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美嫻年輕漂亮，出生於加拿大，美籍華人，第壹語言為英語，會普通話和粵語，畢業於美國伊利諾大學，多才多藝。她家境殷實，祖父是墨西哥華裔，經營果莊，還建過華僑學校，父親在上海做過律師和建築商。他們家在上海、香港都有房產，她叔父是國民黨廣西省政府民政廳廳長，所以在廣西桂林也有房產。
  黃美嫻對楊廉安的事業幫助很大，對華潤也有很深的影響，曾拿出香港房產做抵押，支持丈夫的事業。
  1938年廣州淪陷以前，聯和行自香港往內地轉運物資還算方便。可廣州淪陷後，路就不好走了，壹開始改經廣西桂林-貴陽-重慶這條路，後來廣西不安全了，又改經越南河內-鎮海關-南寧-貴陽路線，再後來，越南也不能走了，再改緬甸運輸線，經緬甸入雲南-貴州-重慶，即著名的滇緬運輸線。
  可以想象，這工作有多折磨人。每走壹趟都得掉層皮，何況常年來回。我們以其中壹次轉運的物資、人員和路線情況為例，大家感受下其中的難度：
  10輛運輸車，外加大量醫療器材、藥品、無線電零件、電子管、電線、燈泡、廣播器材和發電機等，另有衣物、被服20大箱，同時還帶著20個準備回內地抗日的港澳同胞和愛國華僑。
  走越南線，壹路經海運、陸運、河運，跋山涉水、翻山越嶺，途中，貨物反復裝卸打包，為避免國民黨哨卡找麻煩，類似電訊器材這類戰略物資，還要塞進裝衣物、被子、軍毯和鞋襪等救濟物資的木箱裏。
  做得如此辛苦，儒雅的楊廉安，很難保持老板的派頭，更像個搬運工。
  當時楊廉安和家人的家庭生活也過得壹般，時任上海「八辦」秘書長的劉少文，曾去香港看過楊廉安與聯和行的賬目，他說：「楊廉安的賬目很清楚，家人開銷非常節儉。租的房子很小，三代人擠壹個小單元，沙發兩用，每晚拉開沙發就是床。」
  聯和行這工作，楊廉安壹直幹到1941年12月日軍入侵並占領香港為止。它成為賺錢的公司，並演變成龐大的集團企業，還要等抗戰勝利後的1947年。
  潤澤中華
  1946年8月，楊廉安（此時已改名為楊琳）抵達上海會見周恩來，預備接受組織安排新的工作。他非常期待，也有點忐忑。
  1941年香港淪陷後，他被迫暫停香港聯和行，輾轉廣州、香港、桂林、梧州等地。近5年來，他繼續以聯和行名義做了些生意，雖然在桂林時遭遇日軍查封，損失慘重，但他去面見周恩來時，手裏竟然還積攢著近1000萬元的貨物——當時法幣還未貶值。他經商的奇才，由此可見壹斑。
  剛壹見面，周恩來就伸出雙臂緊緊擁抱了楊廉安，並問候他家人的情況。可剛沒說幾句，他已泣不成聲。
  話說香港淪陷時，他除了幫助「八辦」轉移文化民主人士外，還要負責取出並轉移聯和行的資產。
  可他自己的家人也屬難民，反而顧不上了，全靠他愛人王靜雅挑著兩支籮筐，壹頭裝孩子，壹頭裝生活必需品，再攙著裹小腳的婆婆，壹路顛簸逃至廣東湛江。後來楊在各地奔忙做生意，直到抗戰勝利，楊才重新看見他們。
  更令他痛苦的，是他的哥哥博古，4個月前，與葉挺、王若飛等人乘坐飛機從重慶至延安，途徑山西黑茶山時，飛機失事，不幸遇難。他的老母親並不知曉這個消息，因為自1933年博古從上海轉移至瑞金後，兩母子就沒再相見過了。
  1946年這次布置新任務，對周恩來來說同樣相當沉重。因為國共兩黨和談眼看就要崩裂，全面內戰壹觸即發，到時免不了壹場腥風血雨、生靈塗炭。
  作為黨的領導，他未雨綢繆，需為即將爆發的全面內戰做好萬全的準備，其中包括轉移、安置當時還在南京、上海等地工作、談判的中共組織和人員，找尋新的可合法聯絡的大城市。
  更重要的，他還必須找到新的」生財之道」，為轉移安置人員、為未來的戰爭提供不竭的「燃料」，否則，很難抵擋得住背後占據著財源優勢、且有美國撐腰的國民黨。
