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這座城市，在海峽兩岸之間一直有著特殊的時代角色。
　　1949年，中國內戰結束，兩百萬國民黨軍民撤往臺灣，從此兩岸分治。軍事對峙，政治對立，人民長期骨肉分離，一等就是38年，有的人再也等不到回家的那天。
　　在這段漫長的時光裡，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成了不少臺灣人悄悄中轉、偷偷回家的驛站。
　　上個世紀70年代末，中國大陸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天，並首先向臺灣釋出善意，已經持續了三十多年的兩岸對峙格局，也迎來了歷史突破的契機。

兩岸融冰
　　1988年1月，時任臺灣當局領導人、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健康情況惡化。在他主政臺灣的十年裡，臺灣發生了幾件大事：
　　第一件是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同美國建交；第二件是臺灣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第三件是1987年11月，臺灣宣佈「解嚴」，臺灣老兵可以回大陸探親。
　　時任國民黨秘書長的宋楚瑜說，「經國先生親口跟我講，我是中國人，我絕對不能有悖於中華文化、中華民族。但是我也是臺灣人，我對臺灣的安全、對臺灣的福祉也要有責任、要維護。因為畢竟兩岸隔絕那麼久，過去還是軍事對抗。我有我的步驟，不能亂了我的步驟。」
　　而在海峽的這一頭，在此之前，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佈了《告臺灣同胞書》，表示即日起停止對金門炮擊，呼籲臺灣同胞一起，共同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
　　臺灣未開放探親前，大陸就不停地釋放出善意，默默地為臺灣同胞們提供各種人道援助，其中有一位，是時任中國駐日本大使館領事部主任唐樹備。
　　唐樹備回憶說：「1989年就慢慢來的人多了，國務院過去沒有一個政府機構來處理臺灣的事務，所以中央決定成立國務院台辦。因為知道我有10年左右和臺灣事務有關的基礎，把我調來了。」
　　兩岸除了探親問題外，海峽間偷渡、走私等犯罪也不時出現，亟待解決。當時臺灣當局拒絕兩岸政府及官方機構直接接觸，希望通過民間機構出面來解決兩岸的各類問題。
　　原臺灣紅十字會秘書長陳長文說：「紅十字會的角色在那個時代背景裡就出現。我記得那時候是陳履安先生，他給我打了一個電話。他說我希望紅十字會可不可以幫忙出面，我們就開始聯絡，談如何基於人道、親情，更不要說中國人的這個立場，來共同地把這個計劃做得更好，大陸紅十字會聽到了以後，也非常這個同意這樣一個想法。」
　　1990年，兩岸分別派出各自的紅十字會，在金門簽訂了有關偷渡遣返的互助合作協定，名為《金門協議》。
　　就在一來一回中，兩岸初試水溫。1991年，大陸方面設立了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對應臺灣的海基會，以推動兩岸非官方的商談。

籌備會談
　　海協會和海基會的建立與互動，為兩岸民眾往來進一步打開大門。上世紀90年代，兩岸的交流慢慢增多，文化、體育、經貿等各個領域都在逐漸破冰。
　　1990年，臺灣以中華臺北隊的名義參加了北京舉辦的第11屆亞運會，這也是臺灣闊別亞運會20年後，首次參與大型國際賽事，大陸同胞給予了臺灣同胞極其熱情的回應。相向而行，成為時代主軸。
　　原台視記者隋安德回憶道：「我跑兩岸的歷史其實可以追溯到1989年。當你一旦踏上那個國土，你會發現說，雖然有隔閡，但是那種歷史的情懷馬上就起來了，覺得是故鄉。」
　　1991年7月，為了迎接從臺灣遠道而來的朋友，上海專門開放了還未通車的南浦大橋，讓臺灣同胞們上橋參觀，飽覽黃浦江兩岸的景色。
　　原臺灣海基會副秘書長石齊平回憶說：「我還記得那個總工程師戴著一個安全帽，那個橋上面風『嘩嘩』非常大，拿個麥克風在跟我們解釋這個橋當初怎麼怎麼的。然後到浦東去的時候，一片都是農田。當然浦東經過1992年，現在2022年，正好是30年，那就是天翻覆地的變化了。」
　　1992年3月，海基會前往北京，開始跟海協會就兩岸文書查證的問題展開協商。
　　唐樹備說：「海基會要查驗大陸的證件真假，是一個認證，這就變成國與國的關係了，所以大陸公證部非常強烈，所以更加強調，要加『一個中國』。」
　　1992年9月17日，時任海協會秘書長鄒哲開前往廈門，與時任海基會秘書長的陳榮傑非正式會晤。最終，雙方同意擇期舉行會談，地點定在了香港。

