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澳門特區政府公共建設局的網站顯示，位於氹仔北安O4地段的文件倉庫大樓(現名稱為政府歷史檔案大樓)已於今年九月四日竣工並通過驗收，同時開展交付用家的程序。該工程較合同規定工期提前了五十七個工作天完成，並克服施工期間受新冠疫情和設計改動的影響。該項目以設計連建造方式進行，地段面積約四千三百六十六平方米，大樓樓高十三層，總建築面積約五萬五千六百平方米，主要以儲存檔案用途為主，地面層設貨車上落貨區及裝卸平台，地庫一層為停車場。
  現在暫未知是哪個部門將會使用該大樓。但根據該大樓的原稱謂「文件倉庫大樓」，及現正式名稱「政府歷史檔案大樓」推測，可能是特區政府各部門機構在行政運作中產生的各種文件檔案，都根據立法會剛通過的《檔案法》規定，集中在此儲存保管。當然，不排除將現時澳門檔案館存藏的歷史檔案，也歸口集中在該大樓開闢專管儲存保管，而且現時位於荷蘭園馬路的澳門檔案館，也有部分甚至是主體遷往該處辦公。
  不管怎樣，耗資三億三千萬元建造的政府歷史檔案大樓的提前竣工，為將於明年三月十三日《檔案法》正式生效後，特區政府根據《檔案法》的規定儲存保管檔案，提供了一個當代規範化管理檔案標準的硬體設施。實際上，《檔案法》在規範公共部門及實體、立法會及司法機關對其檔案作出系統管理、保存及利用，避免對檔案造成損毀，並透過確立公共檔案移送和銷毀的恆常運作機制，妥善地保存有價值的歷史檔案，並規範公共檔案的開放利用，檔案的資訊化和轉錄，以及完善對檔案管理的監察制度。《檔案法》亦將公共資本企業、行政公益法人，以及提供公共事業服務的機構納入私人檔案範圍內，建立私人檔案的取得機制，以更好地保護澳門的歷史痕跡。
  不過，《檔案法》賦予文化局負責檔案管理方面的職責，由其轄下的澳門檔案館專責推行檔案管理工作，各公共部門及實體、立法會及司法機關具合作義務，另將設立專門小組以替代原來的總檔案委員會，則似乎是仍然將檔案管理定位為「歷史文物」的位階，與在中央層級，國家檔案局和中央檔案館（一個機構兩塊牌子）由中共中央辦公廳管理的定位，有所不同。
  實際上，按照海峽兩岸分別出版的《檔案學》給「檔案」所下的定義，檔案是國家機構、社會組織以及個人，從事政治、經濟、科學、文化、宗教等活動直接形成的，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音像等不同形式的歷史紀錄。它對現實工作生活建設有查考使用價值，對歷史、科學技術、文化、教育、文學藝術等均有研究價值。多年來，中央檔案館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和中心任務提供檔案服務，先後為編輯《毛澤東選集》（1—4卷）以及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鄧小平、陳雲等國家領導人的文選，撰寫他們的傳記；為中央國家機關及各地方、各方面編研的各類專題提供檔案文獻。
  因此在內地，檔案工作比一般的書籍文獻整理工作的位階，要高得多。在國務院的序列中，就設有國家檔案局。國家檔案局內設的經濟科技檔案業務指導司，負責對全國經濟科技檔案及工作實行統籌規劃、宏觀管理。起草經濟科技檔案工作的方針、政策、法規和規章制度；指導、檢查、監督、協調工業、交通、基本建設、科學技術、農林、地質、氣象、測繪、衛生、國防等專業系統的檔案工作；促進經濟科技檔案資源的開發利用工作，總結、推廣經濟科技檔案工作的先進經驗。而參與從事文獻存藏工作的國家圖書館和首都圖書館，則只是國務院文化和旅遊部的社會文化圖書館司的所屬單位，並未納入國務院序列。而在地方政府的檔案室，往往與保密室合併辦公。政府的所有文件以至起草該文件的手稿，重要會議的紀錄……等，都是收藏的對象。在各地的黨代表會議、人大會議和政協會議的會場上，除了是有記者在進行攝影、錄像外，也有當地檔案室的工作人員在拍攝、錄像，其「作品」就與該次會議的所有文字資料一道，收存在當地的檔案室。
  按照內地的模式，在澳門過渡期過程中，在澳門特區政府的籌備過程中，以及特區成立後，在實施「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歷程中所產生的大量重要歷史檔案，除了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澳門特區籌委會，澳門特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所產生的文獻及文物資料，其重要者如招牌、印章、主要文件等，是送交中央政府的國家檔案館及革命歷史博物館典藏外，餘下大量的應當典藏的文件資料，還有每次特首選舉、立法會選舉，及大大小小的重要會議（包括每年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所作的「施政報告」、「施政方針」），以及特區舉辦及承辦的國際性或區際性的會議，研討會等，以至特區政府的重大政務，如賭牌開投，建構和諧社會、舊區改造等，所產生的文件，都應當由一個專門的機構來集中典藏。因此，這應是澳門特區《檔案法》的主要內容。
  對比起來，澳門特區雖然也有一家「歷史檔案館」，但它卻只是偏重於歷史文物方面，屬於文化性質，因而是文化局轄下的一個二級機構。實際上，它的主要職能，是協助制定澳門特區的檔案政策，以及收集、保存、整理和提供利用具有歷史價值的檔案。它的藏品，主要是明、清時代，中葡兩國皇帝之間相互通訊的文件，及葡國人管治澳門期間的歷史檔案。因此，它的稱謂「歷史檔案館」中的「歷史」二字，定位十分確切。
  其實，即使是澳門的「歷史檔案館」，也曾為現實政治服務。那是在中葡談判過程中，中方按照鄧小平「在二十世紀內實現祖國統一」的願景，要求在二零零零年前收回澳門。但葡國卻以各種理由，希望推延到跨越二十世紀才還澳門。在遭到中方拒絕後，葡方又提出，葡國取得澳門，是應中國明朝皇帝要求，幫助驅趕海盜。中方為反駁這個說法，在由澳門星光書店出版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戴裔煊，原刊登於《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五七年第三期的《關於澳門歷史上所謂趕走海盜問題》論文，反駁葡方的「幫助明朝皇帝緝海盜得澳說」的同時，要求到澳門查閱「歷史檔案館」的檔案。葡方卻以「殺蟲」及「重修工程」為由關閉「歷史檔案館」，阻止中方人員查閱歷史檔案。在「中葡聯合聲明」簽署後，一向作風懶慵散慢的葡人，卻是「爭速度，搶時間」地以微縮菲林拍攝所有館藏檔案，然後將正本運回里斯本，而將翻拍的微縮菲林留在澳門歷史檔案館，上演了「狸貓換太子」的一幕。
  其實，即使是如此，「澳門檔案館」所收藏的明清時期的歷史檔案，也並非是完全的。實際上，大部分明清時期涉澳檔案分別存藏在海峽兩岸，以及葡國里斯本國家圖書館、葡國東波塔國家檔案館等。其中在大陸部分，已經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人民出版社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出版《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共六冊；而在台灣部分，也已經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於一九九二年十二月至1一九九六年間，出版《澳門專檔》共四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