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雨凡湯開建朱壽桐林廣志
  明代中葉以來，澳門在走向中國、連接世界的大航海浪潮以及全球化進程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創造了影響近代世界進程的極為輝煌的大歷史。她不僅是16-19世紀遠東地區最繁盛的貿易中轉口岸，吸引了亞洲、歐洲及美洲數十個國家的商賈、教士及移民停留與居住,更是東西方各種宗教、文化交匯碰撞之地，成為幾百年間西學東漸和東學西傳的獨木橋。以澳門一長崎、澳門一果亞、澳門一馬尼拉三條航線建構起來的國際商貿長景圖，其描繪的是,澳門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港口以及西學東漸、東學西傳的重要樞紐，成為近代中西方文明接觸、交流和融合的重要平臺，成為異體異質的文明類型相互運動並產生新型文明的重要基地。在這個基地,上演了一場人類文明大碰撞、大融合，以致孕育出新文明的壯麗情景: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習俗的人們以其各自的方式，各美其美，美美共生，由此誕生了既不同於中華文明，又迥異於西方文明的多元、包容、和諧的「澳門文化」,亦即潘日明所稱的「結合兩種不同文化而創造的第三文化」。
  顯然，澳門中西文化相互接觸、交融，乃至新生，可以概括為文明的「互動相生」模式。這種「互動相生」的文明形態的存在和發展，為澳門學創立人類文明傳播與發展的新範式提供了學術上的可能。可以說，澳門學的範式應該是以研究不同文明的傳播模式，也就是以「互動相生」為對象,用全球視野挖掘人類不同文明「互動相生」的澳門樣本。研究澳門學，既可以揭示人類文明傳播與發展的新模式,又能開闢人類文明和諧相處的嶄新旅程,為今天世界解決各種民族衝突提供重要的啟示。這種範式突破了傳統研究範式關於文明傳播的路向和模式，在全球視野中特別關注不同文明的互動傳播，強調一種文明應該以平等的方式，與另一種文明相互交融、相互作用，甚至化自身於無形，形成新的文明形態。如果說，湯因比將人類不同文明接觸的結果定義為兩種形式、兩種結果:某一種文明取得優勢，另一種文明解體；兩種文明都解體,形成新的文明。那麼，澳門學所揭示的卻是東西方文明經過近500年的接觸相處，在沒有各自解體的情況下，以各自的精華孕育了一種新的文明。湯因比把基督教看成是歐洲古代文明與近代文明之間的仲介和橋梁，稱它為「這一代蝴蝶與下一代蝴蝶之間的卵、蛆、蛹」。而澳門學則是東西方文化在澳門的交匯、互動和新生,是「這一只蝴蝶與另一只蝴蝶之間的卵、蛆、蛹」。蝴蝶仍然是蝴蝶，各自飛舞，而蛹卻已羽化於天地，翩然新生。更難得的是,羽化之蛹乃是連接其「父母」的紐帶:正是通過澳門，中國認識了世界，世界瞭解了中國，西學東漸，東學西傳，東西方兩大文明得以實現對話與交流。
  澳門學「互動相生」的範式，可以連接起歷史研究和現狀分析的裂痕,其內涵量非常豐富。我們可以用歷史的眼光分析今天的澳門，可以從歷史中尋覓解決今天問題的答案。分析今天不僅是為了印證歷史，更是為了啟示明天。這種範式不僅是面對「已經過去」的歷史存在，更加關注「正在發生」的現實形式,並因此探討多樣性民族、宗教、文化「互動相生」的特殊形態及其未來走向，為人類不同類型的文化如何相處相知提供了有價值的認知，為人類文明的發展揭示了可能的路向一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怎樣相處,不同的國家如何交往:不是在征服中求勝利，而是在多元中求和諧;不是在衝突中被毀滅，而是從多元中求大同。當今世界，地區性的衝突多為民族、宗教、文化之間的摩擦所造成，民族、宗教、文化問題日益困擾著各國政治家:不同民族、宗教、文化能否避免衝突？衝突如何化解？如何和諧共處？研究澳門學，就是要從澳門的文明「互動相生」現象找到歷史的解釋及其核心的價值，為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明找到可以避免衝突、和諧相處的道路，為當今世界各國妥善處理民族、宗教問題，促進世界各國的和平發展提供有益的啟示與借鑒。
