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晩上，《環球人物》記者來到了淄博。過去兩個月，這座位於山東中部的工業城市在全國刷足了「存在感」。相關資料顯示，淄博「五一」整體旅遊訂單較2019年上漲441%。
　　「五一」後的首個休息日前夜，微風飄蕩，淄博站依然迎接著一撥又一撥客人，帶有「淄博」字樣的指示牌是熱門合影物件。一名來自濟南的小夥子指著身後的四五位同事告訴《環球人物》記者，下班前部門「臨時起意，去淄博吃燒烤團建」。待人流湧動至出站閘機口，工作人員迅速開放了所有的閘機通道，乘客直接通過。
　　《環球人物》記者走訪的這些天裡，本地市民、志願者、計程車司機、燒烤店老闆……幾乎每個身處這場萬民「趕烤」中的人都能說出幾個或親歷或耳聞的「流量故事」。這些故事的一致性在於，它們被視為一對因果關係中的「果」，而「因」，就是那個在講述中被屢屢提及的主體——淄博政府。孕育這股燒烤熱浪的，是政通人和的區域生態，點燃它的，是一個以人民為中心的服務型政府。

「備水時刻表」
　　走出淄博站，算是正式進入了這座城市。這個時候，最先清晰地向遊客傳遞出它的某些氣質的人，很可能是像李松林這樣的市民。
　　38歲的李松林身形結實，膚色黝黑，頭髮俐落地向後梳起。「水是免費的，需要的話拿就行！」——他彎著腰，劃開礦泉水外包裝的塑封膜，快速地把一瓶瓶水擺在面前的大理石石墩上：「別不好意思啊！」靦腆的遊客循著他的招呼，輕輕拿起一瓶，道一聲「謝謝」後離開。
　　李松林是一名吉他老師，做過中長跑運動員，他12歲開始練體育、彈吉他，是「地地道道的淄博人」。4月26日，李松林開車路過火車站，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都是孩子，咱們周圍買不著水，我擔心他們渴，就去進水了」。
　　第一次，他拉來1000多瓶礦泉水，從上午10點鐘左右開始送，不到兩個小時就被一掃而空，「嚇我一跳，呼呼地拿」。他請一位師傅騎著電動大三輪又拉來5車。那天李松林忙到午夜12點，最後一數，共送出去8200多瓶。
　　他平時週一到週五白天備課、晚上上課，週六和周日全天上課。「五一」前，他預感到即將到來的龐大人流量，特地和學生們商量，調整了吉他課程的時間。假期的5天裡，李松林每天早上9點趕到車站，在之後的十幾個小時裡重複著劃開、抓起、擺上的動作，有時著急了，鋒利的包裝毫不客氣地在他手指上留下痕跡。
　　他大大方方地主動對《環球人物》記者坦陳，從第一天送水開始，自己就在短視頻平臺上直播這件事。「做公益4年以來第一次開直播。」他解釋道，初衷和「漲粉」無關。「新冠疫情的時候，我托了好些朋友，買了幾萬塊錢的口罩送到小學學校，那時候開播不比現在容易火？現在就是為了讓全國觀眾更瞭解咱們淄博，沒別的。」
　　4月30日上午，直播間毫無徵兆地「爆了」，線上觀看人數達「10萬＋」，李松林很興奮：「也不知道具體多少人，但全國人民都能看到——『你看人家淄博多好』，是吧？」
　　那天下午，他前前後後接到了20多個飲用水廠家的現場問詢：「你看那水能合作嗎？」「我可以買你的，但要是你送，我就不要了。」對話往往很直接。「因為我很忙，他都能看到，也不好意思一直打擾。」
　　5月6日，《環球人物》記者在淄博站見到李松林時，已是他送水的第十一天。晚上8點鐘吉他課結束後，李松林開車拉著300多瓶水趕過來。天氣有些涼意，水的需求量下降不少。
　　連續多天的高強度用嗓讓他的聲音變得喑啞。因為上廁所不方便，再加上還得一直盯著直播間，防止「有人趁機湊過來做品牌植入」，李松林就不吃東西，也儘量不喝水，這讓他的體重基本以一天一斤的速度往下掉。其間偶爾有路人拿著剛買的小吃在他的直播鏡頭前晃幾下，他趕忙過去制止：「上面有品牌名，不要照進來，會被別人誤認是廣告。」
