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倫·麥凱恩的小說《無極形》(Apeirogon)，背景是巴以衝突。故事的敘述方式新穎獨特，有突破性，作者本來寄予厚望。這位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也被全世界各地邀請去宣講，結果一場疫情，使得所有這些發佈會都被取消，書沒有預想的爆紅。此書的改編權被大導演斯皮爾伯格買去，卻至今沒有動靜。不知這些導演買改編權，是不是和房產商買地皮一樣，是要捂著圖增值的。有時候行情不好，捂著捂著就給捂死了。
  但這次巴以重新發生戰爭，又讓人關注起這部圖書來。
  麥凱恩的小說多將虛構和非虛構相結合，虛實結合療效好。他有時候是用一個真實歷史時間和人物為主線，上面的珠子是虛構的。有時候珠子是真的，主線是虛構的，有時候主線和珠子都是真的，珠子的色澤是虛構的。他一會兒實一會兒虛，玩的就是一個心跳。
  在小說《無極形》中，以色列女孩斯瑪達爾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自殺炸彈炸死。巴勒斯坦女孩阿比爾，則被一個十八歲的以色列士兵的橡皮子彈砸中後腦勺死亡。這兩件事相距十年，都是真的。阿比爾的父親巴薩姆，是法塔赫的戰士，因用手榴彈襲擊以色列，在以色列監獄蹲了多年。斯瑪達爾的父親拉米，是一位以色列平面設計師。這兩個以不同方式失去了女兒的父親，最終走到了一起，通過「失子父母圈」組織，開始講故事，宣講和平和對話，並以故事作為療傷的手段。魔幻的是，小說出版前後，兩個女孩的父親還和作者一起，做了些線上的活動。還沒有幾部小說的人物走出畫面，和作者攜手宣講的。這種造型想起來都有點科幻，有點《時空畫師》了。
  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之後，兩個主人公都表示自己備受打擊。事態的發展，和他們追求和平的願景，顯然背道而馳。小說中，麥凱恩貌似更多地是同情巴勒斯坦，反對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霸淩行為。《以色列時報》（The Times of Israel)作者納福塔裏·摩西（Naftali Moses)撰文稱，麥凱恩表面上看是寫了一個阿拉伯人和一個以色列人，但是巧妙地表達了對以色列的反感。作者給麥凱恩扣上了「反猶」的帽子。他很快又把這種反猶的指責，歸結為「猶太原罪論」，那就是猶太人是殺死耶穌的兇手——這是希特勒當年對猶太人的指責。但二戰已經結束多年，除了臭名昭著的3K黨，很少有人敢公開表達對以色列、對美國以色列政策的不滿，否則的話，反猶的帽子，會穩穩地扣到你頭上。這種輿論傾向，顯然也是很可怕的。
  在哈馬斯發動殘酷攻擊和綁架後，世界輿論譴責哈馬斯居多，但漸漸地，當以色列從「正當防衛」走向「防衛過當」，把幾百萬巴勒斯坦人趕得無路可走，形成空前人道災難時，輿論又悄悄反轉。針對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反擊，美國各地爆發抗議。不要說是學生活動積極的東北方學校和加州伯克利這種地方，就在我家附近，一向不怎麼管窗外事的德克薩斯大學，氣氛都很緊張：同情巴勒斯坦的學生發傳單宣傳加沙面臨的「種族滅絕」和「封鎖」時，與其他學生發生激烈爭吵，後來劍拔弩張，員警都出動了。哈佛大學有多個學生群體表達對以色列行為的不滿，被多個猶太背景的雇主人肉，說是要永遠禁止聘用。「反猶」的大帽子這麼可怕，為什麼麥凱恩還要去寫巴以衝突？作家當然是有情懷的，沒情懷的還當什麼作家。他們自然是希望化劍為犁，以筆墨而非刀槍來解決問題。
  書中的拉米曾經參與過中東戰爭，但後來成為和平主義者，尤其是女兒死後。他的妻子是內塔尼亞胡的同學，在女兒死後，內塔尼亞胡要來探望，被她斷然拒絕。記者來採訪時，她說：「殺人不是人彈的過錯。人彈也是受害者。以色列是有罪的。手上沾滿了血。她對這些並不免疫，每個人都是同謀。壓迫。暴政。狂妄自大。」以色列國防部寄給夫妻倆的玻璃碗，上面刻有死去的女兒的名字，夫妻二人一點都不給內塔尼亞胡面子，覺得這不是什麼「哀榮」，而是把碗錘碎，「寫了張條子，寄給內塔尼亞胡：親愛的比比（編者注：內塔尼亞胡的昵稱），東西壞了。」
  而處在對話另一方的巴薩姆，也同樣走出了過去的思維。他費盡力氣，跑到英國留學，學習的是猶太大屠殺的歷史。這以後，他也成了和平主義者。走出這一步也很不容易。他的女兒被橡皮子彈砸中腦袋後，本可以救下來。可惜運到醫院途中，由於崗哨的排隊和漫長的等待，阿比爾錯過了搶救的時機。
