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奇人羅青長

經歷長征
  羅青長1932年參加共青團,入團後一直在蒼溪中學從事地下工作。1934年8月,紅四方面軍八十九師來到四川蒼溪,羅青長響應黨的號召,和23名同鄉一起加入紅軍的行列(到全國解放,倖存下來的只有3人)。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在蒼溪打響了渡江作戰的第一槍,16歲的羅青長告別故里,跟隨隊伍開始長征。
  紅軍駐紮在大金川時,羅青長擔任武工隊隊長。一次與少先隊指揮部熊作方去崇化縣,聯絡一座喇嘛寺的婦女獨立連。當他們到達喇嘛寺時,只見殘垣斷壁、餘燼未熄,30多名紅軍女戰士全被敵人槍殺。其中有一個是羅青長認識的達縣籍女戰士高立生,年僅16歲,臨犧牲前緊握手榴彈,怒目圓睜,此情此景讓他終生難忘。
  由於張國燾的錯誤路線,紅四方面軍3次過雪山草地,每次都有紅軍戰士長眠在那裡。一個小戰士,生性活潑,平時總愛張著嘴樂。大家給他取了一個綽號「叉口」。過草地時,由於饑寒交迫,他倒下了。臨犧牲前,他拉著羅青長的手說:「羅青長,我不行了,你們去把紅旗插遍全中國吧!」
  1936年夏,羅青長率武工隊執行籌糧任務,返回途中,在丹巴縣兩河口發現渡河的橋樑被敵人燒毀。橋下是湍急的河流,隊伍中會游泳的不過半數,而敵人的追兵就在身後,情況十分危急。這時,他急中生智,命令大家解下綁腿,連成繩索,會游泳的和不會游泳的交叉排開,一起下水,順流而下,終於在敵人趕到之前回到了部隊。
  一直以來,長征都被西方學者視為「比摩西帶領信徒穿過紅海更大的奇跡」,長征老兵則是「革命的精華,構成了人民共和國奠基的神話人物。」從羅青長和他的戰友們身上,這一切都體現得淋漓盡致。

在秘密戰線上
  1938年11月,作為中央社會部的秘密幹部,羅青長被派往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他的公開身份是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主任林伯渠的機要秘書,暗中,他在西安地下情報系統負責人吳德崢的領導下,從事情報搜集、整理和傳遞工作。
  當時,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的駐地七賢莊1號,是我黨在國統區的視窗,也是國民黨特務的心頭大患。監視與反監視的鬥爭在七賢莊激烈展開。特務在七賢莊旁邊的小學裡堆土成山,上面設立哨亭,隨時掌控院內的情況;七賢莊對面的一所中學也設立了隱蔽的監視點,敵人在牆上挖了小洞偷窺。為了嚴密監視我方行蹤,西安警備司令部甚至以登記為名,闖進七賢莊檢查。按照國共雙方約定,八路軍辦事處的人員、槍支、彈藥都要上報。特務一直期望能找到漏洞借機下手。由於羅青長的精心佈置,每次檢查都是無懈可擊,甚至連子彈都一粒不多一粒不少。
  為了保持與中央的聯繫,七賢莊配有大功率電臺。特務從無線電監聽中發現異常電波後,幾次進門搜查,結果總是無果而返。一天深夜,西安警察局長派偵緝隊長帶隊突擊檢查,仍然沒有發現任何蛛絲馬跡。如今,這個經羅青長巧妙隱蔽的秘密電臺,成了革命舊址七賢莊的一個參觀點,每天都要接待來自全國的參觀者。
  1939年4月,羅青長根據組織安排轉入地下活動,以中尉書記官身份作掩護,打入胡宗南部。一次,他得到消息,負責同自己聯繫的人「動搖了」。他不由一驚:大量秘密文件還放在連絡人那裡!當時西安全城戒嚴,顧不上考慮個人安危,他冒著生命危險,通過層層警戒線,從連絡人處取回文件,安全轉移到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
  1941年羅青長被調回延安,擔任中社部一室指導科科長,進入我黨情報機關的核心部門,協助李克農等中社部領導負責聯繫指導全黨各情報系統,全面掌握對敵情報鬥爭。他博聞強記、勤於思考,由他撰寫的關於三青團的報告,得到了毛主席的讚賞。同時,他還是有名的活檔案,中央前委轉戰陝北,時任中社部一室主任的羅青長隨行,每天向毛澤東、周恩來提供國民黨部隊的調動情報,對國民黨師以上軍官瞭若指掌,對我黨各系統情報部門如數家珍,毛澤東稱讚說,「我們每天都有得用的情報」。