  當然，澳門學的學術範式，其成立和發展必須以翔實、深入且富有創造性的學術成果來驗證,所有關於這門學問的學術可能性的探索都只是一種理論思路的準備,研究情緒的熱身和學術環境的營造，將這種學術可能性轉變為現實的學術性，還需要學者們大量艱苦的工作和努力，包括系統而有效的方法論的設計與建構，較大的財力、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建構澳門學材料的收藏、整理和解讀體制，調動具有世界學術背景的專家力量，對於澳門學的學術範式、知識系統、學術特性,以及澳門現象及其規律隱含著的學術能量和影響力作出深刻而富有穿透力的理論總結。
  四、學術價值
  對澳門學的學術基礎、學術內涵和學術範式的考察，自然而深刻地揭示了澳門學的學術價值，而這種學術價值的揭示,便為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提供了更加充分的理由。
  對於世界的中國學來說，澳門是中國文明乃至東方文明的最初模組;而對於中國的西方學來說,澳門則是西方世界投射到中國視闞的原初鏡像。澳門所具有的這種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使澳門學在中國與世界知識體系中具有別樣的風情和魅力。澳門學的全部學術指向近500年來中西文明交流史，指向中國近代史的重新認知，同時也指向世界文明史的學術重構。澳門學具有豐富而深邃的中國近代史礦藏，具有廣闊而深刻的世界史內涵，具有在世界文明史和文明交流史中不可忽略的學術意義和價值。
  1839年，鑒於澳門地方「華夷雜處，各國夷人所聚，聞見見多」,林則徐組織發行了《澳門新聞紙》。該報通過翻譯外國人在廣州、澳門出版的外文報紙，向國內傳播資訊，一股「開眼看世界」的思潮，由此在嶺南勃然興起，而其策源地正是小小的澳門。確實，在中國近代史,乃至當代史中，許多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都或多或少地與澳門相關，這些人物或事件之所以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又與中國與世界的聯繫有關。如果明白了澳門在中國與世界相聯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明之衰世會出現虔誠信仰天主教且被譽為「中西會通第一人」的科學家徐光啟，為什麼澳門產生了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憂思忡忡的鄭觀應以及他的不朽論著《盛世危言》,為什麼中國近代以容閡為傑出代表的第一批留學生群體主要來自於香山，為什麼林則徐、孫中山都想到借助於澳門實現其政治抱負，為什麼促發中國現代化曆史進程的先驅者康有為、梁啟超都崛現於離澳門不遠的「五邑」之內，為什麼中菊政府能夠妥善處理澳門問題，使澳門能夠順利回歸祖國，展開了「一國兩制」的實踐並取得成就。毫無疑問，這些歷史人文現象、政治實踐都與澳門這一特定的中外文明有關，與澳門作為中國近代史最初的、也是最有張力的發祥地有關。正如有學者所言:「只要對中國近代、現代史稍微熟悉的人都不難發現，中國封建社會逐漸解體的整個過程，跟來自澳門的文化影響有著或隱或顯的微妙關係，大凡中國近代史上與社會變革有直接關聯的風雲人物，他們幾乎多半跟澳門結下了很深的緣分。如果說，把澳門看作是近代孕育中國社會偉大變革的一條輸精管,似乎無任何誇張之處。這一切關乎中國與世界、東方與西方關係的現象,承載和昭示的是澳門特有的精神魅力和文化輻射力，而靜止地、畫地為牢地就澳門研究澳門顯然難以有這樣的發現眼光和透視能力。
  澳門雖然是中國向西方被動地打開國門的第一塊領土，卻同時也成為中國融入全球化歷史的第一個樞紐。中國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在近代的發展,其實是以某些地域的全球化運作為標誌的，近代化對於中國而言就是從意識形態到社會生活部分地開始融入世界,正如現代化實際上是較為全面地融入世界及融入全球化進程一樣。如果說中國的近代化也應該以部分地融入世界、融入全球化為標誌，則這種近代化的曆史毫無疑問是從澳門開始的，這樣的歷史早在16世紀就已經開始。這就意味著，澳門學的研究將改變相沿成習的有關中國近代史起點的認知。也就是說，中國近代化和近代史的學術認知須從澳門開始,澳門學將擔負起重新認識和解讀中國近代史起點和內涵的學術任務。