  楊廉安這次來上海，接到的新任務，跟過去相比，絲毫沒有更輕松。
  周恩來要求他發揮善於經營貿易的長處，利用身份未暴露的優勢，回香港繼續辦聯和行，打通國內外貿易和物資運輸線，培養對外貿易幹部，順便賺點大錢，同時安排好自上海和南京辦事處轉移至香港的人員，給他們找事做，能教書的教書，能辦報的辦報，隱蔽下來。
  因此楊廉安很快又回到了香港，並將聯和行改為「聯和行進出口公司」。不過此時公司依然只有他、黃美嫻和壹個會計三個人，勢單力孤。
  真正改變這壹局面、讓這家小貿易公司變成大企業的，是楊廉安的幕後大老板、直屬領導錢之光。
  錢之光，出生於1900年，年紀比楊廉安要大，參加革命和入黨的時間更早。當年楊廉安去香港「八辦」工作，即受命於他。
  他也是我黨最早主持貿易、經濟、物資和財源的幹部，長征時負責征糧和後勤保障。他最著名的身份，莫過於」紡織工業的奠基人」，以及建國後首任輕工業部部長。
  其實，錢老還有壹個身份，更加傳奇，即早年中央蘇區對外貿易總局局長。在位期間，他制定外貿規則、培養外貿幹部和籌建外貿機構，成功擊碎了國民黨經濟封鎖陰謀。
  對這事，大家可能比較陌生，但當年老蔣封鎖蘇區食鹽流通，導致食鹽奇缺，相信很多人知曉。
  當時蘇區許多民眾因為缺鹽，無力走路、身體浮腫、發育不良、「少白頭」，鹽比黃金還珍貴，弄得人們只能利用廁所、廚房、墳墓下沉積的土熬制硝鹽（很難去除有毒成分）。
  以錢之光為首的蘇區對外貿易總局，帶領蘇區人民鬥智鬥勇，使盡了各種辦法突破國民黨封鎖、往蘇區帶鹽，電影《閃閃的紅星》潘冬子，將鹽水浸透在棉衣裏，然後帶給遊擊隊，為當年真實場景再現。
  蘇區外貿總局，後被視為「共和國外經貿事業的源頭」，其實也是我黨史上第壹次思想解放、放開手腳搞進出口貿易（主要指蘇區與白區間貿易），因為受左傾思想影響，與白區做生意很容易被扣帽子，而白區商人受制於國民黨封鎖，同樣有顧慮。
  怎麼打破封鎖，利用經濟規律、制定合理公平的制度，發動民眾、私商自主開展貿易，是壹項需要高度思想覺悟的技術活，跟後來的改革開放有壹脈相承之妙。
  這有意思的是，後來錢之光擔任第壹任董事長的華潤，同樣也是以突破經濟封鎖著稱的公司，而且在特殊年代，也擔負著對外貿易部的角色。
  1946年11月，國共談判確定崩了後，我黨陸續撤離南京上海。撤離有三個方向，壹部分人回延安，壹部分去煙臺這類解放區，還有壹部分前往香港和南洋。
  其中撤至香港的人最多，因此還成立了幾個組織負責協調管理。此時的香港，取代上海和南京，成為中共最重要的可公開活動的大城市，同時還承擔著「發展海外經濟關系」的重擔。
  中央指定有在蘇區外貿經驗的錢之光，赴港「發展海外經濟關系」。自1947年2月開始，至他1948年8月正式成行，前前後後中央壹共給他發了六次電報，催促他盡快赴港。
  但錢老並沒有立刻赴港，因為他赴港之前，花了大量精力部署。他的部署如今看來也非常絕：以楊廉安掌控的香港聯和行為基礎，發展香港與內地之間的進出口貿易，將我軍控制的東北、華北地區的農產品，包括大豆、豬鬃、皮毛賣到香港，再從香港采購解放區需要的醫藥、鈔票紙、醫療器材、軍工用鋼材，互通有無，從而可持續的經貿往來。
  但要搞好這件事，並沒有那麼簡單。
  首先辦貿易公司需要大量資金，當時錢之光向中央要了兩萬兩黃金充盈香港聯和行。聯和行因此鳥槍換炮，壹下子成長為大公司。
  另外，既然發展內地與香港的進出口貿易，總要有個內地的協作公司，所以錢老又先去了煙臺（煙臺後來被國民黨占領，所以改為蘇聯控制的大連）成立了壹家對口協作貿易公司，叫中華貿易總公司，並找到當時負責東北局的陳雲解決了農產品貨源問題。
