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壽桐
  澳門雖小，卻是一個有文化的地方，並且富有自己的特色；澳門文化的特色是，華洋雑處，中葡交並，東西交流，多元共生；澳門文化巨大的包容性不僅在於無問西東、無論教派，還在於優劣並存、良莠雜陳……這些幾乎可以説是澳門研究者、關注者的共識。不過，這樣的共識所反映和描述的都是澳門文化的特色，如果聚焦於澳門文化的特質，問題就顯得較爲複雜。大多數研究者更願意將澳門文化的特色模糊爲甚至等同於澳門文化的特質，這導致關注澳門文化的讀者多將澳門文化的特色當作特質，或者根本就不在乎、也無興趣去深究澳門文化的特質。
  對於像澳門文化這樣歷史資源十分豐富、內涵構成非常複雜的文化形態來說，必須從特質性甚至本質性方面加以把握，纔能達到文化歷史認知、現實認知的精準度和深切度。這既要防範那種以特色代替特質的學術傾向和文化傾向，也應警惕那種將文化特色誤當作文化特質或者以文化特色認知含混於文化本質認知的粗概的學術把握方式。
  一種有價值的文化形態必能顯示其獨特的文化內涵和文化特色，這樣的特色足以能廓清它與周邊文化形態的區別性，顯示其自身的獨特魅力。但這樣的特色認知並不能取代這種文化形態的本質認知，因爲一種文化的本質特性代表着這種文化的基本質地和基本傾向，體現着這種文化的本質方面的特性與定位，是把握這種文化的核心價值和魅力資源的關鍵路徑。文化形態與其他社會意識形式一樣，其特質與特色的關係是一種基本的哲學範疇。文化特質是決定性的，是本體性內涵要素的呈現，而文化特色是被特質所決定的，是特質的一種外化呈現的樣態；文化特色的揭示可以反過來推導文化特質的基本風貌，文化特色的顯現勢必指向文化特質的價值內涵。
  一、澳門文化的形態特徵與生態分佈
  要釐清澳門文化的特質甚至本質，還必須從釐定澳門文化的諸種特色開始。因爲，文化特色常常寓涵着文化特質，文化特色是文化特質的外在表現；同時，一定的文化特色有時可能掩蓋相對應的文化特質，甚至誤導人們的文化認知，讓人們對文化特質的認知走向相反的方向。
  澳門文化的特色當然是源於澳門作爲華洋雜處、族群衆多的社會形態，多元宗教、多種語言的社會結構，時代悠久、盤根錯節的歷史淵源，這些不單是澳門研究者可以如數家珍、娓娓道來，即便是對澳門粗有瞭解的讀者也能大致說出其中的原委。有學者概括，澳門至少存在着「華人文化，葡人文化(包括土生文化)；有傳統文化與時興文化；有純粹文化與通俗文化；有宗教文化，建築文化、語言文化、法律文化、風俗文化、體育文化、飲食文化、節日文化、節令文化；還有澳門特色的博彩文化；華人文化中還有龍舟文化、天后文化、觀音文化、關公文化等」。一些研究者試圖以窮盡列舉的方式研究澳門文化的各種現象，但總是難以真正完成，因爲「文化」範疇過於寬泛，澳門文化的構成無論其歷史還是來源都十分複雜，於是，像這樣的列舉雖然顯得非常雜多，其實還是遠遠不夠；於是，有人從不同角度涉入澳門文化的話題，引發出不同的文化觀察和文化命名，不僅有時興文化與傳統文化之分，也有中國文化與葡國文化之分，還有殖民地文化與移民文化之分，另外從文化品性上來判斷，還有優良文化與劣質文化、積極文化與消極文化、正面文化與負面文化之分等等，但這些都是文化評論和文化品相分析的結果，實際上已經離開了澳門文化的類型構成。