　　這座城市裡還有不少李松林的同行者。有媒體記錄了一位送出3000瓶礦泉水的市民王先生。15公里外的淄博北站，一些企業也在出站口設立了贈水點，為來到這裡的遊客免費送上一瓶水。
　　現在，李松林已經熟諳客流大小的規律，他有一張列車到站資訊疊加實踐經驗生成的「備水時刻表」：「上午10點多到下午2點是個高峰期，晚上8點多是另一撥，夜裡11：20左右也有一趟車，人不少——我一般都在這之後回家。」他說。
　　又一波出站高峰退去，李松林拿起幾瓶水，徑直走向幾十米外正在執勤的交警——這一班在下午5點上崗，10點左右回到辦公室，遇到像「五一」這樣任務較重的時候，通常要12點以後才能休息。
　　一位交警告訴《環球人物》記者，除了外地車牌明顯增多，幾支免費接送外地遊客的愛心車隊也非常引人矚目。「大多是豪車，遊客去哪裡，他們就接到哪裡。燒烤火了兩個月，它得出現一個半月。」
　　18歲的高中生王子涵見過那場面。4月18日下午，她正在八大局做志願者，一輛加長的黑色林肯停在八大局門口，兩側車身的車窗位置各貼了一條紅底白字的橫幅：免費接送外地遊客。一位穿黑衣服的大哥下車，吆喝著目的地：「還差兩個人，誰來？」兩名遊客聞訊上車後，車一溜煙兒開走了，「很帥，很拉風」。
　　八大局的全稱是八大局便民市場，位於淄博市的主城區張店區。後來百度發佈的「五一景區熱門排行榜」顯示，4月30日，八大局熱度排名第一。而在王子涵成為志願者的4月18日，那裡的客流量就已經很大。「我們家就住在馬路對面，看到好多外地車停過來，海南、重慶、湖北的都不少那一天，她跑到八大局南門的志願服務崗：「咱們這裡需要志願者嗎？」「哎呀，行行行！」對方答應得很痛快，給了她一件紅馬甲。「沒想到一下子就能當上，去之前我還想，要不要先問問準備什麼材料呢。」王子涵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那天下午，她站了4個多小時，其間一直舉著淄博燒烤公交專線的牌子做指示引導。「大家從八大局出來，可能會問去哪坐燒烤公交專線、專線能到哪，我就負責回答大家的這些問題。也有人說想去吃某一家的燒烤，我就告訴對方應該怎麼走、到哪一站下。」
　　5月7日中午，氣溫升至20攝氏度，日光稍有些強烈。《環球人物》記者步行至八大局附近，周邊路段已經出現擁堵，幾位交警正在維持秩序。從出入口方向走來的行人，大多提著好幾個裝著炒鍋餅、紫米餅等「網紅小吃」的塑膠袋，看上去是滿載而歸的模樣。
　　跟隨人流湧動的軌跡進入八大局後，《環球人物》記者注意到，鮮少有不需要排隊的店鋪。部分店鋪的視窗處還貼著「一隊」「二隊」「三隊」，用以指示排隊位置。
　　八大局主幹道不到700米長，一路走來，《環球人物》記者看到不下10位身穿紅馬甲的志願者。他們有的來自社區，有的來自機關事業單位，有的是像王子涵一樣主動報名參與，在這裡清潔衛生、維持秩序，「能幹的都幹」。
　　北門出入口旁，三四位志願者正忙於為外地遊客辦理免費寄存服務，他們給行李貼上編號，以便對號取件。馬路對面，一隻腦袋上系著花頭巾的「青蛙」格外引人注目。它手握一根長長的細木棍，兩頭挑著幾十隻充氣小「青蛙」，每次看到有人給自己拍照，總會主動擺擺手打招呼，或者「啪」雙腳併攏，敬一個可愛的「蛙禮」。她自稱是「濱州姑娘，淄博媳婦」，名叫鄭海俊。

「遊客高興，我就特別高興」
　　鄭海俊30多歲，平時在企業裡從事光學類工作，性格活潑。不久前，她在刷短視頻時偶然看到有人穿著青蛙服售賣充氣「青蛙」，考慮到近期湧入淄博的遊客規模，她想，這份兼職既能和人多交流，也能有一份額外的收入。4月29日，鄭海俊帶著此前在網上購買的30只「青蛙」，15塊錢一隻，在試探中開了張。沒想到”不夠賣，我來了最多一個小時，就賣完了」。