  巴以衝突，沉澱了幾千年的冤冤相報，是壓迫、反抗、反攻的死迴圈。麥凱恩也不能說是偏袒巴勒斯坦。他也在琢磨這個地方到底怎麼回事。他有對於人類殘忍的整體思考，這種殘忍不只是對人類相互之間，也包括對自然界。書中寫到密特朗死前吃的圃鹀大餐：「這小鳥兒會被喂上兩個星期，撐到快要爆掉。然後，廚師拎起它們的腳，將其浸入一大桶純裝雅文邑白蘭地，從頭開始浸泡，讓其活活淹死。接下來，大廚將它們去毛，撒上鹽和胡椒粉，並用它們自己的脂肪將其煮上七分鐘，最後將它們放入剛加熱的白色燜罐裏。」最後密特朗用頭巾蓋住頭，把小鳥嚼碎，骨頭被嚼得脆響。看完這樣的描述，你還對「法國大餐」那麼推崇備至麼？為什麼要寫密特朗吃鳥，書中後來寫道：「弗朗索瓦·密特朗任職期間，法國出售了數千枚米蘭導彈給敘利亞，它們隨後進入黑市，被真主党遊擊隊買走。」這種對鳥的殘忍，毫不費勁地平移到人的身上。歸根到底，人類的身上有一種可怕的幽暗。
  書中不斷寫鳥兒。「戴勝、畫眉、捕蠅鳥、囀鳥、杜鵑、八哥、鳴鳥、伯勞鳥、磯鷂、北方鵖、千鳥、太陽鳥、雨燕、麻雀、歐夜鷹、貓頭鷹、海鷗、鷹、雕、鳶、鶴、鷲、磯鷂、鵜鶘、火烈鳥、鸛、白斑黑石鵖、歐亞兀鷲、藍胸佛法僧、阿拉伯鶇鶥、食蜂鳥、斑鳩、白喉、黃鹡鸰、黑頂鶯、紅喉鷚、小葦鳽。」為什麼？鳥兒是可以遷徙的，是自由的。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則相互交織，出入困難。「A區由多個巴勒斯坦安全部隊巡邏，但以色列軍隊任何時候都可長驅直入。B區屬巴勒斯坦民事管轄，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安全當局的員警配合下，控制其安全。巴勒斯坦安全部隊只能在以色列的允許下行動。……此外，西岸希伯倫市的H1和H2區，80％由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管理，20％由以色列控制，包括僅向以色列人和持有國際護照的區域開放的所謂無菌街道。」
  從地圖上看，這種片區錯綜複雜，看上去像是使用不當、過於碎片化的硬碟。大大小小的崗哨和高牆，使得加沙地帶成了露天監獄。又像是常年被封控，路口總有荷槍實彈的士兵阻擋，難以出去尋找謀生的機會。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平時婆媳兄弟在一起，都對付不了，何況雙方新仇舊恨不斷？以色列人還在鏟平他們的住房，開槍打他們的水箱，打斷扔石頭的小孩的骨頭。
  現在的社會輿論是非黑即白的，很多親朋好友因為挺以還是挺巴而發生衝突，其實有無考慮過其實這些分區，使得雙方糾纏在一起了。分成那麼多片區，設置崗哨，採取不同管理方式，看上去很智能，但是人類的大腦處理不了這樣的複雜。過去印度，也是兩個教派爭得不可開交，印巴分治後反而好了一些。
  我挺佩服麥凱恩的道德勇氣，敢去寫這麼複雜的題材，敢去直面人類最棘手的衝突。倉頡造字，鬼神夜哭。文字闖禍的事可真不少：拉什迪被伊朗判死刑，最近被刺瞎了一只眼睛。寫巴以衝突吧，又容易被扣上反猶的帽子。
  對巴以衝突這麼複雜的問題，從政治、宗教、地緣等宏觀角度的論述，現在多如牛毛。可是別忘了，作為當事人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這都不只是國事，而是家事，是身邊事。衝突是具體的而非抽象的，是一個人的孩子被炸死，一個人的孩子被衛兵打死。這種個體的事，家庭的事，糾纏在一起，又涉及歷史、文化、戰爭的其他背景，用一條線兩條線寫很難。麥凱恩於是寫出了1001個長短章，如同《一千零一夜》，又如同日記和拼圖，使得不同主題和多頭敘事相互呼應與襯托。看上去是炫技，實際上是對這種複雜局面進行文學處理的不得已而為之。這麼寫，也讓我們讀者從多個維度，去深刻瞭解巴以問題的複雜性。
  可是小說往往是描述問題，答案在哪里？麥凱恩屢次提起「極端同理心」這個說法，希望衝突雙方去理解對方的想法和故事。他認為對話才能解決問題。在小說一開始，以色列人拉米騎的摩托車左前方有個貼紙，上書：「如果我們不開始對話，這一切不會結束。」所以這兩個苦難的父親攜手去各地苦口婆心地宣講和平。那麼麥凱恩宣導的這種對話，能否真的解決問題，還是這只是文學家的癡心妄想，婦人之仁？我不知道答案在哪里。您說呢？
  （方柏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