澄清潘漢年案
  1955年潘漢年案件發生。按照周總理的要求,由李克農同志牽頭,時任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的羅青長擔任組長,與總理辦公室秘書許明、公安部12局局長狄飛,組成三人調查小組,調查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潘漢年和中央來往的電報和有關記錄文件。
  三人小組花了三個月時間,按年月排列,認真調查了潘漢年當時與中央的有關文電,整理出一份詳細的審查材料。4月29日,李克農根據審查材料向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寫了正式報告。報告列出7個疑點,建議中央進一步審查核實,同時也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證:
  一是中央一再有關於打入敵偽組織,利用漢奸、叛徒、特務進行情報工作的指示;
  二是潘漢年進行的情報工作都有正式報告;
  三是潘漢年提供了很多決策性情報,得到中央的好評;
  四是組織機密一直未被洩露,直到上海解放;
  五是潘漢年所屬的重要關係,當時還正在起著絕密的現實作用。
  然而,當時「左」的風氣越來越盛,這份實事求是的報告沒有得到中央的重視。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陳雲同志建議重新複查潘漢年案,這份報告才成為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重要依據,發揮了積極作用。
  1995年3月,在潘案發生後第四十年,羅老發表了《潘漢年冤案的歷史教訓》一文,以親歷者的身份,結合當時的政治背景,客觀回顧了潘案始末,還歷史以真實。在文中,他不只一次地寫到:「潘漢年冤案的發生,是我黨的歷史悲劇。」「潘漢年冤案,是一個歷史悲劇,是沉痛的教訓。」

總理囑託系半生
  從三十年代起,羅青長就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工作。1952年起即擔任中央對台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長期在周總理的領導下分管對台工作。
  1975年9月4日,周總理病情惡化,仍不顧疾病的折磨堅持批閱文件。當他看到《參考消息》3日轉載香港《七十年代》編輯部一篇專稿《訪蔣經國舊部蔡省三》時,當即批示,要羅青長和他的秘書錢嘉東找王昆侖、屈武等人對有關蔡省三的材料「進行分析」,「弄清真相」。在批件的最後,總理用顫抖的筆連寫下四個「托」字。
  由於病魔的折磨,總理連續幾天都處於半昏迷狀態。12月20日,他的神智稍微清醒,清晨一醒來就呼喚羅青長的名字,催促身邊的工作人員把羅青長找來。等羅青長一進病房,總理就急切地詢問臺灣的近況以及臺灣老朋友的情況,囑咐羅青長不要忘記那些對人民做過有益事情的人。由於身體的極度虛弱,總理兩次昏迷過去,最終不得不終止談話。
  對於總理的囑託,羅青長一直銘記在心,始終心系臺灣。1960年,總理曾托張學良的弟弟張學銘及夫人朱洛筠轉送一封親筆信:「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有期。」羅青長不知道這封信是否轉達到張學良手中,又於1992年和1996年兩次手書,托人轉交張將軍。第二次轉交,張將軍終於看到了。捎信人閻明光帶回了張將軍手捧字幅沉思的照片。2005年連戰、宋楚瑜的大陸之行,更讓他興奮了好幾天。他相信,如果總理泉下有知,也一定會感到欣慰。

(曉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