部大會，成都軍區翻開了新的一頁。

百歲上將
　　1987年，萬海峰在十三大上當選中顧委委員。這年，孫德閣成為他在北京的駐地的工作人員，他回京開會時，孫德閣經常陪同。
　　孫德閣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中顧委開會地點在中南海九號會議室。一些久經沙場的委員們發言果敢，即便最高層領導蒞會他們有意見也直言不諱。相比之下，萬海峰算是中顧委中的「小字輩」，發言不多，很講分寸。
　　1990年，萬海峰達到最高服役年限，退出軍隊領導崗位。1998年9月，他正式離休。
　　從那以後，他每到一地，哪怕只能逗留三五天，也要留出足夠時間去探望當地的老戰友、老部屬。離休後五年裡，他看望了240多位老戰友。
　　每次他對秘書孫德閣講起自己的老領導、恩人高敬亭，都會流淚。
　　1933年，紅軍長征後留在鄂豫皖根據地的紅28軍政委高敬亭在行軍途中「撿到了」快要凍餓而死的紅軍小戰士萬海峰，破例將13歲的他收入麾下，留在身邊做勤務員，對他視如己出。他本來只有一個乳名叫「毛頭」，是高敬亭給他取名「萬海峰」，寓意「紅軍從四面八方彙集而來，像海洋一樣大，像山峰一樣高，部隊和個人都有光輝燦爛的前程」。
　　國共第二次合作後，高敬亭率領的紅28軍被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成為新四軍四個支隊中戰鬥力很強的支隊，身為四支隊司令員的高敬亭也成為新四軍著名戰將。但1939年6月的一天，高敬亭奉新四軍軍部電令，帶著萬海峰等20名戰士前往安徽肥東縣青龍廠開會，一到卻被關押起來。
　　6月24日是萬海峰一生中最為刻骨銘心的日子。在這一天，高敬亭因「破壞黨的統一戰線」等罪名被錯誤處決，年僅32歲。
　　這件事對年輕的萬海峰而言是一次精神上的重創，如同晴天霹靂一般。他第一次親身領略了鬥爭的殘酷，這對他一生的性格和作風影響至深。他後來曾說，這件事從反面教育了他，遇事三思而行，不可輕率魯莽，不能捕風捉影，對待幹部的處理必須持慎重態度。
　　1977年，中央為高敬亭平了反。多年來，萬海峰一直為高敬亭之事而奔走。1989年，在高敬亭犧牲50周年之際，萬海峰主持出版了《被錯殺的將軍》，全國政協主席李先念和徐向前元帥等題詞。萬海峰為該書作序時寫道：「高敬亭同志被錯殺，是新四軍的一大冤案。他的死，是我黨我軍的一個巨大損失。」
　　退下來後，萬海峰依舊繁忙，他一直很掛念老區，有機會就去走訪。
　　京九鐵路項目1992年上馬，當時有兩個方案：一是經安徽阜陽到江西九江，二是經河南信陽到九江。第一個方案被採納的可能性更大，因為第二個方案要繞行大別山，會增加投資。河南信陽地區副專員鄭淑真找到萬海峰，希望他為家鄉說話。
　　萬海峰聯繫了李德生、尤太忠、鄭維山、高厚良、陳明義、潘焱、曹思明七位老將軍，上書中央，建議國家對老區進行幫助和扶持。中央很快批下來，同意京九線走老區，讓京九線成為了一條扶貧線。
　　1998年，萬海峰到安徽舒城縣新四軍四支隊舊址視察，發現旁邊的小學條件很差，就與高敬亭的老戰友汪道涵、裴先白等一同倡議，建設一所希望小學。20多位四支隊老戰士積極回應，集資30萬元，將新小學命名為「敬亭小學」。
　　從1972年就任北京軍區副司令開始，北京北新倉胡同16號院就成為萬海峰的家。院落清幽靜謐，室內簡素，會客廳的牆上掛著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朱德的大幅合影，還掛著萬海峰與鄧小平、江澤民等中央領導的合照。