　　她信心足了些。第二天，鄭海俊請做玩具批發的哥哥幫忙，從地一下子進了幾百隻「青蛙」。「五一」期間，她上午在家給「青蛙」充氣，下午2點多出門，9點回家，最多的時候，一天賣出去70多隻。
　　後來為了區分性別，她淘來一條色彩鮮豔的花頭巾，系在青蛙腦袋上。《環球人物》記者見到她的這一天，剛好是她系花頭巾的第一天。辨識度增加的同時，也平添了幾分趣味。
　　鄭海俊所在的地方行人、車輛往來密集，四五十歲的中年人、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和小朋友們都對這隻矗立在馬路邊搖搖擺擺的「青蛙」興致盎然。她總是歡快地對迎面走來的人說：「淄博歡迎你！祝你們玩得開心！」有時從外地自駕來的遊客一時半會找不到停車位，鄭海俊跑前跑後，充當引導員。司機倒車，她常站在側邊，幫忙指揮。
　　被悶在青蛙服裡7個小時的滋味不好受。進入5月以後，淄博的午後氣溫往往超過20攝氏度，有一次青蛙服裡的小風扇電量耗盡，鄭海俊的衣服頭髮全部被汗水濡濕——用淄博方言講就是「衣服遍透了」。但她心情特別好：「看遊客高興，我就特別高興，而且特別有勁兒！在一定程度上，這不就代表咱們淄博的形象嘛——看，我們多麼熱情、多麼有意思！」
　　說起城市形象的「視窗」，自然少不了流動的「城市名片」計程車。徐師傅算是誤打誤撞趕上了這輪熱度。他做了16年大車司機，常年奔波，實在太過勞苦。今年過完年，他賣掉大車，轉行成為一名計程車司機，「尋思能輕快點」。
　　3月6日拿到駕駛員服務監督證，徐師傅有了跑車拉客的「入場券」，但由於缺乏經驗，他總事倍功半，一天收入兩三百塊錢是常態。「光瞎跑，拉的人少，掙不到錢，還累得要命。人家會幹的能掙到五六百甚至七八百。」怎麼定義「會幹」？「知道幾點上哪兒跑唄！」
　　直到半個月後，他注意到，路上的行人多了起來，打車的人也多了。「您好，去哪兒？」「去某某店，吃燒烤。」這樣的對話在幾天裡連續發生多次後，徐師傅反應過來：淄博燒烤火了。
　　被提及次數最多的燒烤店，是一家據說已經開業30年的老字型大小。起初，徐師傅並不知道這家店的具體位置，問了同行才清楚。不過如今他已經很少再去，「去了都排不上號，人家也就不去了。現在椅角智晃的燒烤店都很滿。」徐師傅向《環球人物》記者回憶，這幾天他被問到最多的問題是：「去哪能吃上不用排隊的燒烤？」
　　收入的增長是顯而易見的。徐師傅自認「新手」，一天也能進賬四五百元。來自行業內部的提醒在此時變得密集。徐師傅所在的計程車公司有個業務群，以往時不時發送一些行業規範和運營提示，現在則要「一天發好幾遍」。
　　他向《環球人物》記者展示了一則當天收到的通知：「『五一』期間到現在共收到13條投訴，還有不在平臺上處理的。請各位駕駛員一定要注意，不要拼客，不要拒載，服務態度一定要好，展現我們行業的正能量。」
　　徐師傅樂於接受這類提醒，在他看來，它應當成為從業人員的一種自覺。為了讓行車路線更透明，他開始更多地使用地圖導航。乘客一上車，他說，您放心，咱就跟導航走，用誰的手機都行。「有的人尋思咱們繞路什麼的，那咱們就不讓人家有這個顧慮，儘量讓乘客高興。」
　　熱度來之不易，大家都倍感珍惜。一位來自淄川區的計程車司機向《環球人物》記者證實了這一集體式的努力。前幾天，有位在學校門口靠活的司機，像往常一樣按人數向乘客要價，結果被投訴了。事情在司機群裡被公佈後，出現了一邊倒的「聲討」：「你缺那幾塊錢嗎！打表就行了，不能再那麼弄了！」「都知道淄博計程車不宰客，你這樣不就搞壞名聲了？」
　　互助，是集體式努力中的重要成分。這位司機記得，「五一」期間淄博主城區的計程車不夠用，「公司說可以報名參加應急車隊，過去幫著拉人，好些同事都參加了」。