香港會談
　　1992年10月27日，雙方代表分別從臺北和北京乘機抵達香港。大陸方面由海協會諮詢部副主任周寧帶隊，臺灣方面由海基會法律諮詢處處長許惠祐帶隊。
　　1992年10月28日上午9點，會談在香港世貿中心正式開始。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這是兩岸一次關於掛號信函寄送的事務性會談，但其實雙方心裡都非常清楚，這次會談是看對方將如何表述「一個中國」。
　　白天雙方會談，而晚上其實才是臺灣代表團最忙碌的時分。
　　隋安德說：「當時許惠祐有親口跟我們講說，他們在香港的時候，晚上在一起喝酒。大家喝得醉醺醺的時候，許惠祐調侃周寧說，我們是不是不要再講『一個中國』了，要不然一直門檻都過不去。聽說周寧那個時候就突然就醒過來了，說不行，不行，不行，我們一定還要堅持『一個中國』。可見大陸的談判代表是蠻機警的。」
　　除此之外，臺灣代表許惠祐每晚回到酒店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任務，他要離開酒店出去見一個人，這個人就是臺灣陸委會安排在香港的顧問、時任陸委會企劃處處長鄭安國。
　　鄭安國回憶道：「當時就要求我不能曝光，也不能夠直接從臺北到香港，我從臺北飛到馬尼拉，再從馬尼拉到香港去，每天晚上我就跟許惠祐商討當天的狀況、明天的狀況，同時把情況報回臺北來。」
　　為了不被記者跟蹤，鄭安國告訴許惠祐，港麗酒店地下是個大型商場，可以通往對面的香格里拉酒店，我在香格里拉的房間等你。許惠祐就是這樣離開港麗。
　　此時，臺北這邊有一個10人幕後策劃小組，正等待著從香港傳來的消息，裡面包含了臺灣各重要部門的關鍵人物。
　　10月29日，兩天的會議日程已經結束，雙方對於對方的五個方案都不滿意。
　　原臺灣陸委會副主委高孔廉回憶說：「不同意，我們於是又討論，討論到半夜，後來擬出了三個方案。」
　　為了溝通三個新方案，雙方在香港港麗酒店的一個套房裡再增加半天會議日程。其中，臺灣的第三個口頭表述方案，也就是第八方案，讓大陸代表眼前一亮。
　　原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說：「這個第八案，第一個，它表達了謀求國家統一的態度，接著就是說，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有這兩個要點在。」「11月16日，海協會給海基會發了一封信，就把海基會的第八案一起錄入在這份函中，意思就是說，我接受，你的表述就是第八案。那我們的意見是什麼呢？所以我們就提出我們的表述要點。」
　　大陸的表述是唐樹備和他的同事們將原來海協會的第四方案與海基會的第八方案融合提煉而成的，香港會談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是海協會積極尋找共識的希望和線索。「這裡面的共同點是什麼，一，追求國家統一，臺灣和大陸都一樣的；第二，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就是這樣的。」
　　原臺灣海基會副秘書長李慶平回憶說：「到12月3日我們正式復函給他，表達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謀求國家的統一，以口頭聲明的方式來表達，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這就是『九二共識』。」
　　至此，兩岸達成了關於「一個中國」的共識，這個成果也讓香港會談的意義變得非同尋常。
　　孫亞夫說：「兩會達成了『九二共識』，為兩會商談奠定了基礎，當然也為實現『汪辜會談』創造了條件。」
　　隋安德說：「香港會談就是賦予那朵花的澆水，你當時不覺得我澆的那盆水很重要，但是沒想到你澆了那盆水以後，兩岸的花朵就盛開了，開到現在都還在開，我們每一個人都受惠於它，所以澆水的那個香港會談是非常非常重要。」

情系兩岸互促互融
　　1992年11月16日，臺灣海基會在收到大陸海協會的函件後，次日便決定召開記者招待會，公佈兩會協商的結果。
　　原臺灣海基會副秘書長李慶平說：「到新聞發佈室大概三分鐘就到了，當時我心裡面告訴自己，這可能是我這一生裡面最重要的講話，我講話的第一句話說，大陸海協會16日來函接受我方的建議，以口頭聲明的方式來表達『一個中國』的原則，我方表示歡迎。」
　　隨著兩岸共識的達成，雙方的交流更加密切。
　　隋安德認為：「兩岸之間的交流很像空氣一樣，你聞不到、嗅不到，其實『九二共識』就是那個空氣，為什麼我們這樣講？包括我們現在的通航、通郵、通商、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全部都奠基於我們現在稱呼的『九二共識』，所以說你否定它的存在，就是否定空氣的存在，空氣你摸不著，但是你需不需要？你需要。」
　　曾任國民黨主席的洪秀柱說：「我當選中國國民黨黨主席，我特別改了黨章叫深化『九二共識』。希望我們能夠往深水區走。」「我們希望一個中國，是在世界上，不要讓別人欺負我們，我們也覺得大陸很了不起，解決了百年的恥辱，這種機遇臺灣必須參與，中國夢，圓夢不可以缺少台灣。」

（邰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