  學術事實證明，關於澳門文化的個案性列舉，衹可能越來越多，越來越龐雜，越來越繁複，終至越來越含混，也可能導致越來越雜亂無章。應該將紛繁複雜的澳門文化通過類型構成進行層次分析和邏輯分類，這樣纔可能避免個案列舉所造成的淩亂與漫無頭緒。從類型構成來分析澳門文化，似應根據基本屬性分爲中華文化、外來文化和在歷史演進中的中外混成文化這三種屬性；而這三種屬性之下，又不均勻地展開着五個文化類型，即語言文化、歷史文化、民俗文化構成的社會歷史的文化類型，思想文化、藝術文化構成的精神創造的文化類型，政制文化、教育文化、宗教文化構成的上層建築的文化類型，建築文化、裝飾文化、飲食文化構成的物質經濟的文化類型，衛生文化、競博文化、傳媒文化、行爲文化構成的生活方式的文化類型。
  澳門文化具有三種屬性，五種類型，十五個文化類別，近一百二十種文化現象。當然，這樣的統計仍是粗概的，因爲不少文化現象未能囊括其中，有些衹是代表性的列舉。例如，語言文化類型中的「其他語種文化」，在澳門實際上難以盡述；再如，宗教文化類型中，外來宗教文化也不僅僅是天主教、基督教文化，至少還有伊斯蘭教文化、巴哈伊教文化等等，品類繁多的民間信仰尚未核計在內。從文化形態的概念層次而言，澳門最具醒目特色的是「政制文化」「競博文化」，這兩個概念有爲澳門文化量身定制的意味。
  澳門以「東方賭城」爲俗稱，「博彩文化」概念爲許多研究者所認同。實際上，澳門是一個典型的東方冒險家的樂土，除了博彩以外，澳門在相對漫長的歷史文化積澱中還有擂臺文化，金庸武俠小說的重要生活與素材起源便是澳門的打擂文化。有資料表明，1954年，香港白鶴派代表陳克夫與香港太極派掌門吳公儀在澳門設擂臺比武，而且大肆宣傳，動用何賢親臨裁判，此事哄動當時的港澳兩地，更成爲武俠文化的一種誘因。擂臺賽是一種競技比賽的傳統樣式，迥然不同於博彩文化以「運氣」一博勝負的運作方式，不過同時又帶有一定的競博色彩，所以應該被概括爲競博文化。此後，澳門持續了較長時間的國際賽車運動，也同樣顯示着這一特定區域的競博文化的內涵。毫無疑問，澳門的競博文化更多地打上了傳統民間文化的烙印，中華文化的主流位置同樣得到明顯的呈現。
  澳門的節日文化非常值得研究。這裏是一個節日衆多的社會，中國傳統節日固然會在這裏得到隆重紀念，西方重要的傳統節日當然也會悉數慶祝。除此之外，東方傳統宗教的一些節日如佛教的「佛誕日」，西方天主教的一些重要節日如「聖母無原罪日」等等，都會以公衆假期的方式進行紀念與慶祝。這樣的節日文化，生動地體現了中華文化爲主流、多元文化並存交流的文化和諧局面。也衹有在澳門這樣一個多元文化並存的社會，纔可能如此充分地運用廣博的節日資源，使得這個社會充滿着節慶的歡快與平和。
  關於澳門文化形態的統計分析，乃是基於澳門文化的特徵和特別內涵所設計的一種「口徑」，因而並不追隨其他研究著作對文化類型分析的嚴整性與系統性。例如，在《中國新文化百年通史》中，論者認爲文化分爲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大類型，「在每一種文化類型之中，又可以分爲若干個文化種類」，即將文化類型又分爲「次類型」和具體文化形態的層次，並有這樣的統計表呈現。
  這是從一般文化類型與價值構成的角度進行系統分析的結果，並不適合較爲微觀的澳門文化。澳門文化的分析較爲適合上述類型與屬性的分類，因爲其形態較爲易於認知與把握，不需要在類型與次類型之間再行分類。