　　計程車司機是敏銳的城市觀察家，跑車的來來往往中，一些與城市治理有關的信號也在被他們接收著。司機師傅示意《環球人物》記者看向車窗外停在道路兩旁的私家車，外地車牌占了絕大部分：「半個多月前，淄川這樣的停車位收費就全部被取消了。」
　　還是說回徐師傅吧。現在每天上午10點鐘出車之前，他都會花大半個小時，先用水管沖洗幾遍車輛外部，然後拿一塊濕抹布，裡裡外外擦一遍。「計程車代表淄博市的形象啊，最起碼的，咱每天得把車裡擦得乾乾淨淨的。」他提到昨晚的一場夜雨讓今早的清潔工作多費了點力氣，「不擦你不好意思開出來呀！」
　　對於徐師傅來說，眼下迫在眉睫的事情可能是學說普通話。年近50歲的他有濃重的淄博口音。他有些苦惱地告訴《環球人物》記者，很多乘客表示「聽不懂」。「聽不懂咱也得模仿普通話跟人聊天呀，總不能不交流。」他頓了頓，好像做了一個決定：「哎呀，我這普通話，還真是得學。」

「因為一個投訴，4位領導給我開會」
　　鄭海俊穿著青蛙服敬禮的那個路口，有一位穿粉色上衣的大姐常舉著一塊紅底白字的字牌，操著東北口音招徠顧客：「吃燒烤嗎？免費專車。」她習慣別人叫她「閆姐」，是3家燒烤店的老闆。
　　閆姐是黑龍江牡丹江人，起先和丈夫在老家做計程車司機。一入冬，冰封雪飄，這門活計就陷入停滯。2004年，身在淄博的親戚招呼夫妻倆：「這嘎達雪沒那麼大，也沒那麼冷，你們來吧。」
　　抵達新城市後，他們的兒子很快出生。閆姐在家帶孩子，丈夫重操舊業，又開起計程車。跑得多了，一些商機也慢慢進入視野。「咱家這一到熱的時候，就馬路邊那燒烤攤，大攤小攤都有。一看這生意就行。」閆姐向《環球人物》記者回憶道：「你姐夫又稍懂點，僱個大師傅回來，再跟他擼兩個月，就全都完事兒了。」
　　2013年前後，閆姐的第一家燒烤店開張了，店面不大，20張桌。「啥店你也得養客養3年，頭幾年你就別想掙錢，等到有回頭客就好了。」閆姐傳授著她的開店「真經」。她的「頭幾年」，幾乎都靠賒帳支撐，「能先用、不給錢的都賒，等賣了錢才能給人結。菜、肉都這樣，晩上賣完，晚上清帳」。
　　這還不是最難的。當積蓄全鋪在貨上、家裡又著急用錢時才是最要命的，「拿不出來錢呀，恨不得一個月都得尋思一回把店關了」。好在小店在跌跌撞撞中熬過了養客期。3年後，它開始盈利了。
　　2018年前後，閆姐又盤下第二家燒烤店。她說，當時的心理活動就像逛街購物一樣：「遇到合適的了，覺得價格又不貴，這手就癢癢。」可還沒等小店撐到盈利期，新冠疫情暴發了。房東及時的房租減免讓閆姐關店的決心又頓了頓，「再撐一段時間試試。」她對自己說。直到今年3月，她開始察覺到一些不尋常。她家就在八大局旁邊的社區，「突然街上的大學生就多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多，以前是週六周日多，後來週一到週五人也一樣多」。
　　這個時候，某企業要建一座燒烤城的消息傳出來。閆姐幾乎沒猶豫就報了名，趕在「五一」前火急火燎地開了第三家燒烤店。
　　「客流量應該還可以？」《環球人物》記者問。
　　「哎呀，那簡直太可以了。」閆姐的回答中充溢著滿足：「40多桌，5天裡基本都滿著，收入非常可觀。對於新店來說，缺這個少那個的，已經很好了。」
　　由於住在八大局旁邊，閆姐在「五一」來臨前還曾收到一些提醒。社區呼籲大家，從另一側的東二路進出，把主幹道讓給遊客。更早之前的3月，八大局遊人漸多時，曾有居民投訴街上噪音太大，影響休息，社區網格員一家一家上門勸解，還給每家送了一把雨傘。
　　差不多也在這個時候，閆姐在刷短視頻時收到了同城一位燒烤店老闆劉靜的視頻推送。4月4日，淄博市張店區燒烤協會成立，會長正是劉靜。她在接受採訪時說：「接下來，我們將對內服務企業，對外整合資源，把咱們淄博燒烤的金字招牌打得更遠。」當天晚上，閆姐在短視頻平臺上看到了這段採訪，一下感覺「說出了我的心裡話」。她給自家店定下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必須讓每個來店裡的人都吃上燒烤，而且必須熱情。有的店客流量實在太大，只能晚上營業，閆姐就中午營業，晩上也營業。
