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公室裏空空蕩蕩，唯一能引人說點什麼的是牆上一幅掛畫，姚風自己畫的。畫布平均劃分成幾十個小方格，填充著不同方向、不同顏色、端正筆挺如符號的「不」字，以及潦草的筆觸、慌亂的色塊、五官不全的簡筆人像。它不具備收藏品的炫耀職責，甚至也談不上是辛苦創作的成果，眼前的澳門大學葡文系主任大概是在謙虛，表示這種繪畫沒什麼難度，更多的是傳達概念，不為迎客，僅求自勉。
  高領毛衣，西裝外套，頭髮也認真修剪過。那些埋進作品裏的激烈情緒在他身上難尋蹤跡，被他帶出門的只剩文質彬彬。他用字正腔圓的語調說明：「我覺得我自己有時在說不的時候很困難，但這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必須說的。我們畢竟生活在人情社會，很多規約的限制會讓你無法勇敢起來，你可以反抗，但有的時候無法反抗到底。其實我覺得這也是我們生存的一種困境。有時候你感覺憤怒，但跟朋友發過牢騷後，你還是去做核酸了。因為你不做核酸就沒辦法進大學校園、給學生上課，但我覺得至少你還會罵幾句吧，如果你連這個都沒有，那我覺得就是給閹割得太乾淨了。」
  2022年11月，名為「看見」的姚風個人攝影展在澳門1844攝影藝術空間展出，除了80幅遊走多國的照片，還有幾件他的裝置作品。其中一件，他買來一顆碩大的仙人掌球，戴著耐磨手套，一根一根，把刺全部剪掉。這件《辛勞的園丁》躺在泥土中，卸下所有武器後柔和地替他無奈歎示：「就是被修剪得太整齊了，如果剩下一點都好。」
  作為傳播思想的人，姚風對於思想的表達有著深刻的警惕，不懈地用整齊鬆動整齊，使之變得平滑或銳利。
  他曾在一張會議桌上放置一個話筒，套上避孕套，設置了一個可延伸的劇場式場景。從「言論」的含義中出發，一個無形的會議從「安全性」裏走不出來。幾年前的《並非虛擬》（No Conjuntivo，婆仔屋文創空間，澳門）個展中，他搬來頭顱標本，將包裹表面的太空棉和紗布置換成中葡文報紙，針灸似的把針尖插入字眼，同樣是在提醒言論陷阱。
  這些裝置明顯與晦澀無關，都表現出肉眼可見的對立，但又因表達者的溫和不至走向張牙舞爪的涇渭分明。新冠疫情期間，他用白色石灰和黑色口罩拼成十字架、把昔日澳門青樓的海報和一個十字架並置、將自己的一首詩放進玻璃瓶，完成了「詩歌把福馬林變得不朽」這一過程。
  縱然這些年他不斷地做了許多藝術嘗試，但人們提起他，多數想到的還是他的詩人和譯者身份。他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學習葡文，在里斯本待了好幾年，還曾擔任外交官。從他翻譯的一些詩集名中，不難窺見與其藝術創作一脈相承的隱藏在平靜中的緊張預感，例如《在狂風中生活》《在水中熱愛火焰》，包括2022年在臺灣出版的他個人的詩歌選集《深夜點燈》，都在傳達一種綿長的抗爭。
  藝術家林江泉稱他為藝術領域的Polymath（博學家），除了攝影、繪畫、裝置，還多次策展，較為大型的有澳門藝術雙年展和何多苓畫展。他並沒有刻意在某個領域追求什麼，更多的是遊玩體驗的心態，機會來了就試一下。
  澳門回歸前夕，他客串過一部名為《煙龍》的電視劇，在其中扮演一名與來澳門教葡語的葡萄牙女孩相戀的中國神經科醫生，由於經費特別有限，從西裝到睡衣都由他自己提供。
  如今他的學生想必已很難見到教授的這一面，藝術創作外的多數時間，他用原名姚京明教課、頂著不同的筆名翻譯、寫作，時而是黑中明，時而是Sibilas（女先知）。
  安德拉德和意象的萬花筒
  在澳門生活了幾十年，但姚風迄今唯一的小說嘗試卻與這座刺激都市裏的生活無關。他寫的是兒時在北京學習西班牙語的經歷，很早就有感於命運的隨機，彼時他與五六個孩子作為「文革」後的第一批學生被選中，進入北京外國語學院部屬學校學西班牙語，「我媽還說呢，說西班牙在哪兒呢？」
  他感慨：「所以人生很多時候，比如說就是命運選擇你學西班牙語，那你的命運就改變了，後來又改成葡萄牙語，都是跟語言打交道，就決定了以後人生的方向。」
  在那個學校學了整整七年，如今回看不過是「學了一點皮毛」。教材匱乏，每天用塞萬提斯使用過的語言重複革命口號。他在那時寫了一首題為《我在中國見到夢露》的詩，還寫了一篇在《紅色年代走進西班牙》，以及一篇殘酷的虛構作文，寫的是一個孩子去送信，信上寫的卻是要把這孩子賣掉，孩子不識字，對方拿到信一看，說你別走了。
  接觸西班牙語的那些年，姚風渾然不知堂·吉訶德是誰，唯一接觸的外國人是學校裏一個叫貝貝的西班牙老頭。貝貝身體肥胖，走路慢悠，總是叼著粗大的栗色煙捲——後來知道那叫雪茄。他戴著一副黑色的寬邊眼鏡，一只眼睛瞎了，學生們猜測那大概是因為革命事業致殘，更加驗證了校園裏關於他是西班牙共產黨員、因反對佛朗哥獨裁統治而被迫流亡中國做老師的傳言。
  貝貝住在專家樓，平日與學生不常打照面，在姚風的回憶裏，「他特別喜歡女生，和男生通常會保持距離。」等到考大學時，姚風對自己的西班牙語水準仍沒有信心，報志願時便也報上了與之相近的葡萄牙語，「彼此好像幾乎都能聽懂似的，這個距離好像比普通話跟廣東話還要近。」
  1987年，姚風大學畢業後被分到了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乳臭未乾地跟著柳鳴九、呂同六、郭宏安等外國文學大家學習。當時研究所裏的葡萄牙文書籍十分稀少，「葡語文學本身就非常小眾，中國讀者非常少」。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得到一本葡萄牙文詩集，翻譯成中文的名字是《棲居的心》，作者是埃烏熱尼奧·德·安德拉德。
  姚風讀完後愛不釋手，選譯了其中五十多首。翻譯本身對他而言是一種特別深刻的學習，「比如安德拉德，他的寫作其實跟我的寫作完全不一樣，但是在翻譯他的過程中，我學到了很多，比如說對意象的經營。他詩裏面很多意象，就像一個萬花筒，比如他寫泉水、樹、星星、大海，這些簡單元素在他詩歌的萬花筒裏這麼一旋轉，就可以旋轉出新穎奇特、令人驚訝的意象。可能這也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就說一首詩如何給人帶來驚奇吧，如果沒有這個surprise，這首詩或者用的這個詞就沒有存在的價值。」
  1990年，安德拉德受邀到澳門參加中文詩集的發行儀式，並寫下《東方劄記》，文中提到，「澳門這座城市，從遠處看有一種迷人的假像，其實澳門的『五臟六腑』都是暴露在外的。」那是10月底的一個早晨，在詩人眼裏，「比7月葡萄牙的海灘之晨還要明亮，炎熱。」
  （孫淩宇 劉家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