  最難的當屬海運，因為海路基本被國民黨完全掌控和封鎖了，硬來沒戲。錢之光的對策為：先租用兩艘3800噸的蘇聯輪船，阿爾丹號和波爾塔瓦號，然後通過火車將貨物運至朝鮮，再從朝鮮羅津港運抵香港，以避開國民黨盤查。
  所以壹直等至1947年11月，香港和東北間的第壹趟貿易才正式做起來：
  押著1000噸大豆，以及各類中藥材和黃狼皮的阿爾丹號，順利抵達香港，船上的貨物除了黃狼皮（當時做生意沒經驗，香港太濕熱，這玩意沒人要）外，均被香港市民壹掃而光。楊廉安忙得不亦樂乎、大喜過望，到了12月初，滿載各類解放區急缺的醫藥、軍工物資的阿爾丹號又順利北上了。
  這條貿易線打通後，聯和行繁忙起來，僅壹趟貿易後，公司就從3人發展到了20多人的規模。為了適應公司發展，楊廉安在香港皇後大道與德輔道之間的畢打行租下壹間100多平米的辦公室。
  1947年聖誕節那天，整個公司張燈結彩、喜氣洋洋，楊廉安尤其高興，歷經10年打拼，公司終於有了新起色，背靠香港，外加錢之光等領導的重視和支持，公司前途不可限量。
  這壹天，他突然向公司全體員工提出：「應該給公司取個新名字了，因為現在的公司已經不再是他壹個人的，再用他的名字諧音已不合適。」
  最後也是他提議，將「聯和進出口公司」更名為「華潤公司」。
  他解釋：「華」代表中華民族，「潤」取毛潤之名字的中間壹個字，寓意潤澤中華。當時公司所有員工鼓掌壹致贊成。而英文名字則確定為「china resources」，由楊廉安第二任妻子黃美嫻所取。
  自此，華潤公司正式誕生了。
  1948年後，原來在上海的廣大華行，搬到了香港，後與華潤合並。與此同時，其中在港的黨產店鋪貿易行，也都盡數合並到了華潤。
  華潤，因此壹躍而成當時最大的黨產企業，並有了第壹任堅強的領導班子：董事長，錢之光；總經理，楊琳（楊廉安）；副總經理，袁超俊、李應吉，總會計，劉恕。
  結尾
  以上就是華潤誕生的歷史了。
  1952年，機構改革，貿易部壹分為二，變成負責「內貿」的商業部和負責「外貿」的外貿部。與此同時，華潤結束作為「黨產」公司的歷史，核算轉為國有資產公司，劃歸外貿部。
  在上世紀50年代，受制於冷戰、西方資本主義封鎖影響，具有外貿性質的紅色公司非常少，常年在香港做外貿、跟資本主義世界打交道的華潤，幾乎成了「對資貿易」的總代理。
  以豬鬃這類稀缺的戰略物資為例，國內實行統壹采購、統壹出口，再由外貿部出口至國外，但當時外貿部能找到的做出口的唯壹代理公司，也就華潤，因此叫「壹個窗口、統壹對外」。
  華潤占盡天時地利人和，身上的擔子自然更重了，所謂能力越大，責任越大。所以在中國最初與外國進行貿易那會兒，華潤幾乎成了我們國家外貿的規則制定者、秩序維護者、標準制定者，以及外貿人才的教育者。
  比如，怎麼建立商品檢驗標準、建立相應的合同範本、完善報關手續，以及怎樣推動各省市縣鄉領導重視外貿、遵守合同、提高出口商品質量等等。
  以商品規格為例。過去咱們國家出口土紙，但因為土紙未能建立統壹的規格，大小、重量、質量、包裝都不壹樣，種類多達壹千多種，如此壹來，要分差價就很困難，自然出口就不方便。
  再比如桂皮，原定每包60斤，但到了華潤手裏，每包只有59斤-57斤，包裝尺碼反而比原規定大，這要怎麼賣給外國人呢？許多時候，只能先運到香港，華潤再加工壹次才能出口。
  作為外貿唯壹窗口，華潤責無旁貸，必須擔負起外貿教育者的角色。事無巨細，具體而微，壹項壹項手把手地教。
  華潤轉為國有企業後，早期領導幹部也都有了新的安排，其中錢之光調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楊廉安則調回外貿部，任計劃局局長，袁超俊任紡織工業部辦公廳主任，原華潤駐京辦公室主任劉恕調往外貿部，任黨組秘書。
