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了8份簡歷後，周莉接到一家保險公司人力部門的電話。
　　「36歲，離異帶孩子」，電話那頭，面試方得到這幾個關鍵字後，提前結束了通話。
　　周莉個頭不高，性格爽朗，是個大嗓門，之前在一家規模很大的醫藥上市公司做行政專員。「我去的頭三年，是勞務派遣過去的，後來轉成集團直聘。」儘管她在公司非常賣力，但由於不是技術崗，可替代性較強，她經常擔心被裁。尤其是越來越多有著985、211甚至海外背景的年輕人加入後，這種擔心愈演愈烈。
　　危機首先和年齡有關——無論公務員考試還是互聯網企業，往往將35歲以下作為准入門檻。而到了裁員的時候，這個數字又會再次成為一個無形的衡量標準。全國總工會2022年一項全國性調查顯示，35-39歲年齡組職工中有54.1%擔心失業，70.7%擔心技能過時，94.8%感覺有壓力，均是各年齡組中比例最高的。
　　2023年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全國總工會辦公廳主任呂國泉在他的提案中也提到了35歲現象，「『35歲職場門檻』與社會發展趨勢背道而馳，極易造成就業市場惡性內卷、就業市場人才浪費與斷層，增加勞動者焦慮，引發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

35歲危機
　　周莉的職業危機開始得早，她工作起來因此格外賣力——為了在公司長期幹下去，她犧牲了很多私人時間，婚期也一拖再拖。而當她休了一周婚假，再回去上班時，發現原來的工作被年輕人頂替了。站在熟悉的辦公室裡，周莉意識到，公司離開誰都能正常運轉。
　　她求助部門經理。看在是老員工的份兒上，經理給她換了工作，還給了後勤主管的名頭。
　　意識到危機的周莉，什麼事都親力親為。她不僅負責公司快遞、信件、包裹收發，還得訂購辦公用品、桶裝水，以及給出差員工訂酒店、車票等，儼然成了後勤專員。
　　32歲那一年，周莉有了女兒。她休完3個多月產假再去上班時，之前負責的後勤工作，又被年輕人接手了。
　　經過一番協商，周莉再次換了崗位——電話客戶主管。這份工作需要她每天接聽8個小時客服電話。這當然是份聽起來有些無聊的工作，但周莉覺得，還得全力以赴。
　　那之後，她的生活中，除了接聽電話，就是回家帶娃。孩子兩歲那年，周莉離婚了。她給出的理由是，兩人價值觀相差太大。離婚後，女兒跟了媽媽。
　　2022年，周莉35歲，這是她在這家公司的第14年。離婚的打擊和生活的壓力讓她長期失眠，每天大把大把掉頭發，整個人疲憊不堪，眼角紋和頸部的頸紋也多了起來。她意識到自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老。雖然眼下這份工作讓她覺得一點意義都沒有，但作為一個單親媽媽，她沒有勇氣辭職。
　　2022年1月，毫無徵兆的情況下，周莉被裁員了。沒有理由。
　　壓力陡然增加——前夫雖然會按時給孩子撫養費，但其中不包括周莉的開支。她每月還需要支付2000多元的房租及各種生活費。
　　剛開始的幾個月，她去批發市場買了些女孩飾品，拿到夜市上售賣，生意還算不錯。隨後受疫情影響，夜市開不下去，小生意慢慢黃了。2023年春節過後，周莉開始四處投簡歷，求職意向仍是行政主管。她一連投了8個公司，只有一家給回了電話。
　　接下來再投簡歷時，她把求職意向中的「主管」換成「專員」。但願意錄用她的公司寥寥無幾。她只好和無數畢業生擠在一起，參加所在城市的春季招聘會。為此，她特意穿上職業裝，列印了幾套精美的簡歷。
　　35歲的門檻，依然赤裸裸地出現在招聘會現場。
　　周莉發現，自己中意的崗位，基本都要求「35歲以下」。倒也有企業注明，「條件特別優秀的應聘者，可以放寬年齡」。但當聽說周莉「離異帶娃」時，又馬上以不合適為由，結束對話。

