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門半島漫步，大三巴總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無疑，它已經成為澳門的標誌，但熱衷留影的遊客很少會想，為什麼一座被燒毀只剩下如牌樓一般的教堂代表著澳門？
  燒毀前的聖保祿教堂建在一座小丘上，在附近低矮的建築面前確實相當恢弘，據稱僅大三巴牆面就花費超過3萬兩白銀，代表著天主教在遠東的實力。仔細觀看，大三巴正面精美複雜的石雕中，同時交織著東西方文化的元素。既有耶穌、聖徒、聖母和天使等西方傳統雕像，也有牡丹、龍等中國傳統紋飾，甚至因施工者是來自日本的工匠，還使用了大和民族偏愛的菊花圖案。牆體用了嶺南的傳統民居方式——夯土蠔殼牆，一種由粘土、稻草、河沙、碎牡蠣殼和碎石組成的混合物。而且中世紀起，教堂大多面西而建，聖保祿教堂卻放棄了這一傳統，面南而建，以適應中國的風水學說。但如果透過這些表面因素，從文化比較的角度去看，大三巴背後的中西文化交融才更為有趣。
  協商文化下的澳門
  2023年12月，帶著少年時代的疑問，再次踏上澳門，比較完整地走了一遍歷史城區，也不禁回想起24年前，我曾經作為數千名首都中學生中的一員，為歡迎澳門回歸在天安門廣場表演集體舞。
  幸運的是，對於我這個心存疑問的過客，位於澳門半島的歷史城區早在18年前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這片東西方風格交融的建築群留住了澳門過往數百年的時空，作為解答的一部分，文化間的協商共融是澳門的生存之道，或許也是寶貴的澳門經驗。
  劃為世界遺產的澳門歷史城區，分為中西部和東部兩個較為獨立的部分。中西部可算是核心區，教堂、寺廟、官貴大宅、葡萄牙人的治理機構都在這裏，記錄著從1557年開埠到1586年葡印總督批准澳門享有自治權的早期歷史，而東邊的東望洋炮臺則是澳門自治後修建的防禦系統。望廈山、松山、媽閣山呈三角形將歷史城區環繞，也在地理上成為澳門半島原始土地的永久界標，地圖上剩下的區域基本都是填海造陸的土地。
  澳門最經典的漫步路線從最西部的媽閣廟開始，這裏是16世紀當地漁民祈求出海平安的宗教場所，整座寺廟完全是嶺南風格，看不到絲毫西方的影響。雖然媽閣廟建造的時間尚有爭議，但學者們基本上都認為是葡萄牙人定居前所建。然後沿著崎嶇又跌宕起伏的小路往東北方向走，就能抵達葡萄牙人定居後最早修建的天主教堂，分別供奉聖老楞佐（St Lawrence）和聖若瑟（St Joseph），前者是天主教文化中的海上「主保」，後者是耶穌的養父，聖母瑪利亞的「淨配」，也是勞工的「主保」——想讓當地人接受「異教」，功能上當然要實用才行。
  宗教先行是西方勢力在澳門落腳的特點之一。達伽馬完成東方航行九年後，狂熱的天主教徒、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下令要弄清中國人的情況，他支持航海的理由是傳教第一，生意第二。中國人最熟悉的傳教士利瑪竇和葡萄牙教廷同屬耶穌會，也大約是同期抵達澳門，面對基督教歷史上兩次東傳失敗，利瑪竇總結出了「利瑪竇規矩」，開始以中國人的文化視角思考信仰問題。於是利瑪竇脫下傳教士的僧袍改穿儒服，頭戴儒生的四方巾，行秀才禮節，以儒生的形象與人交往。從傳教的角度而言，基督教已經意識到面對這個文化獨特而深厚，體量又極為龐大的東方帝國，將西方信仰體系拿過來生搬硬套是不行的。玫瑰聖母堂裏有一座聖母懷抱聖子的雕像，卻是完全的中國模樣，聖母形似觀音菩薩，懷中的嬰兒好像從哪張年畫中蹦出來的小孩，「聖母像」成了「送子觀音」，實乃有意為之。