  從制度文化方面考察澳門文化形態，情形會顯得相當複雜。例如，澳門的政治文化更準確的表述可能是「政制文化」。澳門具有與其他地區完全不同的政治生態，其特殊的法律制度、行政制度、社會運行制度決定了它政治生態的獨特性。由於澳門形成的歷史慣性是政黨組織運作的缺席，而代之以最爲普遍、密集的社團運作；澳門的社團數量與其人口比例應處在全球最大值，其中有一些社團起着一定的政治作用，發揮着政治運作的功能，但絕大多數澳門社團其實與政治運作無關，因此，將澳門社會概括爲「社團政治」多少有些誇張。以社團運作爲基本政制結構的澳門社會體現的實際上是一種獨特的政制文化，而不是特別的政治文化。固然，有些對澳門政制運作瞭解甚深的專家注意到，一些重要社團「兼有部分政府職能，出現了社團功能『擬政府化』現象」；這樣的現象應該會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面臨着改變，因爲就普遍的社會運作情形而言，即便是體制相當龐大的傳統社團，如果「兼有部分政府職能」的成分，並在一些社團功能上「擬政府化」，這對於民主政制下的社會管治的公平性勢必形成一定的挑戰。
  關於澳門社團在澳門政制文化中的作用，這樣的觀察是準確的：「社團組織帶動的澳門異常活躍的非政府社會活動及志願性市民活動，使得社團全面滲透於澳門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並成爲澳門社會的一個標誌性的特徵。」這樣的概括，一方面突出了澳門社團在各個領域的重要作用，其中也包括政治領域；另一方面，將這樣的作用限制在「非政府社會活動」或「志願性市民活動」方面，這便是澳門政制的重要特色，所體現的是澳門特色的政制文化。這種政制文化以社團活動爲基礎，是一種非常獨特的社團參與式的政制文化。
  澳門不僅有文化，而且其文化形態相當豐富，其文化構成相當複雜，其文化類型相當特殊。這樣的豐富性，使澳門文化贏得了醒目的地位和學術關注度；這樣的複雜性，造成了澳門文化特質認知的難度；這樣的特殊性，令澳門文化特色認知常常被誤當作澳門文化特質認知。澳門文化研究既應全面而準確地認知澳門文化形態的豐富性，更應從澳門文化的複雜構成中析理出澳門文化的特質，而不能將澳門文化的特色認知混淆於有關它的特質認知。
  二、澳門主流文化與多元文化的複雜呈現
  澳門是一個歷史悠久、人種繁多、文化多元的特殊地域，文化的呈現非常豐富。但要從總體上概括澳門文化，就必須把握澳門文化的主流方面，因爲主流文化代表着澳門文化的特質，也體現着澳門文化的特質。在這裏，文化的特質把握與特色把握具有嚴格的區別性。特質把握必須依賴於文化主流的分析，而特色把握則可以着眼於多元文化並存的現象的揭示。
  將澳門文化的特色與特質相混淆的認知習慣，應該是以「Macaoese」的命名爲開端。澳門土生葡人以及他們自創的土生葡語是澳門文化的一大特色，甚至可以說是一大亮點，但並不意味着這樣的特色和亮點就能夠體現澳門社會的本質和澳門文化的特質。將這一群人直接命名爲「澳門人」，將這種語言直接命名爲「澳門語」，顯然是以特色認知代替特質認知，或者用特色認知轉註文化特質。關於澳門文化特質的認知，應該直接進入澳門文化主流品質的統計學論證和邏輯學論證，而不能倚重於這種轉註法，習慣性地將文化特色詮釋爲文化特質。
  澳門雖然從開埠之初就是一個華洋雜處的特別區域，西方文化以某種強勢的姿態就此選擇了進入中國的門徑，但這裏畢竟是中國人的居住地，洋人以外來者的身份進入，是包括洋人在內的所有人都非常清楚並且從未忘記過的。有關社會關係的這種歷史記憶，決定了與洋人同時進入的外國文化必然處於客席狀態，這一地區的主體文化、社會基礎文化當然是中華文化。