失業
　　許佳最近也頻頻出入招聘會。但顯然，「金三銀四」的職場規律在他身上不起作用了——他38歲——一個職場上略顯尷尬的年紀。
　　許佳失業半年了。他看上去也很符合人們對中年失業男人的想像，消瘦、沮喪，每說幾句話，都要深深歎上一口氣，仿佛很久沒有過好運氣了。
　　他的黴運就是從失業開始的。
　　那之前，許佳的人生還算順利。他從農村考到北京上大學，畢業後進入一家大型互聯網公司運營部門，一步步從普通員工做到管理層，年薪最高時拿到過50多萬。他憑藉自己的努力，在大城市安家落戶，娶妻生子。沒有靠家裡，他在大城市買房、娶妻生子。一切的順遂，在2022年10月份變了。
　　去年9月初，許佳的妻子生了二胎。為此，他專門請假照顧家人。10月份再去上班時，公司直接告知，他被「優化」掉了。所謂「優化」，就是裁員。
　　實際上，許佳被裁掉之前，他所在公司的業績也不斷下降，有人陸續被裁。而且，這兩三年間，公司幾乎沒再招錄新員工。即便如此，許佳也沒有意識到危機，「我工作一直兢兢業業，每年考核也是優秀，和領導關係非常好，怎麼可能裁我呢？」更何況，數次裁員行動中，並沒出現任何波及到許佳的痕跡。
　　坐在即將失去的工位上，許佳給三個私交較好的領導發微信，試圖通過這種方式留下來。而他分別得到的回覆是「兄弟，珍重」「你會有更好的作為」，以及「年輕人都不想招了，別說咱這個年齡的了」。
　　許佳「認命」了，他領了補償金，收拾好工位上的私人物品，默默離開。沒人和他說再見。
　　乘地鐵回家的路上，他腦子裡滿是房貸、車貸和養兩個孩子的花銷。對於這件事，妻子沒怎麼抱怨，只是催他快找工作。
　　許佳學的是通信工程，他一度認為這個專業很好就業。於是，他重新寫了簡歷，在招聘網站上投放。「總共投了幾十份吧！」許佳不是不想多投，而是很多公司招聘時，直接把年齡限制在35歲以下，他連投簡歷的資格都沒有。
　　那些不限制年齡的公司，提供的崗位多是銷售與客服。這類崗位久也無法給他開出期望中的「3萬月薪」。剛失業的時候，許佳放不下身段。一次，他接到某醫藥公司人力的電話，對方說，銷售崗每月底薪1700元。許佳說，
　　「你們也太黑了！」對方直接回蔥道，「你都快40歲了，還有什麼可挑的？」
　　慢慢的，許佳的心態發生了變化，他不斷下調應聘崗位和期望薪資。到最後，乾脆連工作也不想找了。他每天和朋友外出釣魚，白天釣，晚上也釣。為了釣魚，他不僅不帶娃，有時連飯也不在家吃。妻子抱怨起來，他振振有辭，「網上很多人拍釣魚段子都成網紅了，掙了很多錢，我也可以走這條路。」
　　不久前，他終於等到一個面試通知.那是一家國企性質的保險公司，提供的崗位是「電話續保專員」，工作內容是坐到辦公室，催買車險的客戶續保險，月薪上限8500元保底3200元。實際上，這個崗位的要求也是35歲以下，招聘方自稱給許佳「走了個特批」。
　　遲遲找不到工作後，他心動了。「那是一家國企，雖然掙得不多，但是穩定。」許佳用這種方式安慰自己。但其實，公司與他的用工方式是三方派遣，和國企職工待遇還是差了很多。

從做外貿到送外賣
　　38歲的趙冬沒有許佳那麼挑剔。從前公司離開後，他做過銷售，開過網約車，甚至還跑了幾個月外賣。而他此前的身份，是在一家知名外貿企業做管理層，中間還有幾年被派到海外。公司發展前景很好，趙冬收入也可觀，早早就全款買了房。自從沒了買房壓力後，趙冬就進入了躺平狀態，他認為自己這輩子會一直做一個快樂中產。
　　但從2020年底，他所在公司開始走下坡路，國內同類業務的公司，不斷到海外擴張，擠壓了他們的業務空間。「公司訂單越來越少，2021年下半年，一個訂單都沒有。」趙冬說，他們的工資降了30%，但所有人也都在等待轉機，他們相信會有轉機。
　　但轉機沒有出現。2022年春節過後，老闆通知全員解散，復工時間不詳。
　　趙冬不敢相信自己就這樣失業了。由於手頭有些存款，剛開始的幾個月，他沒太著急，但時間一長，他的安全感越來越低——他急需一份新工作，改變這種狀態。
　　同樣因為35歲的門檻，他被多家公司攔在門外。
　　2022年4月，在朋友推薦下，趙冬到當地一家建築材料公司的市場部當起了銷售。銷售的工作並不複雜，無非是通過各種辦法，讓別人購買自家公司的產品。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趙冬幾乎每晚都泡在酒場上。他的車子後備箱，永遠放著茅臺酒和中華煙。除了陪酒外，他還得經常替甲方負責人去幼稚園接送孩子、到醫院照看甲方家的老人，甚至甲方家需要換個馬桶，也是趙冬跑前跑後。
　　因為此前應酬太多，他的體重從70公斤，變成了當下的85公斤。他疏於打理頭髮，坐在沙發上，肚子微微隆起。妻子說他一天比一天邋遢，「以前可不這樣，不穿正裝不出門，頭髮一絲不苟，還每天跑步。」雙方父母也忍不住嘮叨，「一個大男人，天天在家裡幹嗎？」
　　最終，趙冬決定開著自家的SUV去跑網約車。而當他完成註冊，正式跑車後才發現，這是一份性價比極低的工作一一自己每天賺的錢，剛剛夠給車子加油。
　　再後來，妻子看到一則外賣騎手的招聘廣告，建議他去看看。「以前做外貿，現在做外賣，也行。」趙冬自嘲，他隨即按照廣告上留的電話聯繫了對方。這個崗位沒有年齡限制，對方只要求有一輛電動車。
　　外賣公司很快給趙冬辦了出門證，他正式上崗了。彼時因為很多人出不了門，所需物資全靠外賣，每天訂單特別多。「沒什麼人催送達時間，能送到就可以。」趙冬說，他每天早上7點跑單，到晚上10點，日夜不停。一天下來，能掙好幾百，有一天甚至掙了1000多元。
　　這樣的「好日子」在防疫政策放開後就到頭了。他有時一天100元都掙不到。2023年春節，他思考許久後，決定放棄送外賣。
　　最近幾個月，在人才市場，趙冬常常遇到他的同齡人。其中一個剛被地產公司裁掉的HR告訴趙冬，自己曾親手刷掉過很多超過35周歲應聘者的簡歷。「我記得他說，在很多HR眼中，超過35周歲的人，工作熱情和精力都在下降。」
　　趙冬不以為然，「這個年齡的人，經驗和能力都很成熟，家庭壓力只會倒逼他們更努力。」