　　萬海峰的離休生活很有規律，最喜歡的運動就是散步。他每天早上6點起床，帶上小收音機外出，邊散步邊收聽新聞。回來後，他用早餐，看報刊雜誌，會見來自家鄉和部隊的客人。
　　他和夫人趙政感情很好。趙政也是一位老革命，是五六十年代授銜的43位女校官之一。1943年，還是新四軍團職幹部的萬海峰與女軍醫趙政經組織介紹於10月在蘇中抗日戰場結婚。他們的結婚證被趙政視若珍寶，縫在了內衣裡，片刻從不離身，使之在多年的戰火中保存下來。後來軍事博物館希望收藏這張結婚證，被趙政婉拒。
　　萬海峰對兒子萬曉平、萬曉松、萬曉援和女兒萬曉荊要求嚴格，很忌諱子女躺在父輩的功勞簿上，並立下規矩：不許子女到自己和夫人領導的部隊當兵。萬曉援後來成為了總參四部部長、共和國少將。
　　他晚年時，家裡四世同堂，兒孫繞膝，其樂融融。作為老紅軍、老將軍，他工資水準不低，但平日裡院子裡的生活簡單樸素，院子裡的人也一貫低調。
　　他晚年出版了自己的傳記《跨越硝煙與鮮花》。在組稿期間，萬海峰對秘書孫德閣回憶起很多舊事。
　　高敬亭犧牲後，萬海峰被送到新四軍教導隊學習，畢業後分配到陳毅和粟裕任正副指揮的新四軍江南指揮部任偵察參謀，陳毅和粟裕對他這位高敬亭的部下很是關照，他也表現出色。皖南事變後，新四軍一師師長粟裕提拔21歲的萬海峰出任營長，有人把這次火線提拔稱為他人生的「四級跳」。受粟裕提攜和培養，萬海峰在敵後抗日戰場迅速成長。在解放戰爭中，他幾乎參加了華東戰場的每一次重大戰役，他常說：「我這點兒參謀本事，都是粟裕首長手把手教的。」
　　皮定均是萬海峰口中「很會打仗」的人，他既是萬海峰的第三位伯樂，也是其莫逆之交。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後，時為24軍71師副師長的萬海峰要隨機關被編入空軍，軍長皮定均勸他留下來當炮兵主任，因為朝鮮戰場能起重要作用的一定是炮兵，萬海峰據此婉拒了升遷。事實的確如此，手榴彈、大炮和坑道成了志願軍的「三大法寶」。
　　離休後，萬海峰每年都會到唐山看看。他從朝鮮戰場回國後駐軍唐山近20年，唐山大地震發生時，抗震救災的最初名單裡沒有他，已任北京軍區副政委的他主動提出去前線救災，被任命為抗震救災前線指揮部副總指揮。
　　2007年，萬海峰擔任了「紅軍小學」建設工程理事會榮譽理事長。到目前為止，全國已建成400多所「紅軍小學」。萬海峰夫婦還加入「一幫一」助學行動，常年資助貧困兒童。
　　2020年，萬海峰住進301醫院。「八一」前夕，醫院想拍攝一段他寄語建軍節的視頻，他爽快答應了，特地穿上嶄新的紅軍軍服，面對鏡頭端坐在沙發上，鏗鏘有力地說：「我是1933年入伍的，今年100歲。」
　　2021年「七一」前期，101歲的萬海峰獲得「光榮在黨50年紀念章」，是榮獲此項殊榮的黨齡最長的老黨員之一。
　　河南新縣（原鄂豫皖根據地首府）的「鄂豫皖蘇區將帥館」有一面銅制的將帥牆，雕刻著大別山走出去的349位共和國將帥的塑像。第一排正中為劉伯承元帥和徐向前元帥，兩側為徐海東大將、陳賡大將和王樹聲大將，此外還有21位上將、43位中將和280位少將。萬海峰的雕像在第一排最右側，他也是這些將帥中最後一位離世的。
　　多年來，萬海峰一直盡力照顧高敬亭的幼女高鳳英。他去世後，年過八旬的高鳳英發來悼文，稱萬海峰「如同我的父親一樣」，萬海峰的離去使她感到「從此失去精神的依靠」，落款是「女兒」。

（宋春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