  另一批抵達澳門的是被利益驅動的商人。澳門史學者吳志良在《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一書中認為，葡萄牙人定居澳門後開始形成行政組織進行自我管理，沒有受到葡屬印度總督的任何指示，可被稱為「東方第一個商人共和政體」。1590年，居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人選出了一名駐地首領、一名法官和4位較具威望的商人來組織管理社區事務，成為日後議事會的雛形。如今議事亭也是澳門歷史建築群之一。從媽閣廟一路向東北走，本地原生信仰、舶來的基督教、自治所需的市政機構和防禦工事一一鋪陳展開，似走入歷史長河。
  由於沒有政府背景，葡萄牙商人為了便於生意，第一要務是和當地搞好關係，況且他們已認清，「若中國當局有指令，我們根本不能以物理抗拒執行，因為城中有兩萬兩千名華人，所有基督徒連老弱病殘和黑人、白人全部算上也不足六千之數，且甚為虛弱，皇帝只須隨意派出那麼多中國人，每人往河裏扔一只鞋，便足以堵塞媽閣港口」。
  當時西方正在通過海上貿易通道打通全球連接，明朝雖奉閉關鎖國為國策，但畢竟擋不住全球化的大趨勢，東南沿海一帶尤其難管。況且由於明代政府末期中央財政吃緊，地方政府壓力驟增，廣東當局同樣面臨財政困難的窘境，而私下的對外貿易利潤十分可觀，貿易禁令自然難以執行。由於當時仍然秉持「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祖訓，加上葡萄牙生意人確實有些品行惡劣之徒，廣東當局在權衡利弊之後，還是默許葡萄牙人在遠離廣東省城的澳門定居貿易，政府從中抽傭充實財政，還能「以夷制夷」，憑藉葡萄牙人的力量防範海盜，可謂一石二鳥。不過，時任兩廣提督的吳桂芳還是撥鉅款加固了廣州城牆，對葡萄牙人加以防範。
  葡萄牙人接受了這套規則，採用了一種折中的「雙重效忠」形式，同時「效忠」葡萄牙國王和中國政府。這種出於務實的妥協為葡萄牙人換得了真金白銀的利益。他們利用澳門的特殊地位，與正跟中國開戰、被禁止對華貿易的日本人大做中日貨物生意。據統計，1580-1599年間，葡船每年自日本長崎運往澳門的白銀高達40萬至80萬兩；1599-1637年38年間，葡船自長崎輸出的白銀更是達到5800萬兩。這些白銀大部分被轉運進中國，用來購買絲綢及其他商品。有人估計，葡萄牙人每年在廣州購貨，至少花費100萬兩以上。此外，在澳門居住的葡萄牙人每天的日用消費也是一筆不小的生意。
  這種「雙重效忠」的形式一直持續到了鴉片戰爭時期，葡萄牙人看到了清政府的虛弱無能，開始加強對澳門的侵佔，於1846年重新頒佈了稅收制度，並把管轄權擴展到華人居住區。1887年不平等條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簽訂後，葡萄牙得到澳門的管治權，其中關鍵條款「中國允准葡國永駐管理澳門及屬澳之地，與葡治理他處無異」，給中國領土主權和國家尊嚴帶來了嚴重損害。但是因為「條約」中並沒有厘清澳門邊界，經時值主管澳門的廣東巡撫吳大澂努力抗爭，澳門邊界「俟兩國派員妥為會訂界址，再行特立專約」，這就讓澳門實質上仍處於租借狀態。