體制內的年齡焦慮
　　但毫無疑問，趙冬的說法在職場上很難被認可——不光企業不接受，體制內也同樣會將35歲作為准入門檻。前者甚至被看作是對後者的效仿。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總工會辦公廳主任呂國泉接受其他媒體採訪時提到，「由於在一些機關單位的錄取中，存在不要超過35歲的用人標準，也會導致有的企業有意無意地效仿」。
　　35歲的姜超，就被這條「死線」卡住了。
　　姜超是縣人大的公務員，「上岸」那年，他26歲。工作第二年，他結了婚，妻子是在編高中教師，在省會城市上班，兩人相隔80多公里。大多情況下，姜超只能週末回家，連續加班的話，一兩個月才能回家一趟。有了孩子後，這種兩地生活格外難熬。
　　妻子和姜超商量，想讓他調回市里。「但這個想法太天真了，根本沒可能。」姜超說，他甚至連借調都不可能。2021年，33歲那年，姜超決定參加公務員遴選。
　　遴選，是上級機關從基層機關選人，屬於公務員隊伍內部交流。想要參加遴選的人必須是編制內人員。和編制外職場一樣，大多地方機關單位，要求遴選人員不能超過35周歲。
　　2021年9月底，當地發佈遴選公告時，對於年齡的要求是，「一般在35周歲以下（1985年10月以後出生）」。
　　姜超彼時還沒有超齡。10月上旬，他趕緊報了名。
　　遴選也有考試，分為筆試和麵試兩種。筆試主要考政策理論水準、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能力、文字表達能力等綜合素質，滿分100分，筆試成績占總成績40%。後期面試滿分也是100分，占總成績60%。由於幾乎沒複習，10月底筆試成績下來後，姜超沒有通過。
　　如此一來，他只能再戰一年。
　　2022年，當地對年齡要求還是「35周歲以下（1986年10月以後出生）」。遺憾的是，姜超這次筆試成績過了，麵點卻沒過。
　　第二次遴選失敗，意味著他沒機會了——按照以往對年齡的要求，當地公務員遴選，大概率仍要限制在35周歲以下（1987年10月以後出生），姜超生於1987年2月份。
　　中央財經大學人力資本與勞動經濟研究中心發佈的《中國人力資本報告2022》顯示，2001年至2020年，全國勞動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從8.4年上升到了10.7年，勞動力人口的平均年齡從35.3歲上升到了39歲。
　　或許正是基於這些現實考慮，目前已有多個省份，放開了招錄公務員的年齡。
　　就姜超參加的公務員遴選而言，也有不少省份在年齡問題上有所鬆動。比如2022年，四川省直機關在公務員遴選時，對年齡要求是「一般為40周歲以下，部分職位可放寬到45周歲以下」；去年，湖南省省直機關遴選時，對年齡要求也是「一般在40周歲以下」。
　　「如果我們這裡放寬到40周歲，我就還有機會。」但姜超又覺得，「這似乎很難。」他有了辭職的打算。上過招聘網站後，又退卻了——很多編制外的崗位也限制在35周歲。如果離開體制到社會上就業，可能面臨更大的年齡困境。
　　失業許久的趙冬，最近倒是接到了一家外貿公司的面試電話。對方不介意他的年齡，給他的崗位是「駐外外貿業務員」。工作地點：埃塞俄比亞。如果接受，意味著他和家人要無限期異地分居；如果不接受，他則會繼續被擋在35歲的「就業玻璃門」之外。

（李曉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