　　更大的行業佈局正在形成。4月14日，淄博市燒烤協會揭牌。據該協會會長陳強介紹，協會由市商務局主管，主要職責包括督促會員企業守法經營、從技術規範和服務管理規範等方面制定淄博燒烤團體標準等。
　　閆姐感謝行業和政府出手，並發自內心地認可。「這一下火了，從來也沒見過這麼多人，儘量都讓大家滿意。
　　比如上菜晩了，趕緊說個對不起。員工也高興，生意好了我也給他們漲工資呢。」
　　有的經營者感受則更為直接。4月下旬，淄博市臨淄區政府召集燒烤店經營者代表開會，在這一行幹了十來年的郭志剛也參加了。會上，對於即將到來的「五一」假期，區領導提了幾條：第一，任何人不准漲價；第二，不准欺客；第三，誰砸了淄博市的招牌，我就砸了誰的飯碗——「這句話是市領導先說的，區領導又重復了一遍。」郭志剛對此印象深刻。
　　原則既已明確，落實起來就更加精准具體。郭志剛記得，「五一」前，區裡的市場管理人員來到燒烤大院，把這裡幾十家燒烤店的秤挨個校準了一遍；所有的採購清單、小票，工作人員的著裝——戴頭套、手套，以及健康證，全部一一檢查。那段時間，店裡已經忙碌起來，郭志剛店裡的一名員工在和顧客溝通時因為聲音大了些而被後者投訴。很快，區市場監督管理局、派出所等4家單位的領導一起去燒烤大院找他，跟他「開會」。
　　就在《環球人物》記者見到郭志剛的前兩天，一名青島遊客在店裡「丟了」眼鏡，對方聯繫到相關平臺，希望「有關部門推動一下進展」。淄博政府特地派人到臨淄區，向郭志剛詳細瞭解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郭志剛也先按照眼鏡原價，第一時間對遊客給予賠償，然後反復查看監控，發現是遊客的兒子在玩耍時不小心將眼鏡掃到了桌子下方。他找到眼鏡，寄給對方，事情圓滿解決。「你看現在領導多麼重視。整個淄博市上上下下都很關心外地遊客在我們淄博的體驗和感受。」郭志剛感慨道：「為什麼淄博燒烤這麼火，真的是有原因的。」

「不火是不可能的」
　　是時候談談這場全城「趕烤」的指揮中樞了。
　　在那個廣為流傳的版本中，「進淄趕烤」緣起於去年5月份淄博政府對1萬餘名隔離大學生的悉心照顧，後來這群大學生回到淄博，由此引發了第一輪熱潮。
　　中共淄博市委宣傳部的一名工作人員跟《環球人物》記者提到了這種說法。根據這位工作人員的回憶，去年確實有一批大學生在淄博隔離，但人數遠沒有故事中的萬餘名那麼多。他希望我們多在淄博走走看看，「甚至聽到一些不同的聲音，也是可以的」「現在市民的榮譽感和維護城市形象的責任感都比較強，我覺得我們一定要把這種精氣神保持好，這是我們當下需要做的事情之一。」
　　在《環球人物》記者與淄博政府溝通的過程中，許多細節表明他們對當前局面的珍視程度。記者曾給中共張店區委某科室去電，表明採訪需求後，對方表示，「會立刻向領導彙報」。7分鐘之後，記者接到回電。「如果這個電話打不通，您再打那個。」對方主動念出兩個電話號碼。
　　事實上，「淄博燒烤」能夠在互聯網世界持續火爆，與淄博政府對流量的快速反應和積極承接密不可分。3月5日，「大學生組團到淄博吃燒烤」的話題首次登上抖音同城熱搜榜第一，搜索量達525.3萬。
　　短短5天後，3月10日，淄博市政府新聞辦公室組織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發放燒烤消費券、新增21條定制專線，並擬於「五一」前後舉辦淄博燒烤節。在火車站安排志願者、青年學生住宿半價、景區門票減免優惠、成立燒烤協會等舉措，也是在這場發佈會上提出的。