  考察一個地區的主流文化必須從主體文化的角度切入，而一個地區的主體文化的理論認定應該以這個地區人群結構的「巨系統」考察爲基礎。特別是在多元文化並存發展的諸如澳門這樣的地區，認定社會人群結構的「巨系統」不僅是必要的，也是非常容易的。按照社會學的學術邏輯，認定一個地區人群結構「巨系統」的統計學方法，可以這樣進行表述：一定區域一定文化主體人群在數量上超越於其他文化主體人群總和的300%，就應該並且能夠構成該地區社會文化的「巨系統」。這樣的統計，是依據社會人種分佈的可見概率理論。假設一個村莊的居民平均出門的概率是1/3，在一定時段居民在這個村莊的可見率爲1/9，大概率意義上，佔據這個村莊70%的「巨系統」人群的成員就有可能在大部分時段被當作100%的人群成員得以呈現。因此，一定人群成員衹要達到其他人群總和的300%，就可能被當作這個社會單元的「巨系統」加以對待。這時候，「巨系統」的人群文化就勢必成爲這一地區的主體文化和主流文化。
  這樣的數據設定用來分析澳門社會人口結構是非常合適的。澳門社會的中國人群與其他族裔的比例，在近百年來一直維持在20:1，即中國人群的數量是這一地區其他人群數量總和的2000%，遠遠超出300%的概率倍數，無疑這個地區早已形成了以中國人爲「巨系統」的社會結構。回歸以後，主要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大幅增加，現在，澳門的中國人群已經達到其他族裔人群總和的3000%，是社會「巨系統」概率要求的10倍。儘管澳門的人口近二十多年來處在不斷變化、發展之中，但文化人群的數據結構始終以中國人爲「巨系統」，而且這種「巨系統」呈現越來越大的趨勢。在多民族雜居、體量狹小的澳門社會中，中國社會文化的主體優勢和主流地位始終穩固，且在不斷擴大。
  「巨系統」人群是一種社會概率和統計學觀察的結果，置諸具體的主流文化考察之中，尚需考察一定的文化環境、文化氛圍的影響因素。一般來說，一定社會的「巨系統」人群的主體文化能夠決定並體現本地區主流文化，但如果圍繞着該地區的環境文化具有強烈的異質性和影響力，則會在相當程度上消解這一地區「巨系統」的文化輻射力和影響力，從而取消一定意義上「巨系統」對該地區主流文化的決定作用。例如，在國外以唐人街爲典型地區的華人社區，或者在美國西部的一些華人集中居住地，華人在一定的區段同樣會構成「巨系統」的族裔集群，但是否可以斷定這樣地區的主流文化就一定會體現爲中華文化？答案是不盡然。考慮到許多唐人街周邊地區往往是一個城市秩序較亂的區域，雖然該區域的華人一定意義上形成了數量上的「巨系統」，但中華文化並不在該區域獲得並保持主流地位。這體現了作爲環境文化、氛圍文化的所在國文化，以一種巨大的強力消解了中華文化在該地區本可能有的主流位置。但澳門文化並非如此，因爲澳門的環境文化和環繞氛圍是濃烈、厚重的中華文化；受到中華文化直接承傳的主流文化，與嶺南文化以及通過客家文化聯繫中原文化的中華傳統文化，都從不同角度擁抱着澳門文化，作用於澳門文化，對澳門文化的主流成分起着強化與促進的作用。
  也許可以將澳門文化的考察置諸澳門的另一種文化氛圍——濃郁的天主教文化的觀察之下，得到的結論是，天主教文化雖然已經成爲該地區非常濃重的文化氛圍，但遠未形成減弱甚至消解澳門以中華文化爲主流的「巨系統」效應。在澳門，天主教成員仍以華人爲主。據澳門回歸前夕的統計，澳門天主教教區共有2.3萬人入教，其中華人佔60%，葡人佔35%。正像葡萄牙人爲澳門和東方世界帶來的文化首先是其自身所屬並立體呈現的西方文化、歐洲文化而不是天主教文化一樣，加入天主教的華人在信仰天主教的同時，所承載和體現的依然是他們自身所屬的中華文化。天主教文化無論從範圍還是從強度方面都不可能代表西方文化，宗教文化對於一定區域的非教民社會而言，不會成爲重要的影響資源，不可能成爲影響或減弱主流文化的力量。也就是說，天主教文化在澳門衹能構成一種特色文化，對於處在主流地位的中華文化而言，基本上不能構成消解因素或弱化因素。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