  澳門學須通過澳門社會的形成、變遷和發展的過程,通過跨學科的綜合比較研究,發現澳門特有的發展模式和精神特質，並揭示出澳門模式和澳門精神所呈現的規律及其對人類社會所蘊含的意義。澳門濃縮著近代東西方文明交流融合的原初資訊，蘊涵著東西方文明碰撞、齟酷與協調發展的規律。隨著全球建構世界多元文化和諧交融的時代主題的明確化,它應該越來越多地引起人們的更大關注，躋身於國際學術的顯學之列。這是對有關澳門研究的一種學術的質的規定性的概括，這種質的規定性應體現獨特且有內在邏輯體系的有關澳門以及澳門作為中西文明交流標本的世界意義的學理認知系統，這一系統揭示澳門作為東西文明碰撞與和諧發展的突出乃至成功的個案，及其在中國歷史以及世界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文化特性和學術特性，進而從人類文明多元融合的規律性方面看待其價值能量,以顯現這門學問的學術輻射力和曆史穿透力。
  澳門在近500年來被動地成為東西方文明對流的走廊，成為中外文化交融的平臺，其間產生的歷史記憶、文明遺存、文化風習、文字材料,早已成為學術界倍加關注的對象，成為有相當積累的學術領域，成為有相當發展前景的多學科聚焦的課題。有人將澳門比喻為一座文明「大廈」，「在這座大廈裏，洋溢著族群的和諧與生活的韻味，滲透出人文的關懷與人間的愛心，閃爍著人性的光輝。而正是人性的光輝，使得小小澳門在人類文明史上閃閃發亮,也賦予了澳門學的特殊意義。」理想的澳門學正是從這座「大廈」出發，以獨特的本土知識體系，豐富或重建中西文明交流史乃至世界近代史的部分章節。
  澳門是中外文化的交流和集散之地，通過澳門，不僅給中國引進了歐洲的天文學、地理學、數學、醫學、望遠鏡、鐘錶、火炮、音樂、美術等西方科學文化和技術,還向中國傳入了玉米、花生、白薯、番茄、生菜、捲心菜、西洋菜、辣椒、洋蔥、腰果、無花果、巧克力、薄荷及煙草，葡萄牙人在澳門和灣仔的花園、菜園裏種植的各種觀賞樹木和家用草藥亦被澳門鄰近的廣東農民學習,進而擴展到中國內地。與此同時，葡萄牙人通過澳門向巴西和歐洲運去了譯成西文的中國經典名著、大量的瓷器、景泰藍、絲綢、象牙雕刻、漆器及其他紡織品，還將百合、月季、牡丹、水仙、菊花、山茶、桂皮、樟腦、大黃、珊瑚、生薑、廉香、柑桔及茶葉等品種傳入西方。有研究顯示，中國的轎子也被西方接受。澳門真正成了異質文化彼此交流、相安共處、並行不悖的和諧之地。當異質文明發生衝突時,澳門基本上不釆取「暴力」手段去解決問題。1667年,在澳門的多明我會士閔明我親眼見到葡萄牙人以忍耐與克制態度理智地處理了一場宗教衝突。1758年3月18日，果阿宗教裁判所下令，在澳門不允許任何形式的娛樂活動和遊行，但澳門議事會的議員們認為其不能對華人行使司法權，因此，他們十分謹慎地默許了華人短暫的娛樂活動。1816年4月15日，澳門華人在媽閣廟舉辦慶祝媽祖的神誕遊行活動,澳門主教知道，澳門城內的員警不可能阻止這些異教徒的慶祝活動，遂對各教區發表告誡書，勸誡所有基督教徒不能偷看遊行和表演的隊伍。1851年,澳門總督賈多素對澳門華人搭棚演戲祭神之事發佈告示，用劃定區域的辦法容納華人娛樂:「照得該華人教內所信行諸事，本總督非為輕視而不容之，又不願禁止,僅意從寬,不礙其使習行。嗣後凡有搭棚唱戲祭神等事，惟准在馬閣廟前及新渡頭寬闊之地，餘外不准在別處搭棚。其在兩城門之外，可以照舊蓋搭，但應如舊先報，候官批准。」總之，歷史上華洋共處的澳門城，中葡雙方都兼以忍讓和妥協的方法與手段,不同民族的文化衝突似乎在中庸的範疇和忍讓的層面進行了長時間的調和，以至今日尚可見到，在澳門同一條街上,這邊是天主教的「聖像出行」，而那邊則是媽祖或者是哪吒太子的神誕慶賀，各行其是，和諧共處。因而澳門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構成了一個具有獨特意義的標本。中西方文化通過澳門的交流與集散，為澳門學的知識系統和認知範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澳門文化的如此特性，可以通過澳門歷史與文化及其特定生態的個案研究，從理論上總結出文化和諧與社會經濟結構、社會政治風貌及社會心理機制條件之間的必然關係，總結岀文化和諧與社會人生狀態乃至特定的文化地理之間的某種聯繫。這種種關係的理論解決，自然可以迫近澳門和諧文化形成與發展的基本規律,而這種規律的揭示,對於在世界範圍內營構和諧的文化環境和文化生態都有相當的啟發意義。澳門學應該通過這樣的歷史研究和理論探尋,為人類文明和諧發展的巨大可能性及其內在規律的揭示作出貢獻。