　　3月31日，國鐵濟南局開行濟南至淄博「燒烤遊」週末往返專線列車，這也是山東首次增開美食專列，「淄博燒烤」熱度逐步走高。4月17日，淄博發佈《關於規範經營者價格行為提醒告誡書》，明確各相關經營者須嚴格自律、明碼標價、誠信為本，呼籲大家「珍惜機遇，共用發展」。此時，「淄博燒烤」的搜索指數已呈現爆發式增長。
　　同月19日，淄博發佈《致全市人民的一封信》，倡議讓利於客、讓路於客、讓景於客。26日，發佈《致廣大遊客朋友的一封信》，憑藉有格局、有溫度的文筆連續幾日在社交網路「刷屏」。
　　這期間，針對具體問題，淄博也迅速推行了一系列應對措施，例如嚴控酒店漲價，客房漲價超50%按哄抬價格查處，全市207家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向社會免費開放停車場、廁所等等。
　　以上種種，再加上遊客在各個平臺的自發傳播，熱情、實誠、大氣，成為淄博在社交媒體上普遍呈現的「人格」。
　　在一家客流量較大的燒烤店，《環球人物》記者切實感受到了淄博政府織起的細密保障網：入口排隊處有交警、市場監管局工作人員、保安、志願者聯合執勤；人流更密集的就餐處，員警、特警、志願者等各司其職。
　　一位來自機關單的志願者告訴《環球人物》記者，現場屬於同一單位的同事共有3位，均實行輪值制，自己所在部門的輪值安排是下午3點到傍晚6：30一個人，6：30至晩上11點換另一個人。
　　「『五一』每個部門出兩個人，那會我們單位同時在這的有10個人左右。」兩側各有5間塑膠移動廁所，4位遊客正在排隊等候。據這位志願者的同事回憶，「應該是這段時間新安排的，之前沒有」。
　　市民熱情也顯而易見地高漲。路邊的藥店掛起橫幅：歡迎大家「進淄趕烤」，本店免費提供充電、行李寄存服務以及健胃消食片等。
　　幾乎所有採訪物件都對《環球人物》記者提到，「大家心裡都攢著一股勁兒，也都主動維護。」
　　全城參與背後，是政府強大的組織能力與市民較高的組織化程度。淄博燒烤「爆火」的原因也「藏」在上述普通人的故事裡。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馬亮告訴《環球人物》記者，表面來看，淄博燒烤的「爆火」是城市獨特品牌引爆社交媒體，形成現象級城市品牌輸出並帶動文旅爆發式發展。其更深層的原因在於，淄博城市治理邏輯的有效性。
　　「淄博政府在此次燒烤『出圈』中真正體現了市場有效、政府有為和社會有機的三合一。當地政府迅速出臺了外宣、交通、住宿、食品安全、價格監管等一系列配套政策舉措，例如不得隨意漲價、多設置方便隨充的充電樁與插座等。」在馬亮看來，這充分反映了淄博以人民為中心、主動引導和敏捷響應的城市治理邏輯。
　　或許還可以再進一步，切實加強政府自身建設時，要提高創造性執行能力。「淄博的城市治理邏輯恰恰是這種要求的真實寫照——發揮創造性，切實執行政策，達到政策效果，同時高度重視招商引資，改善營商環境，推動高品質發展。」馬亮說，當下我們正需要服務型政府、創新型政府和響應型政府，即能夠全心全意地提供和創新公共服務，千方百計地改革創新，對民眾需求能夠接訴即辦和有求必應，「這樣的政府一旦形成，不火是不可能的」。
　　從車站送水人、景區志願者到計程車司機、路口的青蛙人偶，再到燒烤店經營者，「進淄趕烤」的遊客由外及裡感受著這座城市的溫度。而這些善與美，早已生發於政府長期的醞釀和實踐中，如今借燒烤之風如漣漪般由內向外蕩樣開去。
　　從這個意義上說，稱淄博是「『烤』出的城市治理」，或許甚為恰當。

（劉舒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