  所以無論從人才輸出還是外貿文化的推廣來看，說華潤為中國外經貿領域的「黃埔軍校」也不過分。
  在建國前後，除了做外貿外，華潤始終承擔著大量賺取利潤以外的政治任務，比如1948年護送在港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籌備新政協，朝鮮戰爭時期突破禁運采購軍用戰略物資，為解放西藏轉運、采購軍用物資，以及平抑上海物價、幫助我黨接管上海等。
  我們挑接管上海這事簡單說下。1948年8月，中央決定將廣大華行合並到華潤，其中壹個原因，即考慮當時急需大量懂大城市和經貿的新幹部接管上海。
  前面說了，上海廣大華行有人叛變，全體黨員陸續撤離到了香港，其中就包括創始人盧緒章。所以中央決定，將撤離至香港的廣大華行合並到華潤，壹部分原廣大華行黨員幹部回內地協助接管上海——上海，內地最重要的經貿中心，接管工作不能出現任何閃失。
  廣大華行合並到華潤後，盧緒章乘著華潤的阿爾丹號貨輪回內地，後來領命成了上海市長陳毅的得力幹部，參與接管工作——即我們開篇講到的故事。其實前後腳的工夫，1949年，錢之光也去了上海。
  接管大城市並不簡單，舊秩序沒了，新秩序還沒建成，投機分子渾水摸魚，囤積居奇，何況還有壹些專門搞破壞的，弄不好經濟秩序大亂。光如何用人民幣替代以前的金圓券，就夠復雜的。
  當時上海流通的金圓券超過40萬億元，新政府從丹陽運來40卡車人民幣，還不夠。因此軍管會迅速啟動印鈔廠印貨幣，當時上海還出現了面額200元的新版人民幣。而變成廢紙的金圓券則堆滿了各大銀行的庫房、營業大廳、走廊、甬道，甚至廁所。
  更麻煩的，是新政權不可能立刻獲得人民群眾信任，所以他們擔心人民幣貶值，因此錢壹到手，就立馬換成黃金、白銀，或換成糧食或其他物資，如此壹來，人民幣貶值，物價上漲，同時還有大量銀元倒賣販子推波助瀾。剛兌換人民幣時，壹塊銀元100元，壹個月不到，已經漲到1100元了，而物價也在不到半個月內跟著漲了2.75倍，其中大米、棉紗分別漲了1.5倍至2倍。
  投機者揚言：「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卻進不了上海！」
  最後新政權采用了市場和行政雙重手法，才順利解決了所有問題，即後來引為傳奇的「銀元之戰」和為穩住物價的「兩白壹黑」（大米、棉花和煤炭）戰爭，華潤在其中發揮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當時盧緒章和錢之光，為了穩住上海物價，利用華潤地處香港方便搞外貿的優勢，制定了壹個龐大的進出口計劃，上海缺什麼，華潤就及時進口什麼，充分保證了上海物資充盈、物價平穩，也讓大量囤積居奇的人虧慘了。
  最後給大家講個小故事。
  1947年4月，袁超俊（華潤副總經理）剛到香港，他的愛人鐘可玉懷孕了。當時他們已經有壹對雙胞胎，因此實在沒精力再多要孩子。更關鍵的，是當時華潤設立了秘密電臺，而這電臺就設在袁超俊家裏，所以沒法請保姆。兩人商量後，用老鄉建議的土方法把孩子打掉了。
  可4個月後，鐘可玉不小心再次懷孕。這次不敢再打胎，否則非常危險，因此只能等孩子出生。但問題依舊：孩子生下來要怎麼帶呢？
  夫妻二人再次商量，最後做出壹個艱難的決定，將孩子送養。袁超俊回憶說：「1948年4月27日，小女兒出生了，是多麼可愛的壹個小女孩啊！我們輪流把她抱在懷裏，親了又親。當湯校長（收養人）來醫院抱她走時，我們與可愛的女兒真是難舍難分……」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