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上週六《從法院依法執行司法交付程序談到卓家村「沙紙契案」》一文提到，在一九八三年的「卓家村沙紙契」事件中，當事人四圍奔走，曾經結隊前往中華總商會要求謁見何賢，爭取支持，而中總辦事人員的反應很冷淡，表示何賢公務很忙，無時間處理這些事情。而其他社會各界人士對此事的反應，亦基本上是冷漠的。而在差不多同一時間發生的馬場木屋區「拆遷」收地過程中，有個別木屋居民在某直選議員的介入下鬧事，當時的華人領袖之一劉光普，認為這些木屋是在「無政府主義」的思潮下，非法佔用公地搭建的，因而不予支持，而在地街坊會和菜農會也對收地工作予以積極配合。
  這在當時，對於澳門地區的傳統愛國愛澳社團來說，這是一個重大而又微妙的轉變。因為在這兩宗事件中的當事者，基本上是某些傳統愛國愛澳社團的會員或外圍支持者。如在此前發生類似的事件，傳統愛國愛澳社團的反應，當然是維護自己的會員或外圍支持者的利益，而且也是出於「一二•三事件」後「與澳葡當局作鬥爭」固有思維的自然反應。
  實際上，在一九六六年的「一二•三事件」，前澳葡政府簽署「投降書」後，雖然澳門華人（特別是中下階層）的地位與待遇大為提高，並爭取到此後澳門社會政治環境的安定，使澳門成了「半個解放區」，傳統愛國社團成了澳門的主流社團，並將澳葡當局的殖民統治淫威打了下去，但澳葡當局卻由此而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對許多應管的事情撒手不管，導致「無政府主義」思潮及行為猖獗，小販拒絕交稅及亂在馬路上擺攤檔，大量「無殼」居民趁機在馬場和新口岸等政府公地搭建木屋以棲身，及種植蔬菜等，為日後的「遷拆木屋難」種下肇因，許多原是霸佔公地借建的木屋的搬遷糾紛，就是其後遺症。
  此種「無政府主義」思潮和行為，直到中葡兩國建交之後，當一九八三年七月新任澳督高斯達海軍少將抵澳履新，華人領袖何賢在歡迎宴會上致詞，大聲疾呼：「我們不能再搞『無政府主義』，必須服從和接受澳門政府的管治」後，才逐步扭轉過來。
  何賢先生作為澳門愛國愛澳社團的「冧把溫」，也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並更是澳門南光公司總經理柯正平的「戰友」，他的這番在當時令人感到「時勢巨變」，甚至有人「一下轉不過彎來」的號召性講話，當然是有來自北京、至少是澳門南光公司的「背景」甚至是授意。
  實際上，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八日中葡建交時，雙方還簽署了一份秘密協議，其內容為：「澳門目前是在葡萄牙國管理之下的中國領土，將於日後交還中國，至於日期及交還方式，可在將來適當時期由兩國政府通過談判解決。在澳門交還中國之前，葡萄牙國政府應尊重及維護澳門華人的權益。」而葡國總理麥斌圖在里斯本發表兩國建交公佈的記者會上，也作出如下的聲明：「澳門是中國的領土，但仍在葡國管治之下」。而這一份秘密協議，正是在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的關於澳門問題的中葡談判中，最後促成順利達成共識的關鍵文件之一。
  基於這份秘密協議中「澳門目前是在葡萄牙國管理之下的中國領土」的精神內容，在中國政府收回澳門之前，葡國政府派來的澳督，對澳門享有合法管治權。這就是何賢在歡迎高斯達酒會上公開呼籲「中葡兩國已經建交，澳門各界應當尊重和服從澳門政府的管治」的國際雙邊契約依據。此後，澳門傳統愛國愛澳社團對前澳葡政府的態度，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比如，當前澳葡政府宣布推動「五年內消滅木屋」政策，收回馬場、新口岸土地後，雖然有新興的民生派組織抗議，但在地街坊會卻予以密切配合。當然，拆卸木屋也並非是強拆，而是有補償條件。比如，新口岸的木屋拆卸工程，是澳門政府委托澳門旅遊娛樂公司代為實施，由「澳娛」出資收購補償，政府則分地給「澳娛」作為回報。這可算是外國人管治之下的一項善政及德政。
  高斯達受到何賢講話的鼓舞，也在尊重中國對澳門的主權的前提下，對澳門內部管治進行了系列改革，包括頒佈了《澳門行政組織架構總綱》，全面系統地檢討公共行政體制，理順行政關係，簡化行程序，加強行政組織的靈活性和公務員對公共行政的參與感，提高行政運作的效率和效益。尤其是他作為直接參與「四二五革命」的葡國左派軍人，懷抱「反殖民化」的理念，針對當時澳門官場仍由死抱殖民觀念的右派土生葡人們所把持，下決心要將之改變。他抓住「售賣葡國護照案」爆發的機會，頒布《行政暨公職司章程》，引進現代公共行政組織架構，打破右派土生葡人「只要有葡文小學四年級水平」就可出任公務員的老規矩。這引起了右派土生葡人的強烈不滿，以在立法會予以「追認」來進行反制。高斯達認為受辱，拒絕簽署頒布立法會的「追認法律」，並建議葡國總統恩尼斯將軍解散澳門立法會。因此，這場政治對峙事件，既是高斯達與右派土生葡人的權力鬥爭，也是葡國左右兩種意識形勢的政治鬥爭在澳門的反映。
  恩尼斯總統下令解散澳門立法會後，高斯達為了鞏固戰果，阻攔澳門右派土生葡人政團壟斷立法會的直接選舉席位，並進一步稀釋澳門的「殖民管治」成份，決定實行「以華制土葡」，向澳門華籍居民開放立法會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盡管這個行為充滿政治權謀，但從結果論看，又何嘗不是為此後的華人居民參政論政，以至是澳門回歸後實施「澳人治澳」，創造了良好的政治基礎？
  因此，當有某些「難以轉彎」的傳統愛國社團「抵制」高斯達呼籲廣大華人居民進行選民登記之時，正是澳門中華總商會，由時任會長馬萬祺（何賢先生已在幾個月前逝世）「打響武昌起義第一槍」，率領會員前往設於市政廳（即現在的市政署）大樓的選民登記站進行選民登記，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兌現老會長何賢先生「尊重和服從澳門政府的領導」的諾言。而在選民登記進行了若干日子，即將結束時，全澳的傳統愛國愛澳社團才突然「轉彎」，紛紛發動其會員前往進行選民登記。否則，他們後來所成立的「聯合提名委員會」，就根本上只能是一個「有槍無彈」的「空殼」，沒有選民去投票給他們所支持的候選人。此現象，被知名報人黃漢強（後任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區籌委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以「羽虹」的筆名，在其專欄中批評為「進退失據」。有人笑曰：這是黃漢強的「復仇之作」，因為就在不久之前，新聞界的某傳統愛國愛澳社團，召開了針對他的面對面「批鬥大會」，而他則隨即憤而宣布退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