  相較之下，香港則在多個不平等條約下分階段明確「割讓」給英國，「割讓」前的香港雖被英國覬覦多時，但一直明確為中國領土，奉行傳統的生活方式，直到被英國武力奪取並統治。而且，宗教改革、工業革命、現代西方政治哲學思潮，讓英國無論在硬實力還是軟實力上都遠勝葡萄牙，茨威格在《巴西：未來之國》中，也間接寫明了英國和葡西兩國分別發現並殖民北美、南美洲大陸，造成的截然不同的歷史結果。
  進入20世紀，葡萄牙本國混亂的內政也波及了澳門，導致澳門發展受限，經濟上也高度依賴中國內地，雖然與內地的關係也多有波折，但總體上出於現實原因，維持著一種與中國政府較為密切的關係。改革開放後，葡萄牙也是最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建交的國家之一，在中葡聯合公報中，雙方對澳門的定義是「葡管中國領土」。
  和幾乎所有的歷史問題一樣，還原到當時那一刻，總能看到在各種可能的岔路中，最後必然會做出的選擇，以及選擇所造成的結果。澳門之所以是澳門，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歷史必然。
  歷史遺產與文化記憶
  在葡萄牙人與澳門長達四個半世紀的糾葛中，留下了兩個影響至今的遺產，一個是博彩業，至今仍是澳門的支柱產業，另一個則並不是那麼顯性——對歷史遺產的保護。澳門歷史城區成功申遺與當地的歷史遺產資源、葡萄牙的文保意識，以及旅遊成為澳門支柱產業等多種因素相關，而這些遺存又保留下中西文化協商共融的歷史記憶。
  早在1905年，澳門當局就已開始對老建築登記造冊，雖是由城市土地測繪委員會發起，但記錄的形式與建築遺產登記十分相似。1953年，剛經歷過二戰的世界各國亟須文化重塑，歐洲掀起了一股文物保護的熱潮，葡澳當局受葡萄牙本土影響，專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梳理時存的建築文物。到1970年代，澳門已經意識到文物保護可以推動旅遊業發展，相比香港將製造和金融定義為經濟支柱產業，博彩和旅遊則成為澳門根據稟賦限制所選擇的重點發展領域。1976年，葡澳當局通過了對歷史遺產的立法，8年後，澳門大部分歷史建築都列入了保護名單，不得毀壞和拆除。客觀上，豐厚的賭稅也讓澳門政府有能力承擔大量文物保護的費用，歷史建築被精心復原，並配有服務人員，且全部免費開放。
  在尋訪古建的過程中，讓人印象最深的是古建保護背後的協商文化。這種協商不僅是字面意義的——政府和教會、企業、民間多方就文物的歸屬、修復、使用共同商議，拿出一個能讓多方受益的解決方案。還包括在修復過程中，能兼顧呈現不同時期的歷史風貌，甚至是化解中西方文化觀的矛盾。
  文化人類學學者Marta Wieczorek在論文《遺跡：澳門的協商文化》中分析了東西方對待遺跡的不同態度：中國人歷來重視完整和平衡，廢墟不僅違背了完整性原則，而且代表了一種混亂和衰敗，西方人則對廢墟有一種浪漫化的狂熱迷戀。他還引用了著名藝術史專家巫鴻的專著《廢墟的故事》，巫鴻認為，縱觀二十世紀以前的中國建築，他沒有見到任何有意保留建築物不完整或破壞特徵的例子，而西方人心中存在一種「完美的廢墟」，具有宏偉的外貌以顯示昔日的輝煌，但同時也要經歷足夠的殘損以表明輝煌已逝，同時彰顯歷史的不朽與榮耀的曇花一現，喚起一種烏托邦式的雄心壯志和憂鬱傷感。可以聯想一下圓明園大水法遺跡，還有羅馬城中心龐大的廢墟遺址，前者作為國恥的證據，後者卻是往昔輝煌的象徵。