  由於世界近代歷史是從局部地區的全球化運作開始的，對於西方世界而言，近代化的意義就不僅僅是中國對於世界的融入,而是包含著西方世界對東方和中國文明的認知。顯然，這種全面認知也是從澳門開始的。蓋略特•佩雷拉(Galeote Pereira)的《中國報道》,科裏斯托萬•維耶拉(Cristoviio Vieira)和威斯科•卡爾沃(Vase。Calvo)的《廣州葡囚信》,加斯帕•達•克路士(Gasparda Cruz)的《中國志》，馬力陳(Mardin de Rada)的《論大明的中國事情》,利瑪竇(Matteo Ricci)、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的《基督教遠征中國史》，曾德昭(Alvaro Semedo)的《大中國志》及安文思(Gabriel de Magl- haes)的《中國新史》，這些西洋史料都體現了西方世界通過澳門認知東方文明和中國文明的歷史印跡，其中包含著對澳門和東方文明的敬意甚至崇拜的意味，這種正常的文明交流的心態,與後來作為侵略者對中華文明的傲慢和輕侮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無論是中國的歷史闡述還是西方的歷史記載,都對這樣的歷史態度釆取了最大限度的忽略,這不僅是對中國文明和東方文明的不公正，同樣也是對西方文明的不公正,更是對於世界近代歷史的不公正。還歷史和東西方文明以這樣的公正，有待於澳門學的深入開掘，澳門學蘊藏的大量史料有望於對此展開顛覆性的學術革命。
  儘管中國與世界的直接對話，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直接對流早在近500年前就已經通過澳門實施，但由於鴉片戰爭以後列強的入侵與中菊關係逐漸走向對立，長期以來，有關這一段對於中國和世界而言都至關重要的近代歷史的敘述,各自都處在自說自話的隔膜、割裂狀態。如果中國歷史的闡述者習慣於按照以鴉片戰爭為中心事件的中文材料進行學術敘述，世界歷史或全球史的闡述者則按照他們從鴉片販子們的帳本以及軍艦艦長的航海記錄中得到的數據進行學術敘述，必然很少有歷史學家從中西交匯的第一樞紐澳門,從中國近代歷史的第一發生地澳門出發去考察這段令人興奮也令人痛心的歷史;從圍繞著澳門的浩如煙海的歷史材料中發掘中西方文明交流的第一聲驚歎、第一番磋談、第一在鮮活的心態與社會生態。相反，成功而深入的澳門學研究測可以彌補東西方文明交流史乃至全球歷史的上述缺憾，通過澳門和澳門學研究，世界學術界可能對於還原這一段歷史更加充滿信心。
  澳門學這樣一個旨在並足以躋身於國際性學術界並獨立於國家級學科群體的學問，必須在國家乃至世界的文化積澱和文明進程中尋求發揮其借鑒功能及輻射力度的可能性，即須自覺地將澳門定位為中國乃至文明進程中的一個有價值的個案，通過對這一個案的規律性解讀與理論性揭示，尋索其對建構人類和諧、健康的生活秩序和文化秩序所具有的某種啟示作用。
  五、結語
  澳門作為中國以向外瞭望、對外開放為內涵的近代化歷史的原動之地，一切有關於這段歷史的文明積累和文字材料，都顯示著中國融入世界、擁抱海洋文明的最初的完整資訊。於是，有關澳門的學問與中國近代歷史息息相關，屬於具有鮮明近代色彩的中國學的特別分支。澳門還作為西方世界最初較為全面地矚望東方世界、接近東方文明的窗口，承載著全球地理大發現之後東方文明大發現的最初的完整記憶。因而，有關澳門的學問與全球文明板塊互動、碰撞的曆史運作脈脈相通,澳門學又屬於世界學術框架中獨具特色的構件。「從全球範圍來看，澳門是東西方文明交流融合的典範。澳門文化形成和發展的歷程及蘊含的規律，可以彌補世界歷史關於不同文明相互融合範式研究的不足。開展澳門學研究,探討澳門歷史文化的結構功能和價值形態，探討澳門在世界文明進程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可以豐富人類現有的知識體系，可以對人類社會的知識增量與和諧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澳門作為中國乃至世界文明進程中的有價值的個案，只有從史學、哲學、宗教學、文化等多角度綜合研究，才能重新認識澳門的豐富內涵及其文化價值；只有以國際學術的視野,從學理上揭示人類文明互動發展的澳門範式,並且探尋這種文明傳播模式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獨特價值，研究不同文明互動相生的過程、形式與規律，才能為實現多樣性民族、宗教、文化的和諧相融，妥善處理民族、宗教問題，為在國際間建立和諧發展、多元共生的社會秩序和文明秩序提供有益的啟示與借鑒。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