  大三巴正是將這兩種相互矛盾的觀點近乎不可能地協調起來。中國人沒有執意重建聖保祿教堂，允許這面殘壁作為澳門的標誌，但又不把大三巴稱為「遺址」，而是稱其為「牌坊」，一座完整的中國式「大門」，在語義上讓這座廢墟不再與破壞和衰敗相關聯。
  澳門古建修復的代表是鄭家大屋，維新思想家鄭觀應的這座祖宅共有大小廳房六十多間，在土地稀缺的澳門絕對算得上豪宅，前後用了8年修復。有當事人回憶，最初也有請內地的建築公司負責修復，他們認為兩年之內必可完成，不過這種方案最終沒有被採納。修復的主要參與者張鵲橋在《澳門文物建築活化的故事》中寫到，古建保護應秉持真實性、可逆性和可辨別性，這三個原則在鄭家大屋的修復中都有充分體現。缺字的對聯並沒有憑猜測補齊，最終用留白處理，此為真實性；缺乏證據但又不得不修復的結構，要做到代替物必須留有可被拆除改正的餘地，此為可逆性；而這些替代物又要能被一眼識別，比如後加的六角形外窗框，選用銅和玻璃製成，不會與傳統木質窗框混淆，此為可識別性。在不斷商榷和協調中，鄭家大屋成為古建復原的經典案例。
  對昔日澳門最大的當鋪德成按的修復保護，是政府與私人業主協商的成功案例。當鋪在現代生活中已經非常少見，走進德成按之前，我從來不知道傳統當鋪設計藏著那麼多講究。高高在上的櫃檯是為了對典當者形成心理優勢，便於壓價；後臺有桌椅供寫當票的職員使用，當票上鬼畫符似的文字極難辨認，卻是為了防偽之用；當鋪後方的貨樓高20多米，堅固如碉樓，石牆內藏有鋼筋；屋頂為平屋頂，方便貨物晾曬……德成按上世紀90年代停業後歸私人所有，業主本想改為商業建築，只保留外觀，內部全部整改。經過充分協商，澳門文化局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由政府出資修復建築，當鋪空間包括貨樓交予文化局開設典當博物館，其他空間可由業主自行招商。這一提案最終獲得業主的同意，德成按作為傳統當鋪的標本被保留下來。
  聖保祿聖保祿聖保祿而歷史城區周圍的緩衝區，代表著一種遺產和生活的「協商」。根據《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遺產周邊應設置緩衝區以保留遺產的「社會完整性基礎」。但緩衝區在各個國家地區被執行得差距很大，畢竟會影響周邊很多人的生活，甚至阻礙城市更新。澳門歷史城區及周圍的緩衝區，面積占到澳門半島的13%，與城市關係極為密切，但特區政府對遺產是否符合世遺組織的要求非常重視。東望洋斜街的一座高層建築，因違反了緩衝區限高要求，影響了東望洋燈塔的景觀視線，被停工擱置十餘年。這種嚴格遵守公約的作風雖然令澳門老城發展緩慢，甚至造成一些建築破敗不堪卻難以修繕，但畢竟在全球化資本的衝擊下，為當地傳統的生活方式留下一片喘息之地。
  熟悉香港的話可能更有感觸，在昔日房地產泡沫和疫情的雙重衝擊下，香港一些老店相繼倒閉，很多都是經營了幾十甚至上百年的營生。而在澳門半島的老城區，仍能吃到老字型大小裏物美價廉的傳統小吃，華生行的龜苓膏、仝羽茶居的豬肝燒麥、新永寶的澳門火鍋，都是每次去澳門要光顧的地方。
  這些店面通常極為陳舊，物什陳設甚至不如內地的淘汰貨——纏滿膠布的櫃檯，隔板被壓彎的冷櫃，開裂且粗笨的白色餐具，落滿塵灰的日光燈，不一而足，但食客絡繹不絕，當地人更是占了多數。牆上的價目表被熏得焦黃，證明著極為穩定的物價，正在發生的世界性通脹似與此地無關，被消解在似乎永恆不變的空間中。而這些空間正是澳門人理解家鄉的一部分，被凝固的歷史和時間讓他們天然就理解這裏的多元、溝通、協商、妥協。以及一直未變的中華之根。
